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慰安婦」第一次成為中國電影的主角，卻不是我們想像的樣子

天下 08-14

在「慰安婦」紀錄片《二十二》中，導演郭柯想講的不是「曾經人們如何死去」，而是，「後來人們怎麼活下來了」

2017年春節前，我跟著紀錄片《二十二》劇組，用一周時間探望了廣西、海南9名「慰安婦」老人。在路上，「愛蘭」不時被大家提起。這是國內首部獲得公映許可的「慰安婦」題材紀錄片，片中，「愛蘭」是主角之一。

開往臨高養老院的車上，我一路聽導演郭柯說「愛蘭」的故事。

「愛蘭」全名林愛蘭，「有個性」，14歲打鬼子，17歲被俘成為「慰安婦」。戰後去廣東做生意，60歲在一個颱風天撿回養女。房間里掛9把刀。最珍視的東西：政府獎給的抗日戰爭紀念章，藏得自己都找不到，一口咬定被偷了，拎著刀要找人算賬。「你肯定會喜歡她。」製片吳丹珍對我說。

那天，我見到了「愛蘭」——一塊鉛灰色的墓碑上寫著「抗日女戰士林愛蘭女士之墓」。《二十二》拍完一年後，林愛蘭去世。迄今為止，片中出現的22名「慰安婦」老人，還剩9人。

被侮辱與被損害？

我和韋紹蘭坐在她的院子里，沒有翻譯，我們面面相覷。

老人似乎習慣了無法交談的陌生人突然來訪，用一串笑聲打破尷尬的沉默，抓了一把糖塞給我。「這是我的田！」她指著房前的田埂告訴我，裡面跑著幾隻雞，「我的雞！」又是一串大笑，「你吃！」她指著我面前拆開的食品袋。

在她家中，「日本」並非敏感辭彙，窗台上放著日本友人送來的飲料，老人身上還有志願者給她貼的日本膏藥。

我認識韋紹蘭是在郭柯導演的紀錄短片《三十二》中。在那部作品中，她細緻地講述了自己的遭遇。1944年，日本軍隊進廣西，24歲的韋紹蘭下山餵豬，撞見日本兵，被抓進了慰安所。三個月後，她逃回家，丈夫「說我到外面學壞」，不久，她生下和日本人的孩子羅善學。

2012年，郭柯刷到關於韋紹蘭和羅善學的新聞，這個故事「沒溜走，留在心裡了」。他做了十年副導演，「不停地拍，拍任何題材：古裝、現代、年代。除了經驗和生活費，沒什麼收穫。」

於是，他打算拍一拍韋紹蘭的故事，他找到國內最早從事「慰安婦」研究的學者——上海師範大學的蘇智良教授。蘇智良關注「慰安婦」超過二十年，在1999年成立了「慰安婦」問題研究中心。

被侮辱和被損害的——《三十二》開拍前，這是郭柯對「慰安婦」的認知，看過蘇智良提供的史料和老人口述，他感覺「很血腥，看了恨不得把那些日本人給捅死」。他想探究老人的內心深處：「受過那麼大傷害，現在心裡是怎麼樣的？」

時長45分鐘的《三十二》一共拍了八天。開始的幾天，郭柯用的比較多的是「技術」，提問，讓老人回憶過去痛苦的經歷，為了豐富情節，他們還會請韋紹蘭挑水，去市場，給丈夫上墳，「各種走來走去擺拍」。

拍到第三天時，郭柯發現不對，「每次提問，韋紹蘭的答案都跟你想的不一樣。」提到日本，「總以為會咬牙切齒或是痛苦，沒有」，韋紹蘭甚至還在笑。她即興唱起山歌，唱完「日頭出來點點紅」又唱「自己憂愁自己解」，還說現在唱歌不如十八歲好聽。在短片最後，韋紹蘭說：「這世界紅紅火火的，吃野東西也要留著這條命來看。」

郭柯有點自責，覺得自己「用了一些不好的技巧」。但老人對於曾經慰安婦經歷的細緻講述顯然更符合大眾對於這個群體的期待，再加上豐富的細節和更迭頻繁的場景，《三十二》在豆瓣獲得9.1分。

「過去時」

拍完韋紹蘭，2013年底，郭柯計劃為所有「慰安婦」老人拍一部紀錄片。當他作出這個決定時，老人數量已經從32人變成了22人。開機時，《二十二》甚至沒來得及申請拍攝許可證，投資方找不到，演員張歆藝借給郭柯一百萬：「趕緊拍吧。」

通過《三十二》的拍攝，對於「慰安婦」，郭柯已經有了完全不同的認知——她們並沒陷在「悲慘回憶」里，早就「自己憂愁自己解」了。「走不出那段歷史的，不是老人，而是我們。」這一次，「拍攝真實的老人生活」是郭柯的底線。他決定記錄下與刻板印象不同的「慰安婦」的真實生活。

真實的第一步是告訴所有人，不要用苦難去揣度老人們的生活。她們的確曾經經受苦難，但這並不代表她們的生活就是苦難的，「陷在裡面的是我們，總想挖掘她們的苦難。」郭柯說。

這種真實的塑造並非郭柯刻意為之。拍《二十二》前，製片吳丹珍曾設想過和老人的初次見面，「覺得之前受了很多苦，恨不得抱著她們哭」。但見到老人後，她發現，老人們的生活大都很平靜，她們愛笑、愛熱鬧，會在年輕人去看望時唱起自己喜歡的歌，每天最關心的事就是喂野貓，周圍村民對老人的探望者習以為常，連熱鬧都懶得看。「她們就是老人，而不是我們印象中的『慰安婦』。」

「坦率地說，20多年過去了，民眾在『慰安婦』問題上沒有太大進步。」作為中國最早進行「慰安婦」研究的學者，蘇智良說得很肯定。

1991年8月14日，韓國金學順老人第一個以受害者身份公開站出來，才使「慰安婦」為世人所知。那年，蘇智良在東京大學做客座研究員，一位日本教授問他：「日軍的第一家慰安所是不是在上海？」蘇智良對此一無所知。

「慰安婦」是被迫充當日軍性奴隸的女性。二戰期間全世界被強征做「慰安婦」的40萬女性中，中國女性佔一半。她們被劫掠進慰安所，像軍需品一樣按比例配給部隊，根據一份檔案，鎮江的109名「慰安婦」曾被「配給」15000名士兵。「這甚至成為日軍制度的一部分，在人類文明史中是第一次。」蘇智良說。

1993年回國，蘇智良本來打算「把上海幾家慰安所搞清楚就行了」，他估計4到6家。結果，受害情況令他瞠目結舌，蘇智良開始尋找這些老人。截至2015年，「可以確認的上海慰安所有170家」。

老人們的線索大多來自民間志願者。1992年起，鄉村教師張雙兵曾走訪山西123名「慰安婦」老人，組織她們狀告日本政府，要求索賠。一些省份對受害老人進行系統調查，也有老人主動寫信給蘇智良。

隨著越來越多「慰安婦」老人被發現，她們的信息和故事也隨著媒體的報道而傳播開來，但大眾對這個群體的認知卻始終停留在「過去時」。

據蘇智良介紹，上海的第一家慰安所「大一沙龍」，被當時居民稱為「東洋堂子」。《慰安婦調查紀實》中記載，文革期間，有「慰安婦」被居委會指為「日本婊子」，沒收房產，勒令去北大荒。

去年，上海「海乃家」慰安所的拆遷成為新聞，央視特別製作了專題片《一座慰安所的去與留》，結果，「大快人心」是附近居民的共識。一名大叔認為「慰安婦就是妓女」，而一名六旬阿姨則認為「慰安婦」歷史是「國家的恥辱，不是正能量的」。

除了「污名化」的歧視，還有獵奇式的窺探，幾乎所有對於「慰安婦」老人的訪問都是讓她們回憶過去到底經歷了什麼，甚至還有人問出「日本人是怎麼脫你褲子」的問題。

在見到這些老人之前，我曾在搜索引擎輸入「中國慰安婦」。黑白照片觸目驚心，老人乾癟消瘦，目光仇恨，雙手直抓向屏幕，甚至有些猙獰。還有不少帶有色情意味的劇照和話題猥瑣的討論。因此，初見時，我懷著類似的沉重疑問，覺得在她們面前說笑都顯得不敬。結果第一天，我就撞上了韋紹蘭的笑臉。

「不說了不說了」

拍《二十二》時，「劇組主要任務是陪老人玩」。以往拍戲，攝影機幾千塊一天，恨不得24小時連軸轉；而這次，郭柯堅持沒有刻意的擺拍，拍攝完全按老人的生活節奏來，一天只拍兩小時。

對於老人們的過去，郭柯也會問問題，但提問的標準是「拿她們當自己的家人，問一個晚輩應該問的問題」。至於回答，老人們想說就說，不想說就不說。

林愛蘭只講「自己覺得光榮的事」。她拿出珍藏的兩塊獎章，是抗日戰爭紀念章，由中央政府頒發給抗戰老兵。她告訴郭柯，自己14歲入黨，加入紅色娘子軍，是老共產黨員。她撥開白髮，指給他們看頭上的疤，那是打日本時子彈擦過留下的。

有報道寫，林愛蘭至今痛恨日本，家裡掛滿刀，「做夢都在砍鬼子」。但事實是，這些刀只是用來防賊的，林愛蘭說：「這裡小偷很多，他們來偷東西，我就拿刀砍他們。」有時候也用來見義勇為，她愛管閑事，聽到有人吵架，就要拎著鐮刀去勸架。她也曾說起：「那時我才17呀。」然後眼神「柔軟下來」，在想一些事情，再開口時，「不提了不提了」。

「我記得一點，又不記得一點。」講到年輕時的事，毛銀梅總是變得健忘起來。她是韓國人，十來歲逃難到中國，被騙「做工」，進了武漢的慰安所。90歲的老人現在住在孝感農村，操湖北方言，韓國使館送來賀卡，她拿倒了。在吳丹珍逗她說韓語後，老人突然說起了日語：「請坐」、「歡迎光臨」。大家愣住了，「都是關鍵詞。」最後，老人突然停住，「都過去了，不說了不說了。」

一個下雨天，山西老人李愛連突然抱怨起來，「每次問那些問題，都當著我的兒媳孫女，我怎麼說得出口。」她說之前跟記者不說真話。「慰安婦」老人最忌諱和子女說當年經歷，一位老人的兒子曾經承認，母親的過去讓他覺得「好像被人戳了脊梁骨」。

「剛開始一個不說兩個不說，到最後，都不說。」郭柯也不追問，拍攝進行到最後的某一天，對記者「從來不說真話」的李愛連突然開口了。「門都關好了吧？」在講述前，老人問。1946年，李愛連曾兩次被抓到日軍據點，被關押了27天，「那個男人要和我結婚，我已經結婚了，不同意。他餓我，關了三天，逼我空腹吃十幾根蔥。」老人開始哭，這時，郭柯喊了「停」。

「那些事說不說已經不重要了，不要再從她們身上去壓榨什麼了。」郭柯說，拍攝這部紀錄片是為了不忘記，但不忘記的方式有很多種，「就像數數，不告訴你大家知道的一二三四，我就講五六七八，講她們的現在時。」

但全片拍攝完成後剪輯時，郭柯開始了自我鬥爭。這終究是一部要走進商業院線的電影，通篇呈現老人平靜的、瑣碎的生活也許會對普通觀眾造成巨大的觀影挑戰。因此，在他剪輯的版本中，他調快了節奏，增加了場景，看上去「很熱鬧」。

花了八九個月，郭柯剪完第一版，請台灣剪輯師廖慶松幫忙。廖慶松被稱為「台灣新電影保姆」，為楊德昌、侯孝賢剪過片子，電影《聶隱娘》的剪輯就出自他手。

看完郭柯剪輯的版本，廖慶松說：「剪輯是不需要技術的，重點在於你對片子的心是什麼。」他問郭柯：「你看到老人的真實生活怎麼樣？」「很平靜，很無聊。」郭柯答。「這不就是他們的真實狀態嗎？為什麼要假裝熱鬧？」

因此，《二十二》最終呈現的是個「浪漫的版本」，充滿生活的雞毛蒜皮，沒有性暴力細節，沒有悲憤的控訴，沒有升華主題提煉中心思想的旁白和字幕，甚至沒有配樂。

「我不想講曾經人們如何死去，」郭柯說，他想聊聊「後來人們是怎麼活下來了」。

韓國觀眾的問題

2015年，《二十二》獲得韓國釜山國際電影節「最佳紀錄片」提名。

電影在釜山放映，當毛銀梅老人用韓語唱《阿里郎》時，郭柯看到「一個40多歲的老爺們兒在那兒哭」。放映結束，沒有人表示「無聊」，韓國觀眾最關心的是「中國人如何看待、對待這些老人」，以及「這些老人現在怎麼樣了」。

面對這些問題，郭柯覺得「國旗在自己的頭上打轉」，他給出了一些很正面的回答，但心裡卻覺得唏噓。

1998年，韓國民間集資建造了「分享之家」，供「慰安婦」老人在此養老。韓國有針對「慰安婦」的專門法律：民間機構確認老人身份，上報政府認可，每月給予援助。2006年，這些老人每人每月可以拿到約合7000人民幣的政府補貼。但在我國，目前尚沒有明確出台法律保障，也沒有官方機構專門認證老人身份。

2012年，韓國民間團體編寫了一份小學教材，給三到六年級學生講述「慰安婦」歷史。從1992年至今，韓國每周有「周三集會」，在日本使館前舉行抗議活動和兒童表演，舉行了一千多次，從未中斷。在「分享之家」做義工的韓國學生說：「遊戲和愛好以後都有時間，但這可能是我最後一次見到奶奶們。」

而在2016年上海，對於可能將劃歸進學校的「海乃家」慰安所遺址，上海虹口區文物遺址史料館館長何瑛表示憤怒：「是日本人的妓院，把這樣的房子放在學校里，到底是要起到什麼教育作用？」該中學學生也對「慰安婦」吞吞吐吐：「不是很光彩，畢竟跟性有關，學生不應該知道太多。」

在首爾一次晚宴上，蘇智良看到七名「慰安婦」老人分坐在韓國國會議長身邊，「很令人感慨」。而在1992年到2007年期間，中國「慰安婦」和日本政府打官司時靠的卻都是日本民間律師的支持。「和日本政府打官司，用日本律師、花日本人的錢，心裡彆扭。」在一次採訪中，幫助老人打官司15年的張雙兵說。2007年，這場官司塵埃落定，日本借口「由於《中日聯合聲明》放棄索賠權，加上20年追訴時限已過」，不予賠償。

2000年前後，蘇智良曾想辦一個類似「分享之家」的養老中心，「後來放棄了」。除了法律責任不明確，無法擅自將老人接到一起撫養，部分子女也反對將老人帶離他們的視線。

「慰安婦」問題進入民眾視線後，蘇智良每年都會收到海內外對「慰安婦」的捐助。一對上海退休工人夫婦、一名美國華僑每年都捐錢，韓國企業家發起「朋友會」，幫助解決老人的醫療和生活問題。每名老人每年會收到「慰安婦」問題研究中心發給的5000元援助金。

2015年起，郭柯承擔起了將這5000元慰問金親手交給老人的工作。他每年春節前都會去各地給老人們送錢，「攬下這件事，就有了一個名正言順的去看他們的理由。」

對的，還是錯的？

我最近一次見到郭柯時，他正對著電腦屏幕一個一個地在影片結束的字幕上添加參與眾籌的人名。

《二十二》最初拍攝時沒想公映的事，後來拿到了龍標，定在2017年8月14日世界慰安婦紀念日上映。這時，郭柯才意識到還需要宣發費用。他想起了韓國「慰安婦」電影《鬼鄉》，這部影片靠韓國民眾眾籌拍攝而成，看到片尾7萬個名字，郭柯很感動。這部電影在韓國上映時，長達17天居於票房首位，打敗同期上映的迪士尼動畫《瘋狂動物城》。

郭柯借用了這個點子，由官方機構南京利濟巷慰安所舊址陳列館協助發起，眾籌100萬電影宣發費。眾籌時間才過半，就籌滿了資金，於是，在《二十二》的片尾，郭柯加上了32099位中國觀眾的名字。

今年7月初，《二十二》開始在全國點映，全國53家影院主動發起點映，除了北上廣，不少二三線城市也開始自發點映，「上海影院特別積極」，郭柯說「沒想到」。

但好消息不斷出現的同時，各種爭議和批評也紛至沓來。沒有激烈的衝突、沒有曲折的劇情——在對《二十二》的批評中，這是最主流的聲音。

有人批評片子撕開老人傷口，「在消費她們的痛苦，把老人拍出來很不道德。」還有人批評片子沒撕開老人傷口，「素材平鋪直敘，白瞎了這麼沉重的題材」，「不夠衝擊，不如看《金陵十三釵》」。還有電影人評論，老人不是最重要的，講好一個故事才是。郭柯氣壞了，發了一條朋友圈：「她們是道具嗎？她們是活生生的人。」

其實，這樣的問題在影片的海報製作階段就已經出現。當時，郭柯請了一位知名設計師為《二十二》設計海報，他給設計師看了電影，但在觀影的過程中，對方睡著了，後來設計出的海報——片名「二十二」的墨汁淌成眼淚，一顆子彈從老人的太陽穴穿過，老人說的話被堆成一座墓碑。「把我氣死了。」郭柯說，「尊重不是將老人當作受害者，而是當成身邊可以親近的老人。」

不少業內人士來勸郭柯改一改影片的呈現方式，加一些可以煽動起觀眾情緒的字幕、音樂、旁白，但他堅決不改，「這就是我看到的她們，這是真實，我相信我的判斷。」2016年，《二十二》獲得了雅爾塔國際電影節紀錄片單元評委特別獎，俄羅斯導演米哈爾耶夫評價「這部電影有很深的感情」。

電影上映前一個月，李愛連突然病危，只說要見劇組。郭柯他們趕到山西，老人對吳丹珍說：「我那天差點就死了，就想再見見你們。」老人的反應讓郭柯覺得，這種記錄方式是對的。

2017年7月8日，我坐進影院看了《二十二》的首場點映。

在電影里，我終於見到了「愛蘭」，和吳丹珍之前描述的一樣，她是個五官深刻、目光炯炯的老太太。她的房間果然橫七豎八地放著各種刀具，在勸架時她會拿著刀，做出兇狠的表情，跟我想像的一樣。像是看到了一位相熟很久的故人，在影院一片啜泣聲中，我突然笑了出來。

點映結束，我搜了一下豆瓣，發現有一條評論極有可能在點名批評我：題材「如此沉重」的電影，竟然還有人笑。

看天下391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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