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旦北京朝廷覆亡，東南諸省便取而代之

對於孫中山與南京臨時政府來說，很難對向他們提供了700萬兩貸款的贊助者強硬地說「不」，而袁世凱，當然心裡也清楚，如果東南紳商集團與革命黨聯手，不是北洋軍與北方瘠薄的財力能對付得了的。

2011年10月10日，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的正日。上午，我去人民網做了一次訪談，談論「哪一根稻草壓垮了清王朝」；下午，去看了一部電影《辛亥革命》（成龍總導演，張黎導演）。

哇呀呀，這幫人簡直是在跟我唱對台戲嘛！上午我在訪談里說「壓垮清王朝的最後一根稻草是以立憲派為代表的紳商階層」，下午的電影里，一個立憲派都沒出現，沒有張謇，沒有趙鳳昌，沒有湯化龍，也沒有譚延闓。辛亥革命就在孫文黃興和袁世凱的隔空博弈中底定了。

趙鳳昌

在傳統的辛亥敘述中，紳商階層在革命大潮來臨時總是遲疑不決、矛盾重重，這種表現被歸咎於他們思想上混亂與政治上不成熟。事實上，沒有任何時代的任何一位紳士或商人希望所在地域發生動亂。他們在清王朝的「官紳共治」體系已經獲得了部分權力，比如諮議局，一個雖然沒有參政權，但地方官吏決不敢忽視的機構。他們通過出資收買或贊助，控制了大部分的輿論權，而科舉的廢除，雖然加劇了社會的固化，對他們也是有利的——他們的子弟有更多的機會進入權力核心層，像沒有科名的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凱那樣。

他們只是不滿足於現有的權力，雖然這些權力比中國歷史上任何一個朝代都多。他們的代表人物張謇，如果生在道咸以前，想必還在翰林院里苦苦等待著外放主考的機會，或是遷轉到六部當一名員外郎，再循例外放，二三十年內才能入閣入軍機。而如今藉助「狀元辦廠」，張謇以一名請假的翰林，幾乎成了南通的上帝，完全按自己的意願來形塑一塊地域，同時又是各省督撫的座上客。

張謇

更重要的是，張謇在庚子年以東南的富庶為資本，成功地說服了兩江劉坤一、湖廣張之洞、兩廣李鴻章，三位帝國最有權勢的官員同意採用亘古未有的為臣之道：他們與西方各國單獨簽訂了東南互保條約。冠冕堂皇的理由是必須為中國保全東南這塊經濟命脈，而參與者心中也做好了一旦北京朝廷覆亡，東南諸省便取而代之的準備，西方人最看重的李鴻章將出任「伯理璽天德」（President，總統）。

我們不妨說，就在此時，至少在中國東南這塊「半現代社會」，清王朝在法理上，在人心中，已經覆亡。接下來的十一年，其實不過是形式上的苟延殘喘。

就像法國大革命前路易十六對第三等級的容讓遷就，遭遇庚子之痛，又背負著辛丑巨債的清廷，面對財源所在的東南紳商集團，身段越來越低，聲氣越來越和順。但是朝廷始終沒有決心實行憲政，他們甚至缺乏理解憲政真諦的能力，而東南紳商集團採用一切方式在提醒、督促朝廷。兩者的分歧在於：朝廷希望能在傳統體制的框架上，通過對紳商集團的推重、利益的肯定來換取他們的忠誠，而紳商集團希望這些好處，以至更大的參政權力，不是來自朝廷的恩惠，而是通過憲政與法律固定下來。沒有人希望庚子年的狀況會再現：國家瀕於滅亡，而東南被迫採用與中央分離的方式保全自己。

但是有了東南互保的成例，一旦紳商集團感覺朝廷對地方局勢已經失去控制，他們當然第一時間想到用同樣的方式保全地方的安靖。武昌事變後短短一個半月，便有十四省獨立，並不能說明革命黨勢力雄厚，或是人心皆思共和，只不過「東南互保」的案例引發了羊群效應。大家先保住自己，再看局勢發展。

起義軍攻克武昌後在城門口巡視

馬勇教授在他的《1911中國大革命》一書中主張「以溫情看待歷史人物」，充分肯定了孫中山、袁世凱以及隆裕太后的妥協精神。這自然有其道理。但從全國局勢來看，南北停戰議和，是誰最希望看到的結果？張謇為首的東南紳商集團。

孫中山不知多想要北伐統一，名正言順地成立民國；袁世凱最希望的是君主立憲，挾天子以令諸侯。他們最終都讓步了，向誰？紳商集團。對於孫中山與南京臨時政府來說，很難對向他們提供了700萬兩貸款的贊助者強硬地說「不」，而袁世凱，當然心裡也清楚，如果東南紳商集團與革命黨聯手，不是北洋軍與北方瘠薄的財力能對付得了的。

在革命敘事中，辛亥當然是一場「失敗」的、不徹底的革命。但客觀來看，革命黨得到了最想要的共和形式，早該覆滅的清廷保全了最後的體面，袁世凱為首的官僚集團仍然留住了大部分的權力，紳商集團則獲得了他們要的安定，以及民主參政的可能性。四方都實現了有限的利益最大化。這個結果，最大的推動力量，還是紳商階層，那些在《辛亥革命》中仍被遮蔽的面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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