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最後十年，清政府什麼最真誠？經濟發展與新政

文史 08-16

「鴉片戰爭」打開了中國的大門，林則徐和魏源睜開了雙眼，古老的中國面臨著千年的大變化。然而，這一切都無法吹醒酣睡的封建統治者。終於，太平天國、捻軍、陝甘問題、新疆問題、中法敗而不敗、甲午戰敗、八國聯軍，這一個個的痛徹肺腑，終於讓中國醒了。20世紀的最初十年，各色人等都在貢獻著自己的貢獻，都為了自己乃至國家的自強、自立理想努力著。

其中搞得最好的就是商人們的「實業救國」「工商業自強」，在這期間，地方正方「開埠通商」利用城市與城市的競爭，也即我們自主掌控城市的經濟命脈與被西方列強「強迫通商」的城市間的競爭，逐步掌握了一些經濟自主權。清政府對此的支持力度也不小，可以說：發展經濟、奪取經濟自主權、加強民生是真誠的。然而，這些如果沒有真誠的政治改革就不會有穩定，而經濟發展的根本就在於穩定。

智慧的老人魏源

（1）智者魏源的話

在這一時期，諸如革命派、立憲派等帶有強烈政治色彩的運動咱們就不說了。諸如實業救國、文化救國、思想救國、教育救國、體育救國、地方自治等各種各樣的主張多得很。自「第一次鴉片戰爭」失敗後，我國「五口通商」以來到清亡，有兩大「通商類型」。一者為「約開商埠」，即列強通過各種手段強迫我國開設的通商口岸。後者為「自開商埠」，即我國自主開設的通商口岸。

魏源早就指出:「今英夷既以據香港擁厚貲，驕色於諸夷；又以開埠裁各費，德色於諸夷。與其使英夷德之以廣其黨羽，曷若自我德之以收其指臂」，非常明白地指出「自我德之」，既然英國可以開埠以得利，那麼，我們為什麼不可以自己開埠得利呢？然而，這種思想到了洋務運動時期才逐漸被人注意。直到《馬關條約》簽訂後重慶、沙市、蘇州、杭州四城市被迫通商，前前後後被強迫通商的口岸足有四十來個。

而這時，經過半個世紀的痛苦摸索，商業經濟、通商口岸、洋務企業等逐漸由新奇事物轉化為正常的生活方式之一。在民間，由地方政府支持的一些「自開商埠」也已經存在。而清廷作為最保守的封建大本營，並沒有對這一現象進行規範、整理。直到1899年，這種情況才有所改觀。

（2）清政府開始正視「自開商埠」

1895年夏，清廷電諭各地督撫問計，主要問題是：現如今各地都有通商口岸，如何做到既可以便於通商，又避免主權落入他人之手？

兩江總督張之洞立刻提出：自主開通商場，地方官出資募人辦理，巡捕、輯匪、修路、稅收等一切都歸中國。

1898年6月，光緒發布上諭：「歐洲通例，凡通商口岸，各國均不得侵佔，現當海禁洞開，強鄰環伺，欲圖商務流通，隱杜覬覦，惟有廣開口岸之一法。」由此，戊戌年間，開放了秦皇島、岳州、三都澳等地，這三個地方在當時都算不上三流城市，像秦皇島時人稱之為「破房三兩（間）」。

1899年4月總理衙門公布了「自開商埠辦法」咨文。也就是從這份文件公布之日起，早已經在社會生活中存在了的「自開商埠」問題獲得了清廷中央層面的認可。這份辦法除了開辦的條件之外，最為強調的一點即「主權在我」，中國的主權身在其中，不能由外國人管轄。

緊隨其後的「八國聯軍」又讓中國的通商主權受到了嚴重威脅，1902年，英國逼迫中國開放長沙、安慶等5地通商；1903年，日本逼迫盛京（瀋陽）、成都等9地通商。1905年，日本又逼迫中國簽訂《會議東三省事宜》，要求中國東三省的16個城市自主開埠，清政府向自主開埠一直半推半就，這次索性被日本人強迫了。

之後，中國自主開埠風潮終於風起。這段期間，像濟南、武昌、昆明等都是省會城市呀。與之前的「條約開埠」城市許多都很靠近，如此就與之形成了城市競爭，在城市競爭中相互壯大，為我國自身也掙到了不少商業利益乃至經濟主權。

從1898年到1924年，中國共有自開商埠52處，其中清朝開埠有33處。這一數字是比較多的，清末14年的自開商埠的數量數字不一，有12處、15處、16處、17處、35處等多種，這些都是因為各種判斷標準出現的不同數字。但無論怎麼說，自1898年開始，從東北三省到兩廣，從山東到湖南湖北到雲貴都有了從大到小的商埠、商業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