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洪才：高等教育學的「真正危機」在於研究定向的失誤

去年，蘭州大學教育學院被撤。在此之前，南開大學高教所、山東大學高教發展研究中心、中山大學教育學院也遭遇了被撤經歷。這些事件促使人們反思高等教育學的發展。

報紙原文：《高等教育學發展需要迎難而上》

作者：廈門大學高等教育發展研究中心教授

王洪才

高等教育學的「危機」事件

學科發展具有一些基本規律：（1）學科危機與一個學科在學校內的地位有關，如果該學科在學校內的影響力微弱就會有危機，反之就不會；（2）一個學科的校內地位與它在國內的地位密切相關，如果該學科在國內缺乏影響力，那麼在校內也很難有影響力；（3）一個學科在國內有無影響力，與其研究有無特色有關，沒有特色就很難有影響力，有了特色才有影響力；（4）學科危機有整體與局部之別，局部不能代表整體。同理，整體不代表局部，即整體不存在危機，不代表局部沒有危機；（5）任何學科發展都不可能做到完全平衡，都存在優勝劣汰效應，學科之間存在競爭有利於學科保持活力；（6）學科危機可能會帶來學科發展轉機。所以，存在危機並不可怕，關鍵是找到危機根源，這樣才能真正消除危機。

可以看出，這是一種客觀冷靜看待事物的方法，以此對高等教育學發展狀況進行判斷就不會失之偏頗。事實也是如此，高等教育學發展形勢總體上是好的，無論從專業研究人員的規模和質量上講，還是從後備人才培養的規模和質量上講，或是從每年的科研成果的總量和層次上講，均是如此。但這些事實並不代表高等教育學不存在危機。那麼高等教育學危機究竟源自何處呢？這需要從高等教育學研究範式說起。

高等教育學具有應用學科屬性

可以說，高等教育研究機構被撤併非孤立事件，而是我國高等教育發展轉型的一個重要標誌，即高等教育發展從粗放型轉向集約型。不得不說，這與我國「雙一流」建設密切相關，正是「雙一流」建設激發了高校內部優化布局的需求，這時，不符合學校發展布局需要的高等教育學科就面臨著生存危機的考驗。任何一個學科，要想獲得健康發展，首先必須正確擺位。就高等教育學的學科屬性而言，它是一門應用性學科，所以，服務於高校發展是其天職，如果不能被學校發展所需要，那麼就面臨著被冷落的命運。顯然，高等教育學科要為學校發展服務，如此就必須做校本研究，就必須研究國家教育發展政策，就必須研究高等教育發展規律，就必須善於借鑒國內外的先進經驗。有了這些研究做基礎，才可能為學校發展建言獻策，才可能成為學校規劃發展必須倚重的力量。

然而，校本研究要做好並不容易，因為這涉及跨部門的資料收集工作，如果沒有行政的授權，基本上是寸步難行的。所以，人們往往是怵頭做這樣的工作。因為這樣的工作經常面臨著一個兩難選擇：如果獲得行政授權的話，就容易受行政意志影響；如果不接受行政授權，則很難獲得有價值的信息。面對這個困境，校本研究者最有效的途徑是採用行動研究策略，即促使關鍵的行動者對自身進行反思研究，這似乎是一個解決問題的根本策略。但行動研究往往是零碎的，無法成為系統和長遠的規劃，從而不足以構建學科體系，也很難上升到理論層次，因而難以進行學術對話，最終可能流於一種經驗交流與反思活動。

教育發展政策研究也是高等教育研究的基本功，因為高等教育發展無時無刻不與高等教育政策聯繫在一起。如果不掌握高等教育改革發展政策，就無法為學校改革發展出謀劃策和為領導決策建言獻策。要透徹地研究高等教育政策，不僅需要讀懂政策文本的字面意義，更需要讀懂政策文本背後的蘊意。顯然，這對研究者的政策水平和理論修養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可以說，能夠直接影響決策是對高等教育研究價值的最高承認，因為理論的價值在於能夠指導實踐。

研究高等教育規律是專業高等教育學者的必修課，但要想在高等教育規律探究方面取得很大進展則非常困難。這也是對高等教育學術界最具挑戰的部分。它不僅要求研究者理論功底深厚，具有跨學科的知識素養，而且必須熟悉方法論知識，如此才能保證理論探究沿著正確的方向發展。不然，關於高等教育規律的認識往往陷於個人主觀臆斷，很難經得起推敲，甚至會變成一種孤芳自賞。但從事純理論研究畢竟是少數人的事情，因為它不僅對研究者的學術素養有很高的要求，而且對研究者的意志品質也有非常高的要求，即必須能夠坐得住冷板凳，必須能夠抵禦各種短期考核的壓力，必須善於培育一個良好的理論研究氛圍，此外還需要學校有一個比較寬容的學術環境。顯然，這樣的要求是非常高的。

對國內外先進經驗的借鑒已經成為當前高等教育研究的基本功，因為這對於及時掌握國內外學術動態和國內外高教發展信息是非常重要的。在信息化時代，信息資源就是研究的第一手資料，缺乏這些第一手資料，研究就很難做到有的放矢。目前我國高等教育發展開始進入大眾化中後期，迫切需要借鑒國外先進經驗和推廣國內高校的先進經驗，因而，國內外高等教育改革信息的收集和處理就變成了一個急迫課題。如果高等教育研究者不能獲得有效信息並及時處理，就可能會產生許多混淆視聽的議論，並導致高校管理者作出錯誤的判斷。目前許多高校簡單搬用國外的經驗就是最典型的事例。一個研究者如果對國外的教育背景特別是文化背景不理解的話，就很難對國外的教育發展狀況作出科學的判斷。同樣，如果研究者不理解國內不同地區的發展狀況特別是高校內部的決策機制的話，那麼也很難真正掌握國內高等教育改革的狀況。因此，對於國內外高等教育發展經驗的接收與理解也是一個不小的挑戰。

高等教育學危機需要標本兼治

可見，做好高等教育研究非常不容易，如果高等教育研究者不能審時度勢、準確定位，就很難做出有特色的研究成果，就很難在高等教育研究大軍中異軍突起。所有成功的研究都是因為找到了自己適合的定位，發揮了自己的特長，做出了有特色的研究成果，從而在高等教育學界佔有一席之地。如果沒有研究特色，要想獲得學術同行承認就非常困難。如果缺乏學術同行的承認，就很難影響學校領導決策。如果無法施加有效的影響，就不可避免地面臨邊緣化的境遇。這種邊緣化的最終結果就是生存危機。

走出危機境遇的出路，說到底就是要加強內功修鍊，確定自己的正確發展定位，做好為學校發展服務的工作，相信「有為即有位」。目前高等教育學面臨的真正危機在於研究的高度同質化，即研究領域向政策解讀集中，研究方法偏向於「歷史+思辨」，研究結論的針對性不強，從而很難做出有特色的研究。之所以如此，就在於從事校本研究需要藉助行政資源，而研究者普遍不善於與行政機關合作，從而很難獲得有效資料。在此情境下，許多研究者採取了逃避策略，即轉向歷史，轉向思辨，以此逃避資料獲得的困難。但個體思辨與歷史結合無法解答現實問題。所以，逃避策略是造成高等教育學邊緣化的內在動因。

從事高等教育政策研究需要研究者對政策文本具有很強的解讀能力，顯然這是一個不小的考驗。如果不能對政策文件進行立體式解讀，特別是不能把政策解讀與學校發展現實有機結合起來，那麼要發揮對學校決策的影響就很難。國內研究者雖然都比較重視政策研究，但往往局限於文本本身解讀，很少進行深層的學理性解讀，也很少將這種文本性解讀轉變為一種實踐性解讀，即把政策文獻變成實踐操作方案。這樣就造成研究與實踐「兩張皮」現象，從而也加劇了高等教育學的邊緣化趨勢。

進行高等教育規律研究一直是高等教育研究的重心所在，因為它能夠代表學科整體發展水平，而且學理性也最強。但如果缺乏跨學科的知識背景和方法論訓練，特別是缺乏哲學思辨的興趣，就無法借鑒多學科發展成果，也就無法站在一個更高的學術平台上討論問題並發表高水平的學術成果。要站在學術前沿，需要具有敏銳的觀察力，特別是高等教育發展方向的洞察力，從而能夠體察到高等教育發展面臨的真正問題，並能夠站在哲學的高度上認識高等教育問題的本質，進而能夠提供有效的政策建議來影響高等教育決策過程。一句話，這種研究能力的提升不僅靠長期的研究方法磨礪和學術經驗積累，而且靠頑強的鑽研精神和責任擔當意識來支撐。不得不說，目前廣大研究者的方法論意識往往不足，也缺乏多學科知識背景，在鑽研精神和擔當意識上也存在一定欠缺，這才是高等教育學危機的真正源頭。

在對國內外高等教育改革經驗的研究中，缺乏真實的實地體驗是高等教育研究者的一大致命傷；缺乏深層的文化理解能力又是高等教育研究者的一個根本的內傷；而缺乏對本校本地區高等教育發展需求的認識能力則是高等教育研究無法上層次和水平的根本原因。從而很容易出現「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現象，對國外經驗採取簡單的拿來主義措施，並不真正關心它是否符合本土發展需要。如果忽視了對文化差異的關注，那麼在比較借鑒中就難免會出現簡單移植、照搬照抄的情況，出現「排異反應」情況就不可避免了。

說到底，高等教育學的真正危機在於研究定向的失誤。這是因為大家往往把眼睛盯向了能夠代表業績的計劃科研項目獲得上，較少去從事扎紮實實的校本研究和基礎理論研究。以致研究重心普遍向熱點問題傾斜，遠離那些需要做艱辛的理論探索和繁瑣的資料收集的工作，無心從事那些急需理論扶持的教師專業發展服務工作。從現實需要來說，高等教育質量保障是當前首位需要解答的問題，它與教師教學能力發展具有密切關係，因此，為教師教學能力提升服務應當是目前高等教育研究的最大課題。這一研究由於需要做紮實細緻的工作，不易出成果而往往被擱置。校本研究存在資料收集困難、特別是難出高層次成果的問題，對研究者學術升遷的意義比較小，容易不受重視。於是，大家都湧向那些容易發表文章的政策解讀上，這可謂是學術浮躁的一種表現。所以，高等教育學危機的根源從表面看是服務定向錯誤，而從深層看是學風浮躁的反映。只有標本兼治，才能真正解決高等教育學發展面臨的危機，從而真正提升高等教育學的地位。

文章原載於社會科學報第1568期第5版，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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