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中國疆域最終奠定的時空坐標

一、清朝對其疆域最終形成的學理與法理確認

1.清前中期對歐洲地理學知識的吸納

西方近代地理學知識與繪圖技術是隨著耶穌會士的東來而傳入中國的。從1584年起，利瑪竇的「世界地圖」先後有12種刻本傳世。是圖註明了大地為圓形，繪出了赤道北地半球與南地半球，標註了南北二極、五帶;列出了五大洲、南極洲及歐洲30多個國家等。【參見洪業：《考利瑪竇的〈世界地圖〉》，《禹貢》第五卷(1936年)，第3、4期合刊。】對明末清初的中國地理學產生最大影響的漢文西書當首推耶穌會士艾儒略的《職方外記》。該書卷首為「五大洲總圖界度解」，正文分述五大洲概況。【參見[意]艾儒略著、謝方校釋：《職方外記校釋》，中華書局1996年版，第3、4頁。】南懷仁編製的《坤輿全圖》由東、西兩半球圖構成，表現了五大洲、四大洋的地理面貌。此圖代表了17世紀歐洲半球投影製圖學和天體學說的最新成果，並對中國產生了切實的影響。【參見李孝聰：《歐洲所藏部分中文古地圖敘錄》，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86年版，第8、9、11頁。】清初以降，受歐洲近代地理學成果浸潤的中國地理學名家紛出，孫蘭曾師從湯若望，其《柳庭輿地隅說》一書認為：「吾中國土地在大地中止東南一隅，合華裔而統計之，才八十一分一耳」。【(清)孫蘭撰：《柳庭輿地隅說》，收入阮元編《文選樓叢書》，嘉慶道光間阮亨刻本。】其《山河大地圖說》一書採用地心、赤道以及兩極等術語，並繪有兩幅半球圖，列舉兩京及各省的緯度。【參見(清)孫蘭撰：《大地山河圖說》，收入胡思敬編《叢書集成續編》，上海書店1994年版。】

關於歐洲地理學對清朝產生的影響，清人劉獻廷認為：「天文實用及地圖經緯圖，皆利氏西來後始出。」【劉獻廷撰：《廣陽雜記》卷2，中華書局1957年版，第99頁。】鄒振環認為，到18世紀下半葉，西學作為一種新知識點，已被中國士大夫認可，並企圖將其整合到傳統的知識架構之中。【參見鄒振環：《晚清西方地理學在中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46頁。】

2.清前中期全國輿圖的繪製

(1)康熙《皇輿全覽圖》與乾隆《內府輿圖》的繪製

歐洲地理學知識雖然從16世紀後期傳入中國，但真正得到最高層的認同，當始於康熙帝及其繼承者。康熙《皇輿全覽圖》(以下簡稱「康熙圖」)、雍正十排圖、乾隆《內府輿圖》(以下簡稱「乾隆圖」)、《嘉慶重修大清一統志》所附《皇輿全圖》(以下簡稱「嘉慶圖」)等的編繪，以及清朝早中期的有限疆域觀與邊界意識的生成等，為康熙帝祖孫四代汲取歐洲近代地理學的燦爛之花，結出的盈碩之果。

「康熙圖」是由康熙帝親自主持，以傳教士雷孝思(Regis，Jean-Baptiste)、白晉(Bouvet，Joachim)、杜德美(Jartoux，Pierre)、托馬斯(Pere，Thomas)等為主力，中國學者何國宗、索柱、李英等參加，【參見秦國經：《18世紀西洋人測繪清朝輿圖中的活動與貢獻》，《清史研究》1997年第1期。】各地官民參與的具有當時世界水平的一次規模宏大(先後測繪了全國641個點)且費時良久(1708—1718年)的疆域實測成果。此圖採用梯形投影法，以經過北京的經線作為本初子午線，按1∶140萬—150萬的比例繪製，【汪前進先生認為，康熙銅版《皇輿全覽圖》採用的是正弦曲線等面積為圓柱投影(即桑遜投影)，參見《自然科學史研究》1991年第2期汪前進先生文。】範圍涉及南到海南島、北達黑龍江、東及台灣、西至哈密以東，即西至西經40多度，北至北緯55度的廣大地區。【參見中國科學院自然史所地學史組：《中國古代地理學史》，第324—327頁。】關於此圖，李約瑟贊之曰：它「不僅是亞洲當時所有地圖中最好的一種，而且比當時所有歐洲地圖都更好、更精確」，「中國在製圖學方面又再一次走在世界各國的前面」。【[英]李約瑟：《中國科學技術史》第5卷，科學出版社1976年版，第246頁。】

但「康熙圖」所展示的疆域，西僅止哈密。1760年乾隆帝根據新疆等地區的實測資料，對「康熙圖」加以補充修訂，完成了「乾隆圖」的繪製。該圖將「南至瓊海，北至俄羅斯北海，東至東海，西至地中海，西南至五印度南海，合為一圖」，【邵懿辰：《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註》，第278頁。】較「康熙圖」範圍大一倍多，是一幅名副其實的亞洲地圖。

(2)「嘉慶圖」繪製及其與「康熙圖」、「乾隆圖」的區別

嘉慶朝雖沒有大張旗鼓地分赴各地實測疆域，但「嘉慶圖」卻是在汲取了先前二圖成果的基礎上，參校乾隆後期至嘉慶朝及道光初年的輿地變更狀況編繪而成的。此圖有經緯網(以通過北京的經線為中經線)，又有計里畫方，以緯度1度分為二方，每方百里。「康熙圖」所描述的疆域截止到1718年，此時中國尚未統一。「乾隆圖」時間斷至1760年，此時中國疆域亦未最終底定。雖然「乾隆圖」是當時最完善的一幅亞洲大陸地圖，當時中國疆域也被納入圖中，但當時中國與外國邊界的許多地段尚未劃定，從而使得該圖無法將其畫得明晰。換言之，「康熙圖」也好，「乾隆圖」也罷，均不能涵蓋中國最終形成的疆域，亦無法準確地描述中國最終形成的領土主權。

相對於「康熙圖」、「乾隆圖」，「嘉慶圖」則標出了盛清疆界：北到外興安嶺，西到帕米爾和後藏的阿里地區，東到庫頁島，南到南海。就疆域研究而言，這一點至關重要，因為這是近代民族國家的標誌性要素已在中國生成的寫照。之所以如此，是因為當「康熙圖」、「乾隆圖」編繪之際，中國疆域尚在變動之中，上諸輿圖只能反映清朝當時實際控制領域或尚未定型領域的狀況。進入嘉慶朝，康雍乾三代持續130多年的開疆拓土事業已拉上了帷幕，清朝疆域最終確定。「嘉慶圖」之登場，既是「康熙圖」、「乾隆圖」纂修思想的深化與成果的自然延長，更意味著中國疆域最終形成的空間最終奠定，而且這空間已非中國傳統想像的「天下」，因為這空間的點、面、線已由清帝國的軍人、官吏、民眾與城池、村鎮所填充。換言之，這最終奠定的空間已轉變成與毗鄰國家(或地區)有著清晰的線狀界限的領土。所以，「嘉慶圖」所標示的盛清疆域與疆界，當是中國疆域最終奠定的空間坐標。

中國傳統的「天下」觀，自康熙朝被徹底改變。「康熙圖」、「乾隆圖」與「嘉慶圖」的繪製，既是對清帝「天朝尺土俱歸版籍，疆址森然，即島嶼沙洲，亦必劃界分疆，各有專屬」、【《清高宗實錄》卷1435，乾隆五十八年己卯。】「國家撫有疆宇，謂之版圖，版言乎其有民，圖言乎其有地」【《清史稿》卷283《何國宗傳》。】之思想意識的詮釋，亦即清帝國的疆域與邊界已由上諸「輿圖」所廓清，更是康雍乾嘉諸帝等最高統治者對其所具備的清晰的疆域有限觀、邊界線狀觀、邊民乃國民(臣民)意識所進行的一次有意識有計劃地學理與法理確定。

3.三修《大清一統志》(1)康熙、乾隆《大清一統志》的纂修

由於不斷開疆拓土與改土歸流，加上掌握了西歐近代地理學與繪圖技術，使得有清一代自康熙經雍正、乾隆，直至嘉慶的近150多年間，在先後三次大規模纂修《大清一統志》的同時，又能多次在全國實測疆域，繪製了「康熙圖」、「乾隆圖」、雍正十排圖以及「嘉慶圖」等。修志與繪圖是相輔相成、互為表裡的。

關於纂修「一統志」的目的，康熙帝講的分明：「朕纘紹丕基，撫茲方夏。恢我土宇，達於遐方。惟是疆域錯紛，幅員遼闊。萬里之遠，念切堂階。其間風氣群分，民情類別，不有綴錄，何以周知?……特命卿等為總裁官，其董率纂修官，恪勤乃事，務求采搜閎博，體例精詳。厄塞山川，風土人物，指掌可治，畫地成圖。」【《清聖祖實錄》卷126，康熙二十五年五月庚寅。】即「一統志」的纂修目的在於周知政治統治所及之疆域，以資治理。

康熙《大清一統志》(以下簡稱「康熙志」)始修於康熙二十五年(1686)，成於乾隆八年(1743)。但康熙、雍正迄乾隆初期，中國尚未統一，故「康熙志」難稱完備。乾隆二十九年(1764)，伴隨著新疆的內屬，乾隆《大清一統志》(以下簡稱「乾隆志」)開始纂修。雖然該志完成於乾隆四十九年(1784)，但一些資料以1764年為斷。其後，與疆域變動相關的緬甸之役(1769)、二次平定大小金川(1776)、越南之戰(1789)、兩次廓爾喀之役(1791、1792)相繼發生，不惟「乾隆圖」，即使「乾隆志」也無法表述或全面反映這些變化。【參見《嘉慶道光兩朝上諭檔》(嘉慶十六年)，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38頁。】另外，由於「乾隆志」追求速成，紕漏、錯訛較多。【參見(清)龔自珍：《龔自珍全集》第五輯《上國史館總裁、提調、總纂書》。】在此情形下，三修「大清一統志」的事業被提上了議事日程。

(2)《嘉慶重修大清一統志》纂修及其與康熙、乾隆《大清一統志》的區別

三修「大清一統志」始於嘉慶十六年(1811)，由穆彰阿等主持，歷時34年，至道光二十二年(1842)完成。因這次重修始於嘉慶十六年(1811)，所輯資料以嘉慶二十五年(1820)為斷，故名《嘉慶重修大清一統志》(以下簡稱「嘉慶志」)。以下，筆者根據自己的探索並參酌張艷玲、【張艷玲：《三部〈大清一統志〉比較研究》，《清史論叢》2005年號，第261—264頁。】趙榮、【趙榮、楊正泰：《中國地理學史(清代)》，商務印書館1998年版。】孫?【孫?：《康雍乾時期輿圖繪製與疆域形成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等先行研究成果，對比「嘉慶志」與「康熙志」、「乾隆志」有關疆域、邊疆和邊界方面記述之區別。

其一，「嘉慶志」邊疆統部增加、統部範圍擴充及門類細微化。「嘉慶志」與「康熙志」、「乾隆志」的最大區別是明顯增加邊疆地區內容。在北疆，「嘉慶志」增加了省級單位———「烏里雅蘇台統部」，設有將軍、參贊，管轄唐努烏梁海、科布多和喀爾咯西部廣大地區，並會辦庫倫以西事務。同時，「嘉慶志」中的「蒙古統部」，除繼續收錄「乾隆志」中「舊藩蒙古」25個地區外，還將喀爾喀、阿拉善厄魯特、青海厄魯特、牧廠、察哈爾、西藏囊括其中，共計31個地區，篇幅隨之激增。原「乾隆志」中的「新疆藩屬」13個地區，到「嘉慶志」時皆納入「新疆統部」，又新增烏魯木齊、古城、吐魯番、巴里坤、瑪爾噶朗、那木干6處轄區。

另外，各邊疆統部的門類均有不同程度的增加。新疆統部增加了台站、營塘、卡倫、屬境等4門;烏里雅蘇台統部增加了晷度、山川、卡倫、台站等4門;蒙古統部增加了旗分、封爵、屬部、驛站等4門;盛京統部增加了關郵、城堡等2門;興京增設了行宮、山陵、城堡等3門;貴州統部增設「苗蠻」門，記述少數民族事宜。

其二，「嘉慶志」中的藩部內地化。「嘉慶志」共分22統部，新疆、烏里雅蘇台、蒙古等統部已直接列於「貴州統部」之後，與內地省份並列同稱，藩部內地化態勢明朗。

其三，「嘉慶志」增加劃界與邊疆統部轄境內容。以西藏為例，清朝於乾隆末年與喜馬拉雅山諸國劃定了邊界。1792年清朝著手與廓爾喀劃界：「嗣後應以濟嚨、聶拉木以外為界，爾部落人等，不得尺寸擅越。」【《清高宗聖訓》卷222。】同時，劃定了與作木朗、洛敏湯、哲孟雄等國的邊界。因此類內容發生於「乾隆圖」與「乾隆志」修成之後，故惟有「嘉慶志」才能予以描述。關於邊疆統部轄境，「嘉慶志」遠比「乾隆志」翔實與確切。如新疆統部「東至喀爾喀瀚海，及甘肅界;西至右哈薩克及蔥嶺界;南至拉藏界;北至俄羅斯及左右哈薩克界;東南至甘肅界;西南至蔥嶺拔達克山、痕都斯坦諸屬界;東北至俄羅斯界;西北至右哈薩克界。廣輪二萬餘里，北為舊準噶爾部，南為回部」。【嘉慶《大清一統志》卷516《新疆統部》。】庫倫辦事大臣轄區「治所在土謝圖汗部右翼左旗之北。其在土拉河以東、科魯倫河以西者，為東庫侖;在土拉河以西、鄂爾坤河以東者，為西庫侖」。【嘉慶《大清一統志》卷533《庫倫·科布多》。】科布多參贊大臣管轄範圍：東至烏里雅蘇台界，西至伊犁塔爾巴哈台巴里坤界，南至瀚海界，北至俄羅斯界。

關於邊界卡倫，「乾隆志」多付闕如，「嘉慶志」記載頗詳。僅以南疆為例，喀什噶爾參贊大臣所屬卡倫有巴爾昌、伊蘭烏瓦斯、伊斯里克、圖舒克塔什、喀浪歸、烏帕喇特、玉都巴什、伊勒古楚、鐵列克、烏魯克、特比斯、特爾格齊克、圖木舒克等，葉爾羌辦事大臣所屬卡倫有塞里克、亮噶爾、庫克雅爾、玉喇里克、奇靈、薩納珠、和什喇普等。

其四，增加了乾隆年間和嘉慶二十五年(1820)以前的西南土司承襲裁汰事項。在「康熙志」中，「貴州統部」領有貴陽、安頓等12府，「乾隆志」領有13府，而「嘉慶志」不止領有13府，還增添4個直隸廳。關於「四川統部」，「康熙志」領有府11、州8、廳2及衛1，「嘉慶志」則領有府12、直隸州8、直隸廳5、屯務廳1，篇幅也由25卷增為51卷。

其五，「嘉慶志」增加「稅課」門，補載鹽課和關稅。在邊疆地區徵稅，既是邊疆治理強化的體現，也是加速邊疆內地一體化進程的有力之舉。

其六，「康熙志」與「乾隆志」只有省、府、直隸廳、州圖，未有全國總圖。嘉慶朝時，中國的疆域最終劃定，因而增加「嘉慶圖」，既彰顯金甌無缺的全貌，又標明與鄰國之邊界。

「嘉慶志」是在繼承與汲取「康熙志」、「乾隆志」的編撰思想和學術成果並有所改進的基礎上編纂而成的，其質量明顯高於前二者。公認該志是中國有史以來最完備、質量最好的一部地理總志。自問世迄今，尚無一部能夠取代它的全國性同類書。所以張元濟說：「居今日而治輿地之學，欲求一官本且後出而可信者，宜莫如此書。」【張元濟：《嘉慶一統志·張元濟跋》。】因此，「嘉慶志」問世後，很快就取代了前兩部《一統志》。

與「康熙志」、「乾隆志」相較，惟有「嘉慶志」所描述的疆域，即1820年的清朝領土，是中國數千年來內在發展、自我完善、最終形成的產物。換言之，此時的清朝領土與主權，金甌無缺，空前絕後，既得到了自我的學理與法理確定，又得到了鄰邦俄羅斯等國的承認、強勢的歐洲列強的認同(後述)。所以，「嘉慶志」所輯資料終斷之年(1820)，當是中國疆域最終奠定的時間坐標。

4.清朝早中期的疆域與邊界觀念

清朝前中期的疆域與邊界觀念的變化，從某種意義上說，是與清朝遭遇了中國三千年來從未遇到的強敵有相當大的關係。從16世紀下半葉開始，剛剛從欽察汗國控制下擺脫不久的俄羅斯帝國便急速東侵。至17世紀中葉，其勢力已到達勒拿河上游、貝加爾湖、黑龍江流域。1652年俄軍與駐守在黑龍江流域的清軍第一次交火。到了1660年，中、俄已先後發生過5次規模較大的軍事衝突，雙方互有勝負。與此同時，沙俄為了詳細調查中國情況，探錄通商途徑，先後於1654年、1658年派遣使者來華，且都不行跪拜禮。當時清廷對沙俄最感焦慮的事項有三，即沙俄退出清廷發祥地黑龍江流域、追討達呼爾部逃人根忒木爾與來華俄使須行中國式覲見禮，但沙俄對此三項問題均不予理睬，清廷難遂其願。

經過兩次雅克薩戰爭與《尼布楚條約》的簽訂，中、俄雙方軍事角逐已逾30年，外交折衝亦相隨而行，彼此對敵方的實力心知肚明，兩立之勢已成。清廷不得不接受祖先發祥之地被強敵割走大塊的現實。經過旗鼓相當的征戰、近代式的談判，清廷君臣的疆域、邊界與屬民觀隨之一變。以下就相關資料進行討論。

1683年10月28日，理藩院譴責「俄羅斯國羅剎等，無端犯我索倫邊疆，擾害虞人，肆行搶掠，屢匿根特木爾等逃人」，勸其撤退。【《理藩院為要俄遣還逃人撤出侵地事致雅克薩額官咨文》，《清代中俄關係檔案史料選編》第一編，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49頁。】1685年4月20日，康熙帝向雅克薩俄軍發出最後通牒：「爾羅剎入侵我境，騷擾地方」。倘爾憐憫邊民，「即當迅速撤回雅克薩之羅剎，以雅庫等某地為界，於該處居住捕貂納稅，勿入我界滋事」。【《康熙帝為再次敦促俄人即速撤出雅克薩致俄沙皇敕書》，《清代中俄關係檔案史料選編》第一編，第51—52頁。】

1688年5月，以索額圖為首領的使團前往邊界與沙俄議和。臨行前康熙帝囑咐說：「羅剎侵我邊境，交戰於黑龍、松花、呼馬爾諸江，據我屬所居尼布潮、雅克薩地方，收納我逃人根特木爾等……朕以為尼布潮、雅克薩、黑龍江上下，及通此江之一河一溪，皆我所屬之地，不可少棄之於鄂羅斯。我之逃人根特木爾等三佐領，及續逃一二人，悉應向彼索還。如鄂羅斯遵諭而行，即歸彼逃人，及我大兵所俘獲招撫者。與之畫定疆界，准其通使貿易。」【《清聖祖實錄》卷135，康熙二十七年五月。】

不惟康熙帝如此，其繼任者雍、乾、嘉諸帝對疆域與邊界的定位，與其父其祖如出一轍。雍正六年(1728)，鑒於安南國要求劃界，雍正帝敕諭曰：「朕前令守土各官，清立疆界。原屬行之於內地，未令清查及於安南也。」【《清世宗實錄》卷65，雍正六年。】乾隆帝給英國國王的敕諭，更是道出清廷君臣的疆域觀與邊界意識：「天朝疆界嚴明，從不許外藩人等稍有越境攙雜……天朝尺土俱歸版籍，疆址森然，即島嶼沙洲，亦必劃界分疆，各有專屬。」【《清高宗實錄》卷1435，乾隆五十八年己卯。】嘉慶帝時，中朝兩國商民曾在黃海的廣鹿島上私自貿易，並起糾紛。對此，嘉慶帝諭曰：著朝鮮國王「於商民等違禁私販之事，認真查籋，以清邊界」。【《清仁宗實錄》卷187，嘉慶十二年。】

從上述史料可見，清廷君臣經過長時間與俄人交涉，對疆域、邊界、邊民的界定與認識，是非常清晰的。清朝統治者雖然也具有漢族統治者所共有的「天下」觀，但清廷君臣心裡十分清楚哪些是自己的疆域與邊界，即分得清哪些是其政治管轄所及的疆域，何處是其政治、軍事力量所及邊緣區域，哪些是其「聲教」波及之區或「聲教」不及之區。故康熙帝云：「至外藩朝貢，雖屬盛事，恐傳至後世，未必不因此反生事端。總之中國安寧，則外釁不作，故當以培養元氣為根本要務耳。」【《清聖祖實錄》卷160，康熙三十二年。】

二、外國對清朝疆域最終形成的法律承認

1.中俄兩國關於東段邊界的近代條約《尼布楚條約》的簽訂

清朝在黑龍江流域的統治，始於天命元年(1616)清太祖對薩哈連部的征服，【參見《清太祖實錄》卷5，天命元年條。】確立於崇德二年(1637)索倫部的歸服。【參見《清太宗實錄》卷35，崇德二年條。】也就是說，在沙俄勢力到達黑龍江流域之前，清朝已是這裡的主人了。沙俄對黑龍江流域的侵略始於1643年。整個順治朝，由於清朝忙於鼎定中原，無暇顧及東北，致使俄軍得以縱橫於黑龍江流域。逮及康熙朝初期，鄭氏集團活躍，三藩亂起，清廷疲於奔命，俄國愈發得志，雙方關係成為僵局。三藩之亂甫平，康熙帝決心解決東北問題。經過康熙二十一至二十四年(1682—1685)、康熙二十五年(1686)的兩次雅克薩戰爭，沙俄終於同意通過和平的方式解決兩國邊界爭端。康熙二十八年(1689)，經過雙方反覆折衝與努力，中俄《尼布楚條約》正式簽訂。該條約的拉丁文本共計6項條款，其主旨在於解決近代國家的兩個基本問題，即邊界的劃定與逃人的處置。

2.中俄兩國關於中段邊界的近代條約《恰克圖條約》的簽訂

沙俄勢力前鋒於1643年到達貝加爾湖，侵入了早在1636年以前業已歸附清朝的蒙古人的傳統牧地。【參見(清)張穆：《蒙古游牧記》卷7、卷9。】《尼布楚條約》簽訂後，沙俄利用外蒙古地區劃界問題的暫時擱置，不斷向南擴張。【參見《清代中俄關係史料檔案選編》第1編，第301—302頁。】清朝再三要求沙俄答應開啟邊界談判，以解決糾紛。1726年11月沙俄代表薩瓦到達北京，經過談判，雙方於次年8月簽訂了《布連斯奇界約》。其主要內容為：「北自恰克圖河流之俄國卡倫房屋，南迄鄂爾懷圖山頂之中國卡倫鄂博，此卡倫房屋及鄂博適中平分，設立鄂博，作為兩國通商地方」。「恰克圖、鄂爾懷圖山之間，應即作為兩國疆界。按劃定疆界，由沙畢納依嶺起至額爾古納河為止，其間在迤北一帶者，歸俄國，在迤南一帶者，歸中國。」【王鐵崖編：《中外舊約章彙編》，三聯書店1957年版，第1冊。】1727年10月、1727年11月，中俄兩國分別簽訂了《阿巴哈依圖界約》、《色楞鄂界約》，詳細確定了中俄兩國之間4000俄里的邊界線，劃定了界址。

在以上三個界約的基礎上，1728年6月，中俄雙方經過三年時間、58次會談，終於簽訂了中俄《恰克圖條約》。該條約解決了中俄外蒙古地區邊界問題。

關於《尼布楚條約》與《恰克圖條約》的歷史意義，英國學者斯當東早在18世紀末便著書說：「中國的廣大邊界已在俄國地圖上得到承認。」【[英]斯當東著、葉篤義譯：《英使謁見乾隆皇帝紀實》，上海書店出版社2005年版，第363頁。】

3.歐美列強來華及其對中國領土的承認———以葡萄牙租借澳門為例1513年葡萄牙商人出現於廣州海岸，開始與清朝發生直接關係。【J.M.Braga，The W esten Pioneers and their Discovery of M acau，M acau：Im prensa Nacional，1949.pp.101-102.】1551年葡萄牙人舟觸風濤，水濕貢物，願暫借澳門晾曬，明朝海道副使汪柏納賄許之。【參見(明)郭裴等：《廣東通志·澳門》，1602年刊本。《澳門紀略》(張汝霖、印光任撰，清光緒六年重印本)有同樣的記載。】後來汪柏受賄敗露，便詭稱賄金是澳門葡商向香山縣衙繳納的地租。嗣後，香

山縣衙遂令澳門葡商「年輸課稅二萬金。逮至清初，知該處難以收回，遂收稅課為地租，令輸銀五百兩，按年繳納」。【黃培坤編著、靳智整理《澳門界物爭持考》，《近代史資料》總第95號，中國社會科學出版1998年版。】

對此，馬士寫道：「從最初直到1849年總管啞嗎嘞事件發生為止，澳門的葡萄牙人一直向香山縣完納地租，這正是對於領土主權的完全承認。」【[美]馬士著、張匯文等譯：《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第1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48頁。】對此，澳門主教吉馬良斯(D.Alexandre Pedrosa Guimares)在1776年也做過同樣的表述：「(清朝)皇帝擁有全權而我們則無能為力，他們是澳門的直接主人，收取地租，而我們只有使用權。」【Antonio Vasconcelos de Saldanha，A M enoria Sobre o Estabelecirnento dos Portuguesesem M acau do Visconde de Santarém，M acau，Instituto Portugues do Oriente，1995.p.9.】

1783年，葡萄牙王室曾想改變澳門的地位，提出讓與論：「我們在中華帝國並未進行征服(conquista)，只是葡萄牙的顯赫名譽使我們獲得了中國帝王的尊重與友誼，並因而得以在該國的港口落腳，最後得到讓與(cesso)重要的澳門港。」【Instruso Para o Bispo de Pequirn e Outros Documentos Para a história de M acau，Instituto Cultural de M acau，1988.pp.41，46.】1831年葡萄牙拋棄讓與論，改用征服論來宣示其對澳門領土的合法佔有：澳門「並不是由於中國皇帝的恩賜或讓與而取得的，而是(葡國王室)征服的權利獲得的」。【[美]馬士著、區宗華譯：《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第4、5卷，中山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第280頁。】但這一觀點立即遭到瑞典駐澳門總領事龍思泰(Anders Ljungstedt)的質疑。他通過1802年與1803年英國兩次希望出兵澳門，幫助葡人抵抗法國人的入侵，但葡澳政府因未得到中國政府許可而不得不拒絕英人這一事實，得出了儘管葡人居澳門300餘年，但葡人從未獲得澳門的領土主權的結論。【Anders Ljungstedt，An Historical Sketch of the Portuguese Settlements in China and of the Roman Catholic and Mission in China&Description of the City of Canton，(Viking Hong Kong Publications，1992).】

葡萄牙真正急於改變澳門地位並將其納入議事日程是在鴉片戰爭之後。1843年葡政府令葡澳總督邊多(A.A.da Silveira Pinto)向清政府提出有關豁免澳門租銀等九項要求。【Chapa do Senado de M acau ao Comissario Im perial，de29de Julho de1843，in A.v.de Saldanha(ed.)，Coleccao de fontes documentais para a historia das relacoes entre Portugal e a China(M acau，1997)，vol.Ⅲ，pp.63-65.】在遭到清政府拒絕的情況下，葡國女王於1845年擅自宣布澳門為自由港、1849年抗繳澳門地租。【參見《兩廣總督徐廣縉奏摺》(道光二十九年閏四月初七日)，「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編《澳門專檔》，第22—23頁。】但凡此種種，均無助於改變澳門屬於中國領土這一法律事實。於是，葡萄牙轉而求助於議約。經過多次波折，直到1887年終於和清朝簽訂了《中葡和好通商條約》。【參見《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第8卷，第10、11頁，「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編《澳門專檔》第3卷，第75頁。】但就澳門地位而言，葡人所得不過是「未經中國首肯不得將澳門讓與他國」，葡人只是「永居管理澳門」，但決不是領土割讓。而中國對澳門的領土主權反而得到了進一步的確認。

從上述的中俄《尼布楚條約》、《恰克圖條約》與「葡萄牙租借澳門」的事例中，我們可以看到，在中國北部，清朝是通過近代性質的條約來確定自己的疆域與邊界;在中國南方，清朝是通過收取地租的方式來肯定自己的領土主權。清朝前中期對疆域與邊界的認識，並非後人所說的那樣，即不具備近代意義上的疆域和邊界觀。事實是，早在17世紀清朝就具有了明確的疆域與邊界意識，且通過與外國折衝，達到了獲得外部承認的目的。

三、列強對清朝領土主權最終形成的法律認同

1.葡萄牙加入清朝的朝貢貿易體系

初來中國沿海的葡萄牙人亦商亦盜、攻城略地，但不久便遭到了毀滅性的打擊。【參見《明世宗實錄》，嘉靖二年三月壬寅條;《明史》卷200《張?傳》;《明史》卷205《朱紈傳》;[葡]平托著、方豪譯：《中西交通史》(下冊)，中國文化大學出版部1983年版，第672—673頁。】嗣後，重返廣州外洋的葡人便冒充馬六甲進貢者，加入了朝貢貿易行列。【參見(明)陳吾德：《謝山樓存稿》卷1《條陳東粵疏》;(明)鄭舜功：《日本一鑒》卷6。】葡萄牙「初來也，慮群盜剽掠累己，為我驅逐，故群盜畏憚不敢肆。強盜林剪，橫行海上，官府不能治，彼則為我除之，二十年海寇，一旦而盡」。【(明)林希元：《林次崖先生文集》卷5《與翁見愚別駕書》。】由於葡人願意受明朝官府驅使以平定沿岸海盜，深得明廷嘉許，從而得以久居澳門。

逮至清朝，清地方官府更是讓葡萄牙人組織專門艦隊從事追捕海盜事宜。【參見[萄]文德泉：《17世紀的澳門》，轉引自湯開建：《佛郎機助明剿滅海盜考》，《文化雜誌》(澳門)1999年第2期。】所以，湯開建認為：「中國政府對早期東來葡萄牙人的抵制和打擊，更使他們清醒地認識到，只有討好中國政府，獲得中國政府的信任，才有可能打開遠東的貿易市場」。「因此，對中國政府的恭順與賄賂，就基本成為他們的主要策略，而幫助中國政府驅逐沿海地區的海盜也就成為他們討好中國政府的重要手段。這點東西方文獻均有證明。」【湯開建：《佛郎機助明剿滅海盜考》，《文化雜誌》(澳門)1999年第2期。】對此，納瓦雷特(D.F.Navarrete)說：「中國人統治時期(指明朝)，澳門人俯首稱臣;現在韃靼人當政，他們又成為韃靼人的臣民。」【轉引自湯開建上引文。】1635年葡萄牙史學家博卡羅說：「葡王陛下在這個(澳門)城市，除了日本航海商稅外別無其他收入，因為澳門是在中國皇帝的領土之內，他拿去了其他一切收入。」

從1552年至1753年，葡萄牙先後6次派專使前來中國，以期打通貿易路徑。但「在中國人看來，使臣前來是為了朝賀和進貢的，他的責任就是接受命令而不是要求談判訂約。這位專使依照亞洲習慣，屈膝接受了皇帝的賞賜」。【[美]馬士著、張匯文等譯：《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第1卷，第46頁。】可見，葡萄牙是藉助於加入明清兩朝特別是清朝的朝貢體系，澳門葡人是作為中國皇帝的臣民，在認同中國領土主權的前提下，才得以居於中國境內進行國際貿易的。不啻外人如是觀，中國人也是如斯考量的，故1698年的一道皇帝上諭稱：「澳門屬中國管轄，凡行止善良的客民，均視同子民。」【[美]馬士著、張匯文等譯：《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第1卷，第50頁。】

2.荷蘭加入清朝的朝貢貿易體系荷蘭人於17世紀初來到中國。起初幾十年中，根據邦特庫船長的親身體驗，其主要成就是「儘可能掠奪中國男女兒童」予以販賣、劫掠中國商船、殺人越貨，綁架成人服苦役。【參見[荷]威·伊·邦特庫著、姚楠譯：《東印度航海記》，中華書局1982年版，第60頁。】但荷蘭入寇者經常遭到中國水師的追剿，其海盜生涯並非像在非洲、東南亞那般順利。【(清)王之春著、趙春晨點校：《清朝柔遠記》，中華書局1989年版，第14—15頁。】於是，1655年派哥頁(Peter de Goyer)等為使節前往北京朝貢。「這兩位使節事事都順從中國人的要求。他們帶來貴重的禮物，並且聽憑這些禮物被人稱為貢物，自己也竟這樣稱呼它;他們也拜領了優厚的恩賜;他們俯伏在皇帝面前;他們在皇帝的聖諱、詔書和寶座之前恭行三跪九叩首的禮節;他們情願以一個亞洲藩屬向宗主國來朝貢的使臣地位自居。」「他們希望用這種行為在中國取得貿易特權，像他們在日本以同樣手段所取得的一樣;但他們所得的只不過是被准許每八年遣『使』一次，每次隨帶商船四艘而已。」【[美]馬士著、張匯文等譯：《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第1卷，第53頁。】

為了討好清朝，荷蘭於康熙二年(1663)派遣兵船12艘前往福州，協助清朝軍隊進攻台灣鄭氏集團，廈門就是被這個聯合武力所佔領。【[美]馬士著、張匯文等譯：《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第1卷，第54頁。】兩年後，荷蘭期待著對一個宗主國這樣忠誠效力所會得到的酬勞，派遣范胡倫(Pieter van Hoorn)為使臣前往北京。【[美]衛三畏：《中國總論》第2卷，第438頁。轉引自馬士著、張匯文等譯：《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第1卷，第54頁。】但「進貢與賞賜，跪拜與叩首」，這一系列程序使得荷蘭只換取到列名為大清朝貢國之一的獎賞。康熙二十二年(1683)清軍進攻台灣，同時命令荷蘭派遣艦隊協助，荷蘭本來遵命派兵，但他們來遲了。【Wills，John E.，1968.Ch』ing Relations With the Dutch，1662～1690.pp.136-142.】儘管如此，荷蘭畢竟與其他歐洲國家有別，故當荷蘭「以曾助剿鄭氏，請首通市」時，皇帝慨然「許之」。【(清)王之春著、趙春晨點校：《清朝柔遠記》，中華書局1989年版，第36頁。英人斯當東《英使謁見乾隆皇帝紀實》(第2頁)也有類似的記載。】在《大清通禮》之「賓禮」中，荷蘭是惟一被提到的歐洲國家。

3.英國加入清朝的朝貢貿易體系

有信史記載的中英之間的直接接觸始於1637年，結果以英軍立下保證不再違犯中國法律、永遠不再返回中國海岸的字據而告終。【Lisbon Transcripts，Ⅰ.O.records，vol.iv，The Trauel of Peter M undy，pp.250，264，288-289.】嗣後，英人分別於1664、1674、1681年派船前往澳門、廣州，但由於澳門葡人從中作梗，均無功而返。【參見[美]奧貝爾：《中國政府、法律及政策大綱》，第137頁。轉引自[美]馬士著、張匯文等譯：《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第1卷，第57頁。】直至1685年中國開放浙閩粵各口岸後，英國人才通過東印度公司獲得在廣州開設商館的權利。英國人在中國沿海遊盪了半個世紀方得到一席貿易之地，且挫折多於順暢。【參見《清史稿》卷154《邦交志二·英吉利》。】究其原因，澳門葡人的嫉妒、防範，進而從中作梗固然脫不了干係。同時，清朝限關貿易且陋規積習過繁，也是重要因由。但英人名聲不佳也是一個應該檢討的問題。【參見(清)王之春著、趙春晨點校：《清朝柔遠記》，第77頁。】在此情形下，英王為了扭轉不利印象，擴大貿易範圍，派出了以馬嘎爾尼(Earl of M acartney)為特使的代表團赴北京覲見乾隆帝。1793年8月，該使到達天津，然後由清廷高官護送進京。「中國官員在載運使節團的船和車上插著旗子用中國字書寫『英吉利特使進貢』字樣」。英使為完成使命，假裝糊塗，沒有提出抗議。【參見[英]斯當東著、葉篤義譯：《英使謁見乾隆皇帝》，第297—298頁。】乾隆帝在承德召見了馬嘎爾尼使團，並對其提出的種種要求，在給英王的敕諭中予以回答。總其要者，大致如下：首先，關於英使臣要求清廷依英國之理念實施貿易問題，「皆系更張定製，不便准行」。至於英國「要在天朝京城，另立一行。收貯貨物發賣」，「更斷不可行」。因為「天朝疆界嚴明，從不許外藩人等稍有越境攙雜」。對於英國「欲求相近珠山地方小海島一處，商人到彼，即在該處停歇，以便收存貨物」之事，乾隆帝的回答可謂義正詞嚴：「天朝尺土俱歸版籍。疆址森然。即島嶼沙洲。亦必劃界分疆。各有專屬。」針對英國「由內河行走，貨物或不上稅，或少上稅一節」，乾隆帝認為，「不能因爾國船隻較多，徵收稍有溢額，亦不便將爾國上稅之例，獨為減少，惟應照例公平抽收，與別國一體辦理」。【參見《清聖祖實錄》卷1435，乾隆五十八年八月己卯。】

可見，英國雖然沒有像葡萄牙、荷蘭那樣，情願以清朝藩屬之態被編入朝貢國之列，但始終未離脫清朝預設的朝貢貿易框架，至少在1840年以前，其商貿活動始終囿於清朝的朝貢體系窠臼之中。簡言之，無論是葡、荷加入清朝的朝貢貿易體制也好，還是英國利用朝貢貿易體制也罷，其前提是西歐各國承認清朝的領土以及清朝在其領土上實施主權。

結語

經過康熙、雍正、乾隆、嘉慶祖孫四代的開拓，中國疆域達到了內在發展的極致。同時，中國按照自身發展的軌道滑行，國力達到了全盛。正如日本學者衫原薰所說，如果世界結束於1820年，一部此前300年全球經濟史的主體就會是東亞的奇蹟———人口迅速增長，生活水平有節制但穩步提高。【參見[美]彭慕蘭著、史建雲譯：《大分流：歐洲、中國及現代世界經濟的發展》，江蘇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8頁。】在此條件下，清朝於北方遏制了沙俄的繼續南下，且運用外交手段劃定了邊界;於南方，運用朝貢貿易體制把歐洲列強的權利鎖定在規程所允許範圍內。正如濱下武志所言：「荷蘭和英國在利用亞洲區域內的貿易這一點，即以朝貢貿易體制的存在為前提這一點上，兩國的做法與西班牙、葡萄牙的時代並不存在本質上的差別」，這就說明，「以朝貢貿易關係為基礎的亞洲區域內貿易圈，即使到了近代，也規定著西方『進入』和『衝擊』(亞洲———引者注)的內容」。【[日]濱下武志著、朱蔭貴等譯：《近代中國的國際契機;朝貢貿易體系與近代亞洲經濟圈》，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29頁。】這使得前中期的清朝對其疆域的最終奠定，能夠從容地從學理與法理上自我確認。另一方面，無論是沙俄，還是西歐列強，皆是清朝以前中國歷代王朝從未經歷過的強勁敵手，在此情況下，外來的歐洲式的領土、主權與國際法的概念，即作為各國相互關係準則的對於領土、主權與國際法的界定，幫助清朝確立了中國領土管轄範圍的明確界限，而清朝以前的中國傳統王朝對於那些鞭長莫及的疆土，一直滿足於模糊不清的分界線，始終處於想像之中。

始修於1811年的「嘉慶志」及其「嘉慶圖」，既承載著中國歷史內在發展所能達到的空間極致，又延續著康熙帝祖孫四代超越了歷代漢族帝王所固有的「天下觀」之窠臼———對領土、邊界、主權與邊民有著清晰的界定與認知的理念。同時，還附麗著沙俄與西歐列強對清朝領土主權的國際承認。因此，本文將中國疆域最終奠定的空間坐標判定在「嘉慶志」及「嘉慶圖」所確定的領域。

1820年，既是「嘉慶志」及「嘉慶圖」所描述的中國疆域範圍的最終底定極點，也是東、西方力量對比最終逆轉的臨界點，更是中國國勢由強轉弱的最後時刻。是年，英、俄已經在覬覦中國西北與西南的大門，是年以降，英、俄已緣門而入，漸趨登堂入室。中國從此金甌殘缺，無所規復。凡此種種，本文將中國疆域最終奠定的時間坐標判定在1820年。

綜上所述，隨著歐洲列強在全球的擴張和殖民體系的建立，「世界」面孔漸漸清楚地浮現出來，而清代統治者在接受西方近代地理學知識、吸納歐洲式的領土主權與國際法觀念和受到邊疆地區的強勢外來者挑戰的影響下，對於國家疆域的認識和觀念已大異於前代王朝。伴隨著「嘉慶志」與「嘉慶圖」的登場，標誌著清帝國已具備近代意義上的民族國家基本要素———領土、主權與國民(臣民)意識，雖然這些要素有時還很微弱或時隱時現;清帝國已存在著近代意義上的疆域、邊界與邊境制度;清帝國對其疆域、邊界具備有意識地自我認定、法理確定;清帝國的疆域、邊界已取得了國際法意義上的國家承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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