黑夜中高呼的黑塞：我們的靈魂有權進行抗拒！

赫爾曼·黑塞是浪漫的、孤獨的、抒情的……，但是，他也有站立在大地上面向現實的一面，更有憤怒與抗拒的一面。這是一個容易被忽視的黑塞，一個在黑夜時分中向我們發出呼喚的黑塞，也是在我們的閱讀史上應該重新認識的黑塞。

紀念

報紙原文：《「我們的靈魂有權進行抗拒」》

作者：廣州美術學院教授 李公明

赫爾曼·黑塞是浪漫的、孤獨的、抒情的……，尤其是「德國浪漫派的最後一位騎士」這頂桂冠使他顯得憂鬱和飄逸。但是，赫爾曼·黑塞也有站立在大地上面向現實的一面，更有憤怒與抗拒的一面。這是一個容易被忽視的黑塞，一個在黑夜時分中向我們發出呼喚的黑塞，也是在我們的閱讀史上應該重新認識的黑塞，更是在今天、在我們獻給他的紀念文字應該彰顯的作家與知識分子——赫爾曼·黑塞。

什麼才是「青年的故事」

我最早接觸黑塞是在1990年初春，讀他的《夢系青春：青年辛克萊尋找「夏娃」的故事》（王衛新譯，同濟大學出版社，1989年12月），那種感覺彷彿是在大雨滂沱之後從空曠寂寥的廣場上回到書齋。原書《德米安》（副標題：「一個青年的故事」，中譯名《夢系青春》）在1919年出版，兩年內重版16次，到第17版才署上作者的真實姓名：Hermann Hesse（赫爾曼·黑塞）。托馬斯·曼認為應該「將之理解為整整一代年輕人的故事」。什麼才是「青年的故事」？不是每個青年都有「故事」，就如黑塞所說，「今天很少人懂得什麼是人」，除非他有過按照內心愿望去生活的渴望，體驗過豐富、微妙的內心世界如何受外界壓制、被生活磨蝕的心路歷程，而且最後終於明白，「每個人的生活都是一條通向自身的道路」——除去這些，沒有人有過「青年」，更無所謂什麼「故事」。因此《夢系青春》與其說是小說，倒不如說是一部真正的青春啟示錄。當然，它絕對不是時下勵志讀物、心靈雞湯中的那種廉價的青春抒情。黑塞寫這部小說時已經42歲，他真的是「夢系青春」，但他是「以令人恐懼的精確性」探觸青春時代深鎖著的內心生活。

有一個容易被忽視的問題是，黑塞寫作該書的時候正處於精神的苦悶狀態。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黑塞站在反戰的立場上積极參加和平運動。德國政府與許多御用報刊誣衊他「叛國」；妻子與他感情破裂，夫婦分居，所有這些都使黑塞在精神上大受打擊。如果說「夢系青春」是對青春成長的回溯和對內心精神生活的剖析的話，其中未始沒有一種精神療傷的意味。「我常常滿懷希望，常常又瀕於絕望，我在混亂的對面又重新找到了自然和純潔。每一個覺醒的人，真正覺醒了的人都要一次或多次穿過荒野走這條狹窄的小路……。」（黑塞《我的傳略》，初次發表於1945 年，見《黑塞小說散文選》，張佩芬譯，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這就是孕育著他的「夢系青春」的精神氛圍。另外，在德米安的精神成長曆程中，同樣不可忽視的是他與壓制性的外部環境的抗爭。黑塞對此有過非常深刻的論述：「《德米安》表現的恰恰是為了正在形成的人格而鬥爭的那一面，而這對教育者們來說是最不舒服的……到處都存在那種把人變得千篇一律並儘可能割掉個性的努力。我們的靈魂有權進行抗拒，由此便產生了德米安的經歷。這些經歷採取任何一種不同形式，但其內容卻總是相同的。凡是覺得認真的人，都能夠克服那些形式，如果他堅強，那麼他就能從辛克萊變成德米安。」（引自關於《德米安》的書信，見弗克爾·米歇爾斯編《黑塞畫傳》，153頁，李士勛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下引自該書的書信、回應等資料見同此書，不再加註）「這本書強調自我意識的過程，即個性的形成，沒有它就不存在更高一級的生命。在這個過程中，在僅僅涉及不忠實於自己的地方，本來只有一個大敵：就是習俗、惰性、市民習氣。寧可和各種妖魔鬼怪廝打，也不接受失敗的習俗之神。」（引自1922年2月2日致弗萊德里克·馮·伊登的一封信）由此想到，真正的「成長小說」絕不是網紅們販賣的心靈雞湯；真正的「青春見證」不可能脫離「政治見證」，就如奧地利小說家羅伯特·謝塔勒《讀報紙的人》的主人公弗蘭茨的青春故事：他的青春覺醒同時也是政治覺醒，他的青春反抗本身也是政治反抗。

對德國形象與命運有深刻而清醒的認識

黑塞不僅僅是作家和詩人，同時也是關心現實的公共知識分子。在1914一1919年期間，他《在蘇黎世報》上發表大量政治文章，「除了卡爾·克勞斯、亨利希·曼和施泰凡·茨威格之外，早在1914 年黑塞就屬於少數正在消失的、不參加普遍的戰爭恐懼病大合唱的德國知識分子。『啊，朋友們，不要這些聲音！』（1914年1月3日）是黑塞在戰爭年代發表的警告呼喊中的第一篇。」（《黑塞畫傳》，142頁）「啊，朋友們，不要這些聲音！」——這是多麼敏銳和多麼決絕的聲音！正是因為聽到他的呼喚，羅曼·羅蘭第一次給黑塞寫信說：「我要衷心地握住您的手。很久以來，我就想這樣做了……我們不能阻止國家的發狂；我甚至擔心，那種瘋狂可能會變得更可怕；人民不能說話，他們幾乎不能思想（既不允許他們有時間思想，也不允許有這種可能）。我們大家，我們必須更好地站在一起，拒絕那令人厭惡的禽獸般的瘋狂，我們的任務，就是為了未來保護歐洲精神更高度的統一。」（1915年2月26日羅曼·羅蘭致黑塞的第一封信）從歐洲知識分子的精神交往史的角度看，這封信也是很有意義的。它反映出當時歐洲知識分子在追求共同價值觀念和探討現實政治方面的跨國交流與靈魂碰撞，是一種有普遍性意義的精神現象，也被稱之為「歐洲知識分子共和國」。

他把呼籲和平、反對戰爭看作是自己的責任，而且為之付出持續近十年的努力。1930年3月黑塞在致威廉·舒森的一封信中說，「對戰爭、對人類的粗野、血腥的愚蠢行為尤其是對宣揚戰爭的『神職人員』的抗議持續了近十年之久，對我來說，這是一種責任和苦澀的必要性。」這種責任感源於黑塞對德國的形象與命運有深刻而清醒的認識。1915年8月黑塞寫信給丹麥作家斯文·朗格，在信里他寫道：「我覺得在文學上適應戰爭是不會成功的，我希望德國能在世界上不僅僅以武器，而首先以和平的藝術並以使超國界的人道主義成為現實給人留下深刻印象。」他希望德國首先是以和平與超越國界的人道主義出現在世人面前，而不僅僅是以武力的形象，應該說這與此時已經萌動的「威爾遜主義」中的和平理想與人道原則不謀而合。

但是，不久黑塞就已經認識到，僅僅用出版物、用和平主義的宣言、集會和小冊子對戰爭表示抗議，成不了大事。在題為「和平主義者」的文章中，他呼籲反戰者在基層給予幫助，投入為戰爭受害者的服務中去。從1915年8月起，他應徵參加了照顧戰俘的工作，為戰俘們編輯出版兩份雜誌，並建立了一個「德國戰俘圖書中心」，從1916年到1919年，為50 多萬被拘留的戰俘編輯出版了面向未來的小冊子，供他們閱讀。通過在報紙雜誌上呼籲捐贈，他成功地為戰俘們籌集了大部分資金。（《黑塞畫傳》，146頁）他不僅發出聲音，而且積極地投入行動，這不是一般怯於行動的浪漫文人所容易做到的。未知當時黑塞是否與「自由德意志青年運動」有實際關係，但是這一源自浪漫主義的精神運動的口號是「內在真實、外表純潔」，與黑塞從小就深受感染的浪漫主義思想無疑是很合拍的。當然，在一戰之後這個青年運動日益激進化，黑塞並沒有隨波逐流地改變自己，他仍然是執著地在通向內心的小路上徘徊思考，小說《德米安》就是最好的見證。

一戰期間，黑塞為他發出的和平聲音與人道主義行動付出了代價。首先，他被德國政府和他們掌控的輿論污名化。「《萊比錫最新消息》通過一篇文章，於1915年9月觸發了一場反對黑塞的新聞政治運動，大批民族主義報刊齊聲附和。」媒體稱他是「叛徒」，在德國有二十家報紙轉載了那篇討伐他的文章，而他的所有朋友中（其中不少人和報界有關係）只有兩個人敢於為他說話；有些老朋友甚至對他說今後再也不受他的墮落論調欺騙。（黑塞《我的傳略》）其次是被媒體封殺，「自從我聖誕節送給《新蘇黎世報》最後一篇關於和平的文章之後，我寫的一切政治性的東西都被禁止了，因為我受戰爭部監督。」（引自致J.W.米隆的一封信，未註明日期）還有就是個人生活隱私被監控，「我被偷聽、被監視、被偵探，有時候被懷疑是敵人，有時候被看作中立者，有時候又被看成同胞，而我自己卻全然不覺。」（黑塞《我的傳略》）這些都是深深地困擾著他的政治壓迫，但是他沒有因此而改變自己。

在政治理想與意識形態之間作出區分

接下來，在三十年代納粹興起和迫害猶太人的時候，雖然黑塞住在瑞士，但他並非自求平安無事的隱士，而是在精神上和行動上也投入了反抗。在三十年代前後，黑塞關注德國納粹力量的興起和斯大林的蘇聯政治情況，對於現實政治和意識形態的思考繼續推動他走進時代風雲之中。「鑒於國家社會主義的影響日益增強，黑塞從二十年代起也越來越注意意識形態的選擇、馬克思主義和它在俄國現實政治的實現。他像研究托洛茨基的回憶錄那樣研究馬克思與巴枯寧之間的緊張關係。」（《黑塞畫傳》，245頁）在這期間，尤為值得注意的是他對共產主義的思考和他所堅持的真實立場。「我又發現，為了正義的緣故，我的立場與共產主義多麼接近。如果共產主義沒有火槍和大炮能夠變成現實，那我可能會樂意參與。」（1931年11月23日致妻子尼儂的信）

他甚至很具體、清晰地表述了他對共產主義的認識和評價，值得抄錄在這裡：「1.我衷心地贊成共產主義，因為被壓迫者——從來不是壓迫者——總是得到我的愛，在每一次訴訟中，我的同情都在被告一邊，從來不在法官一邊。今天這也是理所當然的嗎？2.我清醒地相信共產主義，這就是說，我堅信，資本主義的經濟形式和社會秩序已經過時並已病入膏肓，離滅亡已經不遠了。我不做任何支持它的事情。可惜在許多國家，也包括在德國，白色恐怖的浪潮在滾滾向前推進。3.然而，如果說我本人不是積極的共產黨人，那麼，這有三個原因。第一，對我來說也是決定性的，即我本人沒有能力站進一個黨的行列里，完全肯定其綱領……」（引自《致一個共產黨人的信》草稿，1931年，《黑塞畫傳》，245頁）。這三點思考很有時代特徵。1930年代左翼思潮在歐洲風起雲湧，許多知識分子面對資本主義的危機和殘酷的現實，轉向對貧困階級的同情與對資產階級的批判，黑塞的這些表白內心價值立場的言說正是這種知識分子思潮的真實反映。

但是，黑塞沒有從思想上的思考進入到現實黨派政治的鬥爭中，因為他很清醒：沒有能力站在黨的行列里，更深刻的說法是「我們對於黨派目的來說是沒有用處的。」（引自1932年3月28日致弗里茨·貢德爾特的一封信，250頁）更有需要珍惜與維護的事物——他看到俄國有幾個詩人「卑躬屈膝並且領取工廠主的津貼」，他說「即使有十倍成就和金錢，我也不想通過失去自己的良心和自己的自由去獲得」。（1937年3月初致他的兒子海納爾的一封信）而且，黑塞能夠在政治理想與意識形態之間作出區分，能夠認識意識形態的權力功利性質，他說「人身上的獸性和魔鬼總是一再地回到殺戮和折戮，然後也總是理所當然地為此找到『正統的』意識形態。」（1930年10月致庫諾·菲德勒的一封信）關於獸性與魔鬼，正如維克多·克倫佩雷爾所說，在納粹和德國浪漫主義之間最緊密的聯繫就是「對理性的廢黜，對人的獸性化，對權力思想、食肉動物和金髮猛獸的美化。」（呂迪格爾·薩弗蘭斯基《榮耀與醜聞：反思德國浪漫主義》，383頁，衛茂平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黑塞的意義就在於使德國浪漫主義還保持著一脈對納粹表示憤怒與抗拒的激流，他把獸性與魔鬼抗拒在他的浪漫主義城堡之外。

自從國會縱火案和希特勒的授權法以來，黑塞在蒙塔諾拉的家從1933年3月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就成了無數流亡者、反法西斯主義的作家同事和尋求諮詢的 「內心流亡」作家們的第一個中轉站。……他只能匿名去關心那些流亡者了，就是通過寫介紹信、代辦簽證、在瑞士警察局外事科進行干預或者給予道德和金錢方面的援助。對貝托爾特·布菜希特、出版爾特·沃爾夫、托馬斯·曼、印度語言和文化學者海因里希·齊默爾教授等人來說，拜訪赫爾曼的家屬於他們流亡最初的停留地點。（《黑塞畫傳》，252頁）他之所以要這麼做，是因為他知道「……在德國，現在大約有三四萬人僅僅因為他們的思想就被抓了起來，許多人被拷打，許多人已經被打死……德國對精神的大屠殺比在法西斯的義大利發生的一切嚴重情況都更加猛烈、更野蠻、更齷齪。」（引自1933年3月25日致赫爾曼·胡巴赫的一封信，253頁）對德國法西斯獨裁統治的嚴重性與恐怖性質，黑塞有很清醒的認識，同時也使他在某個時刻從浪漫詩人變為憤怒詩人。當他從報紙上獲悉屠殺猶太人的暴行、大逮捕和所謂的「水晶之夜」焚燒猶太教堂的消息之後的那天晚上，一首題為《夜思》的詩便產生了。（《黑塞畫傳》，268頁）蘇聯流亡詩人、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布羅茨基認為，任何一種政治制度或意識形態都懷有敵視詩歌的本能，因為詩歌構成競爭和提出疑問；他主張詩歌應該干涉政治，直到政治停止干涉詩歌；他留給願意思考詩歌與政治關係的人的名言是：「詩與帝國對立」。（參見弗·阿格洛索夫《俄羅斯僑民文學史》第706～707頁，人民文學出版社，2004年）這也是作為詩人的黑塞留給我們的思考。

按照內心的良知選擇生活道路

在德國現代精神史上，浪漫主義與政治史、社會史的關係永遠是一個問題。薩弗蘭斯基的追問是：「究竟有多少浪漫主義要素，確實參與了國家社會主義的勝利凱旋？」但是他又告訴我們，在德國30年代初關於浪漫主義的思想論爭中，戈貝爾明確區分了兩種浪漫主義，一是歷史的浪漫主義，二是更符合納粹需要的鋼鐵般的浪漫主義（呂迪格爾·薩弗蘭斯基《榮耀與醜聞：反思德國浪漫主義》，388頁）。

從這個意義上看，黑塞對納粹主義的憤怒感情與抗拒行為正是為第一種「歷史的浪漫主義」提供了明證，對所謂德國浪漫主義必然「誤入政治的歧途」起到了一點反證的作用。在我看來，黑塞作為「浪漫派的最後一位騎士」的真實意義就在這裡：當納粹暴政的洪水日漸漫溢上來、日漸要把人湮沒、窒息和毀滅的時候，外在的暴力遇到的最後障礙就是人的內心世界，納粹統治者最擔心的就是知識分子的內心生活不被外在的瘋狂與無恥所撕裂。在這時候，黑塞堅持返回內心，堅持與古老的、原始的事物保持聯繫，堅持按照自己內心的良知選擇生活的道路——這就是他的浪漫主義底色。理查德·霍夫斯塔特在他的論文《知識分子：疏離還是順從》中提到了藝術家的疏離與浪漫主義的關係，他認為審美上的創造性才華更多地依賴於疏離而不是順從。這也是認識浪漫主義的抗拒性質的另一維度。

與在一戰期間發生的情況非常相似的是，由於黑塞對流亡者的接納和對猶太人的同情，他再次成為德國政府施加政治迫害的對象，而手法和程度則比上一次來得更為激烈。作家威爾·菲斯帕同時也是納粹黨的雜誌《新文學》的出版人，他在1936年發動了一場反對赫爾曼·黑塞的新聞運動，手法同樣是污名化和媒體與出版的封殺。 「我為自己的出版社十分擔憂，無論如何，它只能殘缺不全地繼續活下去了。目前，像我曾經期待過的那樣，也和戰爭中曾經發生過的一模一樣，我成了來自兩方面骯髒攻擊和誣衊的靶子：在德國，人們罵我是狗和人民的叛徒，因為我對猶太人和流亡者的書發表評論……而在布拉格和巴黎的流亡者的報紙上，我被列入一種為戈培爾(！)效勞的秘密先遣隊——本來，那些高貴的人們應該對我表示感激的，我為他們做出上千倍的努力並給自己招惹了無窮的是非。不過他們的目標根本不是整死我，而是想置我的出版人於死地，出於競爭的原因，他們不僅在柏林，而且在外國，儘可能多地給他製造障礙。這一切都被掩藏在高貴的政治流亡者的熱情後面。」（1936年1月寫給兒子布魯諾的一封信）這裡說的流亡者的情況比較複雜，出於利益競爭而不惜以污名化對待曾經幫助過自己的朋友，這也是三十年代在歐洲政治中的常見景觀。

關於迫害，更為具體的描述是：「對我的書進行的鎮壓在慢慢地、按部就班地進行著。一年前，正如我所聽說的那樣，在一次富麗堂皇的為南德意志詩作舉行的慶祝會上，部里事先即向做報告的教授下達了明確的指令，我的名字不得出現在他的報告中。」（1936年9月14日致巴斯勒的一封信）這些是典型的思想文化迫害手段，但是在迫害面前黑塞盡最大的可能保持自己的獨立人格與尊嚴，下面這個例子足以讓人們對這位「浪漫派的最後一位騎士」心懷敬意：「在《歌爾德蒙》一書中有一個關於中世紀屠殺猶太人暴行的小故事。假如我刪掉這個對該書似乎不重要的故事，那麼我的柏林出版人在希特勒統治時期可能早就再版這本書了，至少10年來這本書就已經脫銷。小小的讓步可能會拯救我的書，即使有小的砍殺，也會給我的出版人和我本人帶來幾千馬克的收入——但是，我認為那個讓步意味著無恥和腐敗。」（1946年5月致K.尤塞琳·德·瓊的一封信）在刪除與發表、尊嚴與名利之間，黑塞的選擇和他的表述實在令人動容。「讓步意味著無恥和腐敗」，這需要有多麼堅定的內心底線才能說出這樣的警言並踐行它。「我們的靈魂有權進行抗拒」——在今天還有比這更好、更重要的紀念赫爾曼·黑塞的理由嗎？

生平與著述

赫爾曼·黑塞

赫爾曼·黑塞（Hermann Hesse），德國作家，詩人，1877年7月2日出生於德國南部的施瓦本地區一個叫卡爾夫的小城。他自幼在濃重的宗教氣氛中長大，從小就接受比較廣泛的文化和開放的思想，不僅受到歐洲文化的熏陶，也有東方、主要是中國和印度古老文化的影響。這對黑塞日後的文學創作，都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他一生曾獲多種文學榮譽，比較重要的有馮泰納獎、諾貝爾獎、歌德獎。

1884年，七歲的黑塞開始寫詩。

1891年，黑塞通過「邦試」，考入毛爾布倫修道院。但是由於不堪忍受經院教育的摧殘，他過了一年便逃離了學校，還曾企圖自殺，於是父母不得不順從他本人的意旨。1892年至1899年這一段獨立謀生的時期，黑塞遊歷許多城市，從事過多種職業，先在工廠當學徒，後到書店當店員。

從1895年起，黑塞大量閱讀德國和外國的書籍，深入研究了18、19世紀的歐洲文學和哲學，為他後來的文學創作奠定了基礎。這一時期對黑塞日後影響巨大的作家是：歌德、諾伐利斯、讓·保爾、梯克、荷爾德林和艾興多夫等人，尼采、叔本華、克爾凱郭爾則是他所喜愛的哲學家，而中國的老子、孔子、莊子都是黑塞崇拜的東方哲人。正是由於這一系列偶像的影響，黑塞形成了他獨特的美學世界觀。

1904年，黑塞發表了長篇小說《彼得·卡門青》，一舉成名，獲得包恩費爾德獎，奠定了他新進作家的地位，從此成為專業作家。

1906年，小說《在輪下》（Unterm Rad）出版，獲得很大的成功。

1912年黑塞攜全家遷居瑞士。除了寫詩、撰文抨擊沙文主義外，他還出錢支援德國流亡者出版的刊物《新論壇》和《伯爾尼文學雜誌》。此後，黑塞堅持同軍國主義、法西斯主義鬥爭，直至二戰結束。

1919年黑塞移居蒙太格諾拉，以辛克萊的筆名發表小說《德米安》，引起戰後熱烈的反應，獲得新作家方達內獎。1922年出版《悉達多》，講述了古印度貴族青年悉達多求道之路。

1923年加入瑞士籍。1927年發表了長篇小說《荒原狼》，引起了德國文學界的激烈爭論。

1932年，小說《東方之旅》（Die Morgenland Fahrt）出版。1943年，小說《玻璃球遊戲》二卷本（作於1931年至1942年）出版，是最後的一部長篇小說。

1946年獲諾貝爾文學獎。

1962年8月8日，腦溢血逝世於蒙塔紐拉，享年85歲。8月9日，出版詩集《一根斷枝的呻吟》。

文章原載於社會科學報第1570期第6版，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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