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元濟：戊戌政變的回憶

撰文：張元濟

《東方歷史評論》微信公號：ohistory

原編者按：張菊老（張元濟）是參加戊戌變法碩果僅存之一人，故鐫有圖章一枚，內刊「戊戌黨錮孓遺」六字，茲以八三高齡，遠道來京，參加人民政協，本社視為難得之機會，特請回憶前事，由北大同學三人前往訪問，細心記錄，並將記錄稿送請審閱，以求準確。毛主席「論人民民主專政」中曾提到康有為等，認為他們代表了中國共產黨出世以前，向西方尋找真理的一派人物，他們在當時的確是先進者。菊老這裡所講的很多是書本未見的材料，我們鄭重商請詳細記錄，亦正欲為中國史料增加這極可珍視之一頁。

昨天是張元濟（1867年10月25日—1959年8月14日）逝世58周年

今年是商務印書館創辦120周年

五十多年前，因為朝鮮的事件，中國和日本開戰，這就是甲午中日戰爭，結果我們被日本打敗，大家從睡夢裡醒過來，覺得不能不改革了。丙申年（一八九六年，光緒二十二年）前後，我們一部分同官，常常在陶然亭聚會，談論朝政，參加的一共有數十人。當時並沒有會的名稱，只是每隔幾天聚會談談而已。在一起聚會的人，我現在記得有文廷式（瑾妃、珍妃的老師，時任侍讀學士。）黃紹箕、陳熾、汪大燮、徐世昌、沈會植（刑部官員）、沈會桐（翰林院編修）等，那時候康有為還不在北京。

以後康有為到北京來，戊戌年（一八九八年，光緒二十四年）三月，他組織一個保國會，在順治門大街湖廣會館裡開會，參加的人很多，其中京官也有，非京官也有。

是時上文所記的同僚與梁啟超等在北京創設個強學會，地點在前孫公園，記得汪大燮和梁啟超同在會中，那時辦了一種強學報，用木刻活字印刷出版，每日發行一小冊。後來強學會被住在我對門的御史楊崇伊奏參了，強學會遂被查封。

當時我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擔任章京職務，這個衙門所主管的部門非常廣泛，包括學堂、鐵路、開礦、造船、練兵、外交等。主管官為總理王大臣，一共有八九位，恭親王奕，慶親王奕劻和李鴻章等都是當時的領袖。光緒喜歡看新書，常常寫條子到總理衙門要書，這件事都由我經手辦理。那時候黃遵憲做了一部日本國志，光緒指名要這部書看，也是由我取來送進去的。光緒也喜歡人上書言事，外間上書言事的人都是先送到總理衙門裡來，再轉遞進去，當時外面送來各種章奏，內容奇奇怪怪的都有。

戊戌年四月二十八日光緒召見康有為和我，那時我還在總理衙門供職。為什麼召見呢？因為當時翰林院侍讀學士徐致靖上一個摺子給光緒，保舉康有為和我。

二十八日天還沒有亮，我們就到西苑，坐在朝房裡等候。當日在朝房的有五人：榮祿，二位放到外省去做知府的，康有為和我。榮祿架子十足，擺出很尊嚴的樣子。康有為在朝房裡和他大談變法，歷時甚久，榮祿只是唯唯諾諾，不置可否。召見時，二位新知府先依次進去。出來後，太監傳喚康有為進去。大約一刻鐘光景，康先生出來，我第四個進去，在勤政殿旁邊一個小屋子裡召見（這個殿現在已經完全改變樣子，看不出了）。光緒坐在上面，前面放扎著黃桌幃的一張書桌，光緒也穿著衣冠。我進去後，跪在桌子旁邊，當時屋子裡沒有第三個人，只有一君一臣相對，太監留在門外，不能進內。

當時滇越邊境發生劃界的爭執，光緒對我說：「我們如果派人到雲南去，要二個月才會走到，但外國人只要十天、八天就會到達。我們中國道路不通，一切落後，什麼事都趕不上外國，怎麼好和人家辦交涉呢？」我說：「皇上現在勵精圖治，力求改革，總希望國家能夠一天比一天進步。」他聽了之後，嘆口氣說：「可是他們都不能贊成呀！」我當時聽他說這句話，心裡覺得這位皇帝也夠可憐了，也不便再說什麼。光緒就把話頭轉到我們所辦的通藝學堂上去。

那時候我在北京和一些朋友辦一所通藝學堂（胡思敬所撰的「戊戌履霜錄」說我在上海開辦，這是錯誤的。），教授英文和數學，學生有四五十人。學堂聘請二位教員，一是同文館的學生，另一位是嚴復的侄兒嚴君潛。「通藝」二個字就是嚴復取的。校址設在宣武門內象坊橋，租了一座大房子作校舍。學堂創辦人有：陳昭常（後出任吉林巡撫），張蔭棠（後任西藏大臣），何藻翔、曾習經、周汝鈞均系部曹（以上五人均粵籍），夏偕復（工部主事，浙江人，後出使美國）和我。經費無所出，由我和倡辦諸人向總理衙門各大臣遞個呈文，請他們提倡，張蔭桓最為熱心，約了同僚數人聯名寫信向各省督撫募捐。一共捐了好幾千元，張之洞、王文韶等都有捐款。光緒對外邊的事很熟悉，知道我們在辦學堂。那天他就問到學堂的情形，我就把學生人數及所學科目告訴他，他勉勵我幾句，說：「要學生好好的學，將來可以替國家做點事。」他還問我一些關於總理衙門的事，問些什麼事我已經忘記了。光緒就叫我「你下去吧」。問話語氣極為溫和，看他面貌，殊欠剛健。我退出時碰見榮祿進去。

當日光緒即派康有為在總理衙門章京上行走，據說本來光緒想派他在總理衙門大臣上行走，被榮祿阻撓。但此事系得自傳聞，不能證實。

甲午戰後，中國承認朝鮮獨立，我們放一個公使到朝鮮去，國書由總理衙門起草。國書的稿子將大清國大皇帝高一格寫，朝鮮國國王低一格寫，光緒用硃筆批在旁邊，說我們已承認朝鮮獨立，不應當低一格寫，斥責總理衙門大臣思想腐敗。

有一天，我到總理衙門事務廳（即收發處）去，發現公文堆里有一封電報，簽名的是俄皇尼古拉第二，電報是給光緒的。我覺得很奇怪，為什麼不由公使轉呢？照例這樣的電報應該立刻送給光緒的，但我一看，已經在事務廳里擱了二天。我就通知總幫辦瑞良（旗人），他騎馬趕來，恐慌萬分，即請同文館學生來翻譯後送進去，可見當時政治的腐敗。當時在總理衙門當章京的，只有我一個人略識洋文。衙門裡還有一個木櫥擺著和外國所訂的條約，這樣重要的文件，竟不注意保存，任何人都可以開，都可以看，這種腐敗的國家哪能不亡國？

戊戌年六七月間，御史宋伯魯奏請廢八股開學堂，光緒諭准照辦。那時守舊黨派反對新政的空氣已甚濃厚，我就勸康有為適可而止，不可操之過急。並勸他趁機會到南方去開辦學堂，造就一批新的人才，將來自然有人幫忙，一面可以緩和緩和反對的勢力，但康不肯聽從，說這事一定要往前進。至於後來所傳譚嗣同說袁世凱帶兵圍頤和園事，真相如何，我不能知悉，因為那時我只在外圍，秘密我未參與。不過七月中袁世凱進京之事則屬確實，當時袁在小站練兵，光緒召見他之後，就賞他侍郎銜。

八月初，外間風聲甚緊。時日本伊藤博文到北京來，因為他是日本名人，我們學堂的同學想去見見他，伊藤答應接待。初六日我們到東交民巷日本使館去見他，當時還不知道政變的事。伊藤對我們說：「一個國家要變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定要經過許多挫折才會成功的。諸位有志愛國，望善自保重。」伊藤已經知道政變的事，他不好明說，所以說出這一段含蓄的話。

我們由日本使館出來，就聽到西太后由頤和園回宮政變發生的消息。初六日西太后垂簾詔下，初八日大家慶賀她垂簾，初九日逮捕康廣仁等六人。康有為在政變之前先已得到消息由英國人李提摩太護送他出京，當日南海會館被圍，但抓不到康有為。梁啟超逃到日本使館，由日本人帶他出走。康有為到天津後馬上坐英國船逃走，西太后命榮祿派飛鷹軍艦去追，沒有追到。梁啟超由日本人送他到塘沽上船，榮祿派王修植（字苑生，北洋候補道，北洋學堂總辦）追梁，有人說王頭腦很新，對西太后不滿，榮祿所以派他去追，意在放走梁啟超，因為榮祿是個狡猾的人，慣於兩面討好。但此說不能證實。王修植曾經上船檢查，時梁啟超已剪去髮辮，改穿日本和服，王雖認識他，但不欲道破，敷衍一番即離去，後梁逃亡日本。

被捕的六君子，上諭交刑部嚴刑審訊，十三日綁赴騾馬市大街處以死刑。楊崇伊的兒子也是通藝學堂的學生，他跑來告訴我，看他面有喜色，不知是何居心。那時天天抓人，學士徐致靖，尚書李端棻，戶部侍郎張蔭桓等均下獄。殺了幾個人之後就沒有再殺了，但外間謠傳還要大批殺人。李端棻和張蔭桓先後充軍新疆，動身時我們都到西郊送別。李端棻走到西安便病了，由地方官奏請暫留西安治病。張蔭桓被充軍到新疆迪化，到義和團事變時，西太后下詔把他處死。政變後陸續被革職的有數十人，湖南巡撫陳寶箴，侍讀學士文廷式等均在內。

當時我仍在總理衙門，兩天一班。時外間謠言甚熾，說要大批抓人，但我照常值班，靜候逮捕。到八月二十三日，王錫蕃、李岳瑞和我同被革職，永不敘用。於是我就將通藝學堂結束了，把校產造冊交給京師大學堂。

政變發生後，我去見李鴻章，對他說：「現在太后和皇上意見不合，你是國家重臣，應該出來調和調和才是。」他嘆了一口氣說：「你們小孩子懂得什麼？」因此我也不再說了。

我革職之後，李鴻章派于式枚來慰問我，問我以後如何打算，我說想到上海謀生。過了幾天，於再來說：「你可先去上海，李中堂已招呼盛宣懷替你找事情。」我平素和李鴻章沒有什麼淵源，只是長官或下屬的關係而已，但他對我似乎是另眼相看。

我到了上海，盛宣懷來找我說：「李中堂已來信介紹，現在請你在南洋公學辦理譯書的事。」我當時就把嚴復譯的亞丹·斯密的《原富》印刷出來。過了半年後公學的總理何梅生暴病逝世，由我接任，當時南洋公學的監督是美國人福開森，我和他意見不合，只幹了幾個月就辭職了，以後進了商務印書館。

庚子年義和團事變發生時，李鴻章任兩廣總督。當時西太后殺了五大臣：兵部尚書徐用儀，吏部左侍郎許景澄，太常寺卿袁昶，戶部尚書立山，內閣學士聯元。後八國聯軍陷北京，西太后和光緒避難到西安，一面叫李鴻章北上議和。李經過上海時，我去見他，勸他不必再替清朝效力了。他對我說：「你們小孩子懂得什麼呀？」又說：「我這條老命還拼得過。」後來議和未竟，他就去世，未能觀成。

戊戌年四月二十八日，康有為同我去見光緒那一天，翁同龢被驅逐回籍。到義和團事變時，西太后又命地方官對他嚴加管束，這是極大的侮辱。因為翁是光緒的師傅，平常和光緒甚為接近，致為西太后所忌。我見過光緒後，李鴻章問我是否知道翁同龢被逐事。當時我就覺得朝局會有重大變化，李只是嘆氣，那時他也沒有權。對於變法事，他既不甚贊成，也不反對。

政變後，西太后把光緒拘囚在中南海瀛台內，硬說他有病不能親政。當時各國駐華使節都贊成光緒的變法，還打算帶醫生去看光緒的病，所以西太后恨外國人入骨，以後所以激成義和團扶清滅洋之變，二者之間，是有因果關係存在的。

在當時環境之下，戊戌變法的失敗是必然的，斷斷無成功的可能，當時我們這些人要藉變法來挽回我們的國運，到後來才知道是一個夢想。

（原載《新建設》一卷三期，一九四九年十月六日。張元濟述，一九四九年二月二十三日汝成、昌杭、家麟記錄。）

8月19日（周六）下午，東方歷史沙龍第134期將在北京舉行，主題為「何為正義？何為誠實？何為真理？」，嘉賓為何懷宏、周濂。詳情請見東方歷史評論今天推送的第二條消息。

點擊展開全文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