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儒十丐，儒在元朝為什麼和要飯的差不多？

元朝將人分四等：一、蒙古人；二、色目人；三、漢人；四、南人（南方漢人）。今天不管有多少人想要為它辯解甚至想要洗白它，都不是可能的，因為這是史實，也使元朝最大的弊政。歷史最終的目的是還原一些事件，而不是將一些事件從中抹掉，因而才有可能留下更多的借鑒與啟示，以及可以汲取的經驗。圍繞人分四等，有這樣兩個故事，可以讓我們不花費多少時間和精力讀懂元朝。

耶律楚材賺來的銀子和走紅的色目人

耶律楚材（1190年 —1244年 ），契丹人，蒙古帝國時期的政治家，為蒙古帝國的發展和元朝的建立奠定了基礎。耶律家世代仕於金朝，常居燕京。當時燕京有深厚的漢文化的基礎，這使得耶律氏世代受到漢文化熏陶，形成了讀書知禮的家風。

關於耶律楚材今天有很多人都有話要說，但說的意思只有一個，若用我們今天的大白話說出來即是他救了中原的百姓，甚至可以說一言興邦，讓蒙古人開始重視中原文明的價值。

事情是這樣的：公元1230年，窩闊台繼承鐵木真遺志將其兵鋒指向金國，這一戰使他輕鬆獲得了黃河以北的絕大多數地方，但那麼多的人口與土地怎麼辦呢？蒙古貴族們的主張是「退耕還牧」，認為農耕經濟不沒有用的，還不如將土地用來放牧實惠，所謂「漢人無用，不如將他們殺光，空出土地，供我們放牧牛馬」。

所幸的是，被漢化了的耶律楚材站了出來，他說，不妨將土地交給他處理，他保證從土地上得到的稅收絕對超過放牧所得，並以自己的實際行動給了讓蒙古人這樣一個喜笑顏開的事實：原來，被蒙古人征服的漢人，竟然會給蒙古人帶來比放牧要多得多的財富！

拋開這裡面的文化因素，人們不難看到，當時生產生活相對落後的蒙古人，他們看重的是什麼？財富，或者更直接地說是錢。有錢好辦事，有錢的事他們都干，怎麼來錢怎麼干。耶律楚材賺來了錢，他們就覺得這個辦法好，就這麼干吧。與其說是耶律楚材拯救了漢人，還不如更直接地說漢人是被錢拯救了的。

在這裡不難看出，當時蒙古人注重的是直接的實惠，在他們的意識中是赤裸裸的財富，不管什麼文化不文化的，也不可能像漢地一直奉行的儒家文化一樣，重農抑商、重義輕利。在這一心理背景下，就不難理解元朝為什麼要將色目人劃在二等人之列，除了作戰的因素，色目人還會理財、做生意思。

如此，在元朝有政壇有一大批的色目人，「混」得非常不錯。最有名的是阿合馬，他在為元朝斂來的一筆筆財富里不斷高升，最終坐到了宰相的位子還兼管國家財政。他冶鐵開礦，收取鹽與茶葉專賣稅，精編戶籍以防民眾偷稅漏稅……一切均以「富國」為目標。

「錢」的因素在這裡直接改變了政策走向，商業、手工業以及其他一些來錢的技術活兒，在元朝達到了被空前重視的程度，不管什麼儒不儒的。弄不來錢的即沒有地位。所以，也就有了「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醫六工，七獵八民，九儒十丐」的說法。雖然，此說緣自民間，但也是一種被總結的真實反映。

用我們今天的話說即是，一心撲在財富上，兩手都在抓經濟，把文化的事兒給撂到一邊去了。「九儒十丐」，儒在這裡和要飯的差不多了。

一個漢人的一句話和元朝的人分四等

耶律楚材的故事之後，我們再講一個故事。主人公叫趙復，今湖北安陸人，人稱江漢先生。

趙復是一個有故事的人，《元史列傳》中說，1235年，蒙古軍隊南征伐宋，姚樞在被抓來的俘虜中尋找「人才」，後來姚樞發現了他。姚樞當即將他帶在身邊，與他同吃同住。但當年到「戎服長髯」的姚樞，他的心裡就很不是個滋味，悲切難抑，有一種落入「異族」之手的感覺。

有天夜裡，趙復趁姚樞睡熟之際，悄然逃走，赴水自沉。「樞覺而追之，在積屍間見復解發脫屨呼天而泣」，姚樞奔入水中，拽回趙復，隨後苦苦相勸，這才使趙復在今北京市「以所學教授學子」。

《劍橋中國史·忽必烈汗的統治》中說，趙復是中原不太願意與忽必烈合作的謀士中的一個，他只被忽必烈召見過一次。在他們的談話中，忽必烈詢問他如何征服南宋。趙復的回答是：「宋，吾父母國也，未有引他人以伐吾父母者。」

這話說得很有禮儀也很有骨氣，今天一些學者說，忽必烈聽後非但沒有生氣，反而更加相信漢人了。並且由此開始重用漢儒，在朝廷組成了一個「儒家集團」，開始了全盤的儒化，並且，具有「相當的真誠度和深廣度，從意識形態、制度設置、學校教育到官員隊伍建設，可謂全方位多層次」。

執此語者還列舉了這樣一組數字：元世祖中統元年至三年共有16位丞相，其中漢人（南人）7，蒙古5，回回1，契丹1，女真1。漢人為史天澤（右丞相），王文統、趙璧（平章政事），張啟元（右丞），張文謙（左丞），商挺、楊果（參知政事）。《元典章-吏部》「內外諸官數」載有元朝中期官員情況，其中漢人南人所佔比例亦高於蒙古色目人。這些漢人都是儒生。（余東海《忽必烈儒化：一次華麗的歷史轉身》）

話是能這麼說，事兒也能這麼干，但最終還是要看其結果如何。

公元1261年，李璮之亂髮生，這是一個漢人發起的一場反叛蒙古動亂。李璮是當時漢地實力最強大的世侯，自其父以來統治山東東部達三十餘年。他起兵前曾與其他世侯有所聯絡，滿以為這些對蒙古統治同樣心懷不滿的軍閥會響應他，結果卻是應者寥寥。

忽必烈迅速平定李璮之亂，從此開始疏遠漢人，不但取消了漢人諸侯的封邑，禁止民間私造私藏兵器等，甚至連此前被重用的史天澤、劉秉忠、趙良弼等都受到懷疑，直接導致了後來「以蒙古人充各路達魯花赤，漢人允總管，回回人允同知，永為定製」的政策出台。四等人制即由此起源。

現在，讓我們回到趙復「宋，吾父母國也，未有引他人以伐吾父母者」上來，它不僅僅是簡單地一句話，而是當時蒙古與中原文化難以調和的矛盾，忽必烈顯然是沒聽懂這句話的。這裡面有一個「客」與「主」的關係，而在中國的古語里有句「客隨主便」，忽必烈顯然是沒有遵從這一點的，因此，也談不上有人所謂的「完全儒化」。（文/路生）

結語：如此一說，「父母國」便和「四等人」有了剪不斷、理還亂的聯繫。歷史告訴人們，僅靠武力征服中原漢地是沒有用的，相反，這會直接導致被征服的中原漢地文化在後來的反征服。也許，這一刻，元朝的短命似乎已經被註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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