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醫找到真兇的過程，遠比美劇《犯罪現場調查》精彩……

作為真正的死者代言人

法醫學家們卻默默地「躲」在銀幕背後

謹慎地摸索前行

他們踏出的每一步，都事關生死

法醫學的現場調查研究也同樣重要，圖中為模擬犯罪現場，法醫學學生學習了解子彈痕迹及發射情況。綠色和紅色激光分別為子彈的發射點和撞擊點。

死者代言人

文 / 王璐

本文首發於總第816期《中國新聞周刊》

在觀看死亡的同時挑戰死亡，這是近二十年間出現在銀幕上的一種獨特的文化現象。以法醫為題材的影視作品，不僅消弭著娛樂頻道和新聞頻道之間的界限，更推動了一顆嶄新的「流行文化新星」的誕生，它便是「死人」。而作為真正的死者代言人，法醫學家們卻默默地「躲」在銀幕背後，謹慎地摸索前行。他們踏出的每一步，都事關生死。

在美國田納西州東部一片茂密的森林中，數十具屍體正在悄悄腐爛。這裡便是田納西大學著名的「屍體農場」。農場的主人是比爾·巴斯博士，1971年他在田納西大學創建了法醫人類學中心。作為現代法醫人類學的先驅，他始終認為「自然環境遠非人工環境所能替代」，因此便有了這樣一個寂靜的「農場」。

這座佔地大約一公頃的露天實驗室已經培養了幾代傑出的法醫學家，他們在這裡掌握了三隻蒼蠅如何像一頭獅子一樣快速消滅一匹馬的秘密，這是現代生物學分類命名系統的創始人卡爾·馮·林奈的名言。事實上，通過昆蟲來判斷死亡時間及其他訊息只是法醫學中的一個分支。除此之外，法醫學還涉及化學、生物、工程、刑偵等多個學科門類，是一門綜合科學。然而，法醫學最困難的部分，還在於不斷的顛覆和變化。

幾十年來，縱火案的調查通常依靠假設，例如：汽油的燃燒比木頭更熱。這種看似「直觀」的信息在試驗中不堪一擊。為了更好地研究縱火案件，馬里蘭州貝爾斯維爾實驗室建立了一個龐大的複合體，在各種條件下研究燃燒。

1910年，托馬斯·簡寧成為美國歷史上第一個基於指紋證據被定罪的人。他被指控在一樁駭人聽聞的盜竊案中槍擊了克拉倫斯·希勒。犯罪嫌疑人將指紋留在了剛剛油漆過的窗子上，四名指紋專家指控他有罪，他之後的上訴被駁回，最終被處以絞刑。法醫學的每一次登場，似乎都伴隨著死亡和希望之間的激烈角逐。

DNA表型分析是法醫學的新技術。當只擁有某一DNA樣本，或需要根據骨骼判斷出其面部特徵時，可以根據DNA表型分析技術進行判斷。這個畫面中還原了一個30歲男性的樣貌。

20世紀末，更多形式的法醫學證據出現在法庭之上。1981年，一個女人在華盛頓的家中，被歹徒蒙上眼睛強姦了。她之後和警察合作，綜合各方面因素繪製了一幅攻擊者的畫像。一個月後，18歲的柯克·奧多姆因符合草圖被捕。

儘管他的母親發誓證實案發當日奧多姆在家，因為那天他的妹妹剛生了小孩。但受害人「猶豫地」從一些照片中挑中了奧多姆，隨後又當面指認了他。一名法醫分析師更是憑藉在顯微鏡下奧多姆的頭髮和受害人睡衣上的頭髮「幾乎」匹配，將他送進了監獄。22年來，奧多姆始終沒有放棄洗脫罪名的努力，直到不久前DNA檢測證明了他的無辜，並找到了真兇。

1992年，一個名叫威林厄姆的男人被指控縱火燒死了三個小女兒。依據是火警調查員從地面燒焦的紋路判定，火焰似乎是從多個地方燃燒起來的，汽油也有故意點燃的跡象。然而，2011年，新發現的證據表明，之前的判斷有著致命的缺陷，威林厄姆被判處無罪，然而7年前，他就已經被處決了。

2004年5月，俄勒岡州的一名律師布蘭登·梅菲爾德被指控與發生在馬德里的恐怖主義爆炸案有關，該爆炸案造成191人死亡，他的指紋在自動識別系統中與案發現場發現的塑料袋上的指紋相匹配。然而，在他被捕兩周後，一個阿爾及利亞籍的阿根廷人落網。

這些故事的共性在於，過分依賴科學手段和解釋往往也會導致錯誤的結果。2009年，美國國家科學院發布了一個令人震驚的報告，報告質疑了指紋、咬痕、血跡、服裝纖維、筆跡、子彈痕迹等多項法醫調查的支柱科學的有效性，得出的結論是，沒有一種方法可以高度證明證據與實際情況之間的關係。

20世紀90年代以來，DNA分析被廣泛採用，DNA證據一度被認為是無可爭辯的。但事實上，由於嫌疑人殘留量的不確定和其他諸多複雜因素，該證據依然被美國國家科學院要求每七年進行一次徹底核查。

2009年11月23日早上，一個騎自行車的人路過查爾斯湖時發現了一具年輕女屍，她的臉已經模糊不清，警方通過一個特別的紋身確認了她的身份，調查到她所撥打的最後一個電話屬於一個沒有身份登記的墨西哥人，同時還從她的指甲中提取了一些組織，從中得到了一個清晰的DNA樣本。

只要比對出正確的人，就能找到兇手。事情似乎變得容易起來，然而在之後的調查中，警方聯繫移民局，比對了重犯、失蹤人員、服刑人員以及聯合DNA檢索系統，卻一無所獲，死者家屬將獎金提高到了1萬美元，案件卻陷入了僵局。

2015年6月，DNA分析師莫妮卡聲稱掌握了一種名為DNA表型分析的技術，無需在DNA資料庫中進行匹配，可以根據DNA本身分析出一個人的地理祖先，從而推斷出他的眼睛、頭髮的顏色，甚至有可能推斷出面部特徵。

莫妮卡迅速聯繫了此案的警長並得到了DNA樣本，根據她的分析表明，嫌疑人皮膚蒼白並有雀斑，頭髮為棕色，眼睛有可能呈綠色或藍色，他的祖先來自北歐。「我們甚至連方向都沒有找對」，警長在得知結果後這樣自責，但有了新的證據後，他樂觀了許多。「我們知道誰會是兇手，我們只是不知道他到底是誰。」

DNA表型分析是最近才應用於法醫學的一門技術。它提供的面部綜合預測來自基因而不是照片。有人質疑，一個人的很多方面並不包含在基因代碼中，比如他是不是留著鬍子，或染了頭髮的顏色等等。儘管質疑聲頗高，但莫妮卡依然表示，面部還原服務已經被四十多家執法機構採納，人類基因組也在致力於DNA面部重建的研究。

與此同時，更多高科技的法醫手段也陸續出現。CT掃描讓法醫能夠進行虛擬屍體解剖，更深入地進行普通標準下無法推進的操作。研究人員還能夠通過屍體上的細菌提供更準確的死亡時間，將罪犯送上法庭的可能不僅僅是他「不小心」留下的DNA，還有可能是其他一同留下的微生物。

2000年7月，一個名叫多米尼克的兩歲男童死在家中，被告上法庭的除了男童的母親外，還有社會救濟機構的工作人員。孩子的母親是一個20歲有毒癮的街頭妓女，她想不起自己是什麼時候離開的家。人們質問道，在這種情況下，孩子當時是可以被挽救的還是根本就沒法挽救？母親失蹤後多久孩子才死去？

根據男童的屍體檢查表明，孩子的面部有兩種不同的少量蛆蟲，而陰部卻聚集著大量蛆蟲，這說明蛆蟲不是在孩子死亡後滋生的，而是在男童生前被糞便和尿液的味道吸引過來的，孩子不是在幾個小時之內死亡的，而是在七至十四天之內慢慢死亡的。從法律的角度來說，這意味著在理論上孩子是可以被挽救的。

諸如此類的事實，讓人們視法醫學為一把雙刃劍。但真正讓「死者」成為流行文化中萬眾矚目的「明星」的確實是因一部影視作品。《犯罪現場調查》（CSI）的熱播，在全世界範圍內掀起了一股法醫學熱潮。甚至出現了「CSI效應」的說法，並在2003年成為被正式使用的術語。

弗吉尼亞州里士滿維吉尼亞聯邦大學的學生正在模擬一個路邊汽車旅館的案發現場，學習觀察血跡。

CSI效應在法庭審判中出現了兩種現象：第一，陪審員會希望看到比所必要的情況更多的法醫證據，如果沒有，則導致無罪開釋的比例升高。第二，陪審員會對法醫證據，特別是DNA證據更加放心，然而實際上這些證據可能並不一定那麼可靠，從而導致在存在這類證據時的定罪率也相應提高。

在洛杉磯發生的一起案件中，有一件物證，是一件沾了血的外套，陪審團提出強烈要求，他們認為應該對外套進行DNA測試，然而事實上，外套的主人已經承認曾在謀殺現場幫助過罪犯，所以法醫實驗室認為沒有任何理由要去檢測外套上的DNA。「因為它就在那兒啊。」實驗室的工作人員說。電視劇給現實中的檢察官們施加了很大壓力，他們認為，電視劇讓人們知道了DNA測試，但卻沒有告訴他們什麼時候要求這樣做，同時誤以為檢測DNA是一件輕鬆而短暫的差事。

法醫學研究者在自然環境下觀察屍體腐爛與昆蟲作用的程度。通常來講，蠅蟲會受1公里以內的血液氣味吸引，飛來產下200~500枚卵。昆蟲在屍體上的繁衍像鐘錶一樣準確無誤，法醫學家需要在炎熱、潮濕或寒冷的情況下觀察記錄昆蟲和微生物的周期，從而給出科學的判斷。

另一方面，熱播劇對於某些監獄服刑人員來說，幾乎成了犯罪教科書，「他們會認真觀看電視劇，並就某一特定情節進行討論，然後說『原來他們是這樣抓住我的，以後我不會再犯類似的錯誤了。』」西弗吉尼亞大學法醫學部負責人麥克斯·霍克說。不過，霍克還是傾向於樂觀地認為熱播電視劇帶來的積極效應大過負面宣傳，「模仿CSI去犯罪的罪犯通常也不怎麼聰明，比如他可能知道粘信封時不要用舌頭舔，因為會留下唾液，從而選擇了交代，但卻在膠帶上不小心留下了指紋甚至少量頭髮和纖維。」

指紋分析這項傳統的鑒定技術，被認為具有相當的唯一性，甚至超越了DNA鑒定。「想把一對同卵雙胞胎區分開來的唯一辦法就是指紋」，弗吉尼亞法醫學系畢業以後的46年間，西爾維婭·布賓頓-萊斯特一直致力於指紋分析的研究。

作為真正的法醫學從業者，霍克和他的朋友們在觀看這部熱播劇時感到分外尷尬，「有一集中，他們使用了驚人的資料庫進行分析，我的一個法醫學朋友開玩笑說，他們幹嗎不直接問電腦兇手是誰？」另一個讓霍克感到厭煩的橋段是，電視劇中的演員總是在黑暗的犯罪現場徘徊時用手電筒照明，「我不知道這到底是為什麼，反正我通常直接把燈打開。」

圖中人物為Steven Mark Chaney，1987年，他被判處謀殺罪，證據是他的咬痕和受害人手臂上的一致。咬痕和牙印曾一度被認為是可以定罪的證據。然而，之後的實驗證明，30個咬在豬皮上的牙印無法被一一識別。去年10月，他被無罪釋放。

CSI效應還體現在使法醫學專業成為炙手可熱的學科，東蘭辛密歇根州立大學法醫學科碩士課程在熱播劇播出後，不得不增加了額外20個學分。「電視劇上的法醫學看起來很神奇、很有范兒，這讓人們對其產生了不切實際的期許——所謂的CSI效應，它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人們投身法醫界。另外，許多學生希望從事科學工作而又不至於太脫離實際，法醫學對他們來說是比較好的選擇。」倫敦國王學院法醫系的高級講師和教學主管芭芭拉·丹尼爾博士說。

據調查，CSI的流行，也影響了犯罪行為模式。《犯罪現場調查》開播當年，美國發生的強姦案，警方破案率為46.9％；到了2005年，這個數字下降到41.3％。部分調查人員認為，該劇經常仔細解釋罪犯如何掩蓋或銷毀證據，導致犯罪分子學習並模仿。多位強姦受害者曾表示，施暴者會在事後強迫她們洗澡或用漂白劑清理自己。

2005年12月，傑梅因·麥克金尼闖入了俄亥俄州杜倫巴爾縣的一戶人家，姦殺了屋內的兩名女性。十分喜愛《犯罪現場調查》的他，花了很長時間來銷毀犯罪證據：使用漂白劑洗手，燒掉受害者的屍體和自己的衣服，並試圖將兇器扔到湖裡。不過最終他還是被警方逮捕。洛杉磯兇殺專案組負責人雷·皮韋認為，CSI等節目除了教罪犯如何掩蓋證據以外，還可能會給罪犯一個錯誤的印象，「看到電視上那麼輕易就可以逃脫，從而驅使他們犯罪。」

依據真實案件模擬案發現場。一個鞋廠的廠長一家遇害，死者包括他的妻子和孩子。研究人員通過重現現場來分析死亡的細節。

影視作品的出現使法醫學變得華麗，它用富於想像力的情節和炫目的技術手段，使得法醫鑒定變得「性感」。它提供了一個安全的和可接受的空間，在這裡，屍體和死亡可以被常態化甚至可以被觀看。作為一種藝術加工手段，CSI之類的影視作品無可厚非地將關鍵詞定義為「司法的關鍵是使用法醫學審視死者」，然而事實上，司法卻遠不止於此。本質上，公眾迷戀的依舊是聳人聽聞的視覺刺激和不尋常的離奇故事。

法醫學研究者對死者牙齒進行解剖。

或許我們可以用「屍體農場」的創始者比爾·巴斯博士對他的學生們所說一段話，來理解法醫學在真實和虛構世界之間的界限，「我想我應該警告各位，當你看到這些畫面時，你會覺得非常刺激，因為畢竟鏡頭對準的是腐爛的屍體，但你要隨時記得，這只是科學。」

值班編輯：陶子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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