攪局者大衛 你恨我是因為我讓你見到了你

圖 / 本刊記者 梁辰

「

90後青年大衛，教過武術，得過國內rap battle冠軍，而今卻強烈地想要從Hip Hop小伙、Battle MC、Freestyle比賽老手這個形象里逃脫，與之斷裂。他寫詩、寫小說、拍電影，反對物慾、冷漠、平庸和無處不在的精神困境。他像混沌人群里不安分的攪局者，思維框架的挑釁人，但「詩人」和藝術家是他認為最符合目前自身追求和特質的定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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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9日，從北京鼓樓東大街至簋街，從央美到單向街書店，一個不速之客的「freestyle快閃」打破了周圍的寧靜。

黑西裝、黑禮帽，白襯衣上戴著金鏈子，這個叫大衛的年輕男子在鏡頭前「信口開河」，又像有備而來。他一會兒抨擊老街的規劃，一會兒嘲諷鬧市商區的虛榮，激烈的言語和忽上忽下的手勢如投槍射向空氣，刺探路人的神經。

走到最後一站單向街書店，他照樣在書架間穿行、表演。

一位穿著印字黑T的年輕男店員似乎忍耐良久，走過來叫大衛停止。

店員：我們這邊是公共場所，不能表演和大聲說話。

大衛：（依然在用剛才freestyle的語氣和音量）我知道這是公共，我也知道何為私人，我也知道這種阻攔是她把我看得太愚蠢……

店員：你覺得這種有意義嗎，啊？

大衛：（雙手抱著胸踱步向前）你想有什麼意義，你想有什麼意義？

店員：非暴力反抗？（坐下去邊玩自己的手機邊搖頭）

店員的爆發，讓發起這場「你肯定有Freestyle」活動的大衛覺得可笑，但並不意外。

「我就覺得這個freestyle是成功的，我觸到了一個人的心坎。很多人看我演出、看我的詩恨我，我覺得你恨我不是因為我讓你見到了我，你恨我是因為我讓你見到了你，所以你恨我。」

7月9日，大衛在單向街書店用freestyle完成快閃。一位大姐在微博上為書店旁人的「冷漠」感到唏噓，認為「他們比大衛質問的種種荒謬更荒謬」。大衛感激大姐的支持，也對這種冷漠表示習以為常

這位曾經的北京MC代表讓中國的Hip-Hop圈子看不明白。一身黑西服裝束成為雷打不動的標識，他的說唱充滿詞語風暴、強烈隱喻和現實批判，和時下風靡大中城市的「yoyo，切客鬧」大相徑庭。他拍了和首張專輯同名的電影《情慾 傷疤 被侮辱的人》。第二本詩集《你是我的第五百零一次顫抖》剛出版。首次個人專場演出他奉獻上私密浸沒式話劇，將推油按摩與被羞辱的耶穌放在一起，用詩歌治療精神病人，踢踏舞、beat box、行為藝術和二人轉都搬到了live house的舞台，百無禁忌。

他用一切行動，在和曾經所在的那個圈子和既有形象斷裂。「如果還有人從我的歌里聽Hip-Hop，那是他沒有看見我。」他宣稱。

地下少年到《少年》

中學生大衛的rap「實戰」始於北京好運街的小白兔酒吧。走下樓梯，進入昏暗迷離的地下，那是他眼中真正的「地下演出」。白天在中學上課，晚上到了酒吧第一件事就是脫褲子——脫掉校服，換上「社會人」的褲子。個子小，頭只能齊到那些人的肚皮處，少年大衛恍如進入巨人國。頭一回，緊張到在廁所里聽著Mobb Deep（來自美國紐約皇后區的嘻哈二人組）就吐了。結果第一次上台，「小嘎巴豆兒」的瘋勁便把人震了。後來他總能Battle到最後一輪，得到一盒樂高獎品——酒吧老闆自己的嗜好。

2010年，在愚公移山鐵麥克總決賽一役，他落敗於新疆籍對手馬俊。幾個月後，他在上海的ALLSTAR BATTLE奪得總冠軍，瞬間的得意之後，他卻鬆了口氣，因為可以 「在這個台上，跟一個你肯定會永遠離開的世界做一個漂亮一點的告別。」

那是他迄今最後一場Battle比賽。賽後，他回到酒店寫了人生中的第一首歌《山中孫》。

大衛承認，《山中孫》在語言和思想上深度稍弱，但他第一次找到了說唱的力道。然而那種曾經讓他神往的rap不再能夠滿足他對世界的表達。辭彙和深度的匱乏成為寫詞的掣肘，他開始從詩歌和現當代文學裡尋求幫助。

讀著讀著，另一個世界開啟，他才找到創作的源泉。他的歌仍然有著rap的殼，但他在極力和目前流行的自我張揚范兒、他鄙夷的「片湯兒話」拉開距離。一位欣賞者表示，大衛的說唱里充滿大膽的隱喻，有時甚至顯得過於粗野不羈，但是力量感和穿透性十足，帶著一種不容辯駁的氣勢。這的確會讓初聽者在思維碰撞、「不明覺厲」的同時，陷入到他埋下的海量轟炸的信息與辭彙里。有網友驚呼「犀利，酷！」還有人說，「沉默。想說點什麼但不知道說什麼……」可以說他的詞句突兀，「刺激」，但在另一方面，這正是他希望點醒麻木人群的方式，刻意將所有的苦難、滑稽、漠然和不堪撕開給眾人，不要遮掩和春秋筆法，只要出擊，再出擊。

他不好煙酒，除了寫歌和閱讀就是宅著，但耳目在吸收一切的社會訊息。其中的渣滓和他的省思令他時常產生巨大的厭惡和瘋狂。「我的厭惡和瘋狂還是出於愛，不知道對方是誰的保護欲。我只是感到一條瘋狂的歷史，在不斷地侵害著我想保護的事物。所以我也得拿出瘋狂來，必須和它截然不同的瘋狂。」

2017年春節，大衛住在CBD一間賓館。外面鞭炮齊飛，一片祥和。往外看，一座座大高樓「很奇怪，竣工的看起來自滿。未竣工的顯得更邪惡。從外形就能感到一種歡樂的邪惡。那時趙雷不是被炒起來了嗎？我一聽他的歌，這不就是個營銷出來的產物嗎？這個事件整個和少年特性反過來。把偽少年捧到這麼高，真正的少年不就得被殺死嗎？」酒店房間的寫字檯上擺著一束塑料花，好像也在嘲笑他。大衛很煩躁，覺得自己必須得和它對決。越來越煩躁和壓抑，於是唰唰地寫下了《少年》這首歌。

我的臉上寫著讓他們感到特別憎恨的東西 / 它危險清晰 / 要比自然災禍 更加的徹底/ 笑眯眯的，嬌滴滴的/往我臉上潑油漆 / 有媒體把我綁上貨架 / 當成橡皮泥 / 摩登的建築物 / 裝著耀眼的財富 / 試圖教會我，臭名昭著所謂的成熟 / 他想營銷我的憤怒 / 囚禁我的痛苦 / 卻不知道這裡面藏著我全部人的溫度……

無論你喜歡與否，他的現場總讓人受到猛烈的耳目撞擊。舞台上他像個戲劇家和混世魔王：時而張開雙手，時而把它們收到胸口，時而一手指向天空，間或來迴轉身，聳肩，踢腳，皺眉，淺笑——帶著濃濃的蔑視的意味。

「好傢夥，你這不希特勒嘛。」看過這位忘年交現場的崔健直言。

那或許真的是他動作的靈感源泉，但他強調只是純粹美學意義上。乾脆的肢體動作里展示著果敢和堅定，但他的眼神又總像在偷瞄，在躲閃，把他的自信與惶惑一絲絲泄露。

我發現：自己的說唱只是為了掩藏自己的皮囊

現在開始成長，像孔雀開屏

我的每句歌詞都是受害者的鮮血

什麼能讓我雀躍，就是你聽了之後就讓你有死亡的復活的感覺

他說所有的語言和動作並非精心設計，而是興之所至。他在「催眠」聽者之前，自己已被催眠：「還沒有想到什麼，這些（即興歌詞和動作）就出來了，這其實是我的身體在表達，不是我的腦子和邏輯。」

社會詩歌

在吞吐了大量的文學和現實素材後，大衛開始書寫他的現代詩。和他狂放恣肆的說唱舞台表演不同，詩里的大衛神秘、精緻，略為克制，各種明喻、暗喻、反諷迎面撲來，他用想像、拼貼和重塑製造了各種荒誕卻又讓人心領神會的世界。詩文與唱詞的指向殊途同歸。

作家胡赳赳眼中的大衛，「目光間流露良善，憋著勁跟自己較勁。（文字里則是）鞭屍者」。

在文字和影像里，大衛有時像是對情人說話，有時彷彿對歷史喊話。他有意將二者的界限模糊、反其道而用之。7月中，大衛又發布了自己的第二本詩集《你是我的第五百零一次顫抖》。跟第一本詩集《任之》比起來，這本詩集越發跳躍，看似是情人間的囈語，卻在時空間跳來盪去，不經意灑給讀者那些意味悠長的密碼。詩人戴濰娜說，自己在他的詩里感受到了「與時代完全契合的靈魂以及發聲器官。看似書寫愛情，其中卻有龐大的東西在裡面躍躍欲動」。

其中最著名的一句，「在你的身上 / 我克服了這個時代」 , 成為他在DDC人生首場演出的主題。他說，「這個時代的寒冷嵌入我們太深。得和另外一個靈魂的真誠接觸中，用另外一個靈魂來反省自己。」在演出之前的浸沒式戲劇表演里，他把自己變成了矛盾本身。他將朗誦保羅·策蘭《死亡賦格》的納粹軍官和廣場舞大媽放在一起，讓辦公室 OL 變成摘棉花的黑奴，用詩歌治療精神病人，把詩集當作菜市場里的商品販賣。他更是親自扮演汪峰，用一場小品來表達他的歌《一個大面兒的大腕兒在大圈兒里撿破爛》。在他的 freestyle 引導下，觀眾們參與戲劇之中，去體驗大衛所理解的矛盾。

7月16日，大衛在北京衚衕里的DDC演出 圖 / 山羊

他還拍了一部電影《情慾 傷疤 被侮辱的人》，打碎時空結構，表演戲謔誇張，藉由情人的反叛、厭棄，主角大衛的痛楚，折射出時代的癔症和人性的扭曲。其中參考了若干歷史人物的角色任之（這也是他的本名）需要表現禿頭，本來可以戴發套。但他覺得太假，乾脆自己對著鏡子把腦袋中間都剃禿了。那段時間出門他不戴帽子，「我就是這麼出去，我在街上走。然後我觀察路上看我的眼神。」最後他面目果真越來越猙獰，讓劇組同事都有些害怕。

大衛把自己的文字、音樂、影像創作都稱為「社會詩歌」。「社會性」，部分源自他崇尚的俄羅斯和東歐作家，也源自他理解的知識分子本能。而他的所有作品，連同生活方式，都越來越有行為藝術的趨向。偶爾你又能嗅到一絲表演的氣息——卻始終是嚴肅的內核。

「我終於知道自己要做什麼了。」發表兩本詩集、辦過兩次現場演出後的大衛有了重生感——儘管他曾經的同業、他的部分讀者和觀眾，看起來依然和他隔著千山萬水。

在五道口的706空間，大衛給同齡人即興命題，讓他們嘗試平生頭一次freestyle，T恤上的文字、眼鏡、個子、噁心的客戶和老闆，朋友間的糟心事，皆可作為主題

人物周刊：2010年和馬俊在愚公移山的那一場Battle，你在現場的表現不太有還手之力。

大衛：和現在比當然是不夠自信的。

人物周刊：當時在台上，馬俊說，「為什麼總是下半身，總是那麼臟」，好像基本上你用的（招兒）都是人身攻擊和地域歧視。

大衛：其實我不想人身攻擊或地域歧視，到現在我也會這麼說。但如果現在有個人和我battle，我還是會人身攻擊、地域歧視，這是純技巧性的。就像打拳擊比賽的時候，我覺得打別人鼻子這件事兒非常不好，但這是個格鬥比賽，我必須要去打他的鼻子，儘管我非常不認同。

人物周刊：就是在這個框架里，按照規則來完成一個任務……但也許你能完成得更漂亮一點。

大衛：是。

人物周刊：那麼Battle的實質是什麼，就是比賽雙方的一種碾壓嗎？贏者（除了押韻）主要在他的氣勢嗎？

大衛：那之後就再也不battle了，因為我覺得沒太大意思，battle這個形式對我來說太窄了。它就是攻擊你的對手，用舌頭去格鬥。但我認為——拿武術作類比——如果真想提升個人修為，實戰是不夠的，還是要練氣息，打坐，看各種理論書。所以我一直堅持freestyle，但我不愛battle。Battle是攻擊你的對手，而freestyle是對世界所有人的表達，天地眾生全都可以出現，在你詞語的大海里。

人物周刊：回過頭看那個時候，覺得自己有點氣盛或者幼稚嗎？

大衛：那時肯定有非常淺薄的地方，但那是我第一次意識到自己個人的能量，那個對我比較重要。一個人的創造力究竟是強大還是平庸，要看他的能量，這種能量是要用意志和直覺而不是思辯的方式捕捉的，現在就特別珍視這種能量。

人物周刊：你的說唱和當下國內Hip-Hop圈的rap有何不同？

大衛：大部分國內的Hip-Hop把rap當成一種化妝品，沒有去表達，即使說話也是陳詞濫調，我稱之為「街頭心靈雞湯」。從中只聽得到談論夢想、理想和成功學。只是穿上酷衣服，兇狠地喊話。而我追求的是，給你一種個人的氛圍，一對一的。我不和群體交流，我是在和每個個體交流。

在精神和美學層面，我對Hip-Hop文化沒有太多認同，我對Hip-Hop是從力量層面認同的。它能激發我的能量。我用它做更詩歌、更細膩的表達——可能Hip-Hop是不太在意這些東西的，而民謠、搖滾更在意這方面的表達。

人物周刊：你最欣賞的Hip-Hop歌手是?

大衛：Mos Def。他曾發起一個運動叫conscious rap（良心說唱），在歌里討論社會問題，也用一些詩歌化的表達。他說Hip-Hop是folk music，必須用情感、意志、思想和它碰撞，不是給你一個東西，你在裡面搖晃，就變成了一個不同的人。不是，你還是你，有另外一個人告訴你他是誰。很多人在Hip-Hop、在搖滾裡面，是在逃避。但我的音樂是出擊，你一定要出擊。

人物周刊：去年9月你說經歷了生命里最失利的歲月？

大衛：去年開始，我的東西開始有些雛形了，於是迎來了很濃烈的敵意。有人罵，你裝什麼呀？你就應該yoyoyo，以前那樣兒多好呀。因為那樣兒他們是能切入我的，他們能明白哦這是battle，這是罵街，這是大衛。但現在我一會兒爵士一會兒搖滾，又寫詩，拍電影，他們覺得大衛這人幹嘛呢，到底幹嘛呢，很生氣。包括書也出不了，我就還挺悲憤的。（笑）

人物周刊：你出發去工體和老崔合作演出前，發了一條微博，大意是，那些醜化我的小人們，我今天晚上要讓你們體無完膚。你心裡有強烈的復仇心態？

大衛：那肯定的。比如說我看自己，還有身邊，一些真的很努力、很有才華的人，他們被侮辱、唾棄，被不屑一顧，這讓人太難過了。

人物周刊：具體說說，你經歷過怎樣的污衊和醜化？

大衛：比如他們就是因為我在說話，所以恨我。就是因為別人都不說話，就我說話，因為他們都在倒退，而我只是站在原地，我都不用往前跑，他們就說我激進。

他們也不想花時間稍微用一點兒心去看你，去理解你，「他這個東西可能是我沒見過的」，就對你產生敵意了；而不是「這沒見過，這是什麼，我去看看」。他們對這些觀點性的東西感覺不舒服。

人物周刊：《開開》那首歌有好多人說你抄襲Drake的beat。

大衛：我覺得他們就是瘋了，徹底瘋了。用同一個採樣，在Hip-Hop界是最常見的。而且說我抄襲這個人他心裡很明白，就是希望越來越多的人恨我、質疑我。

人物周刊：你跟老崔（崔健）的那種批判，區別在哪裡，時代感，狠勁兒？

大衛：老崔和我沒有隔閡，我們的困境是一樣的。我們的困境，我們受到的侮辱、忽略、挑釁都是一樣的。比如你看《混子》那首歌，我和老崔每次都在一塊唱，因為那是他的困境，也是我的困境。老崔特別喜歡我的《少年》，他說現在感受到的困惑在這首歌里都能找到。

人物周刊：有一天，當戰爭、壓迫、物質化這些主題都寫過，你依然能找到針對的目標嗎？

大衛：我覺得大家把政治放得太大了，不應比人的困境還大。人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種困境。情慾、家庭、慾望的困境太多了。我喜歡的美國作家弗蘭岑，他寫的都是美國中產階級家庭的小事情。但他把人與人尤其是家庭成員之間的隔閡、嫉妒、陰暗、自我厭棄等等，寫得非常精緻。這是人本身的困境。

人物周刊：現在你基本上不會再藉助rap這套系統裡面的beat和flow來完成作品？

大衛：對，我還在rap，它在力量、能量層面是我認為在使用時最自由、極致的。但有一些領域，有一些我想表達的地方，我可能用rap也不行。我可能用詩歌，詩歌不行用小說，小說不行用電影。有一些東西我發現都不行，最近就要開始彈唱了。

人物周刊：你把自己的創作稱為「社會詩歌」，怎麼講？

大衛：更重要的，是作為動詞的社會，代表介入的態度。我會進入這些大環境，以我詩歌的姿態。詩歌本身，指的不一定是poetry，可以是音樂、舞蹈、行為藝術，任何有詩性的表達，不一定是文字的。

人物周刊：在創作和生活當中，內心極度的憤怒、厭惡、憎恨，如何不讓它們導致另外一種惡？

大衛：就像加繆說的，你要相信苦難，但是同時你也相信陽光，就是陽光下面都是苦難，都是歷史，歷史都是苦難，但是陽光又告訴我們，歷史不是一切。每回我垂頭喪氣的時候，都會把加繆這段兒給拿出來讀。

人物周刊：你崇尚美學上的暴力。

大衛：沒錯。這種暴力只是力量層面的，但在心靈和勇氣上，在對世界的觀點上，又是溫柔、甜蜜、充滿愛的。我認為絕對暴力跟絕對甜蜜定是共存的。我寫完東西，一般都會想像有兩個人來審，一個是加繆，一個是三島由紀夫。三島由紀夫就代表最純粹、極端的一面。但是只有這種惡的話，一定會被吞噬。而且如果走得太遠，在美學上也會漸漸失去張力。所以加繆在很大程度上是平衡。「在隆冬，我知道身上有一個不可戰勝的夏天。」這麼不妥協的一種愛，再加上那種純粹。

人物周刊：你的辭彙充滿信息量和情感，如何來把握創作時它們對你的巨大誘惑？

大衛：嗯，寫詩和寫歌詞時，我會陷入一種理性的迷幻：每當我陷入審美的漩渦里，也是我那根理性和邏輯的神經綳得最緊的時候。不會讓它失控。藝術家性是完全審美上的，甚至可以說是暴力、昏庸的，但知識分子性是思辨的、理性的、邏輯的、關懷的、憐憫的。當我有時發現自己的知識分子性變得太龐大，就用藝術家性來破壞它。

人物周刊：從欣賞的俄羅斯、前蘇聯作家身上，你吸收到了什麼？

大衛：比如埃米爾耶·曼德施塔姆、帕斯捷爾納克、茨維塔耶娃這樣的詩人，不光在審美也在勇氣的層面上一直推動著我。

像米沃什還有布羅茨基自省能力特彆強。而且，我欣賞的作家很多是流亡作家，或者有奧斯維辛經歷的，他們一生都在探討死亡。不光是對世界的一種警覺，對自己也要時刻冷靜。大部分人對世界很警覺，對自己沒有，漸漸地自己就變得和世界沒有什麼區別。如果真的想和這個世界抗衡，你對自己的警覺要勝過對世界的警覺，才不會被同化。

帕斯捷爾納克和曼德爾施塔姆這些人，他們身上有一種宗教的力量，但又不是來自宗教，可能就是來自審美，詩歌對他們來說就是宗教。尤其曼德施塔姆，他嚮往的是異教的時代。他說能將我們從虛無主義之中拯救出來的就是希臘，就是地中海，他一生最嚮往的地方就是地中海。

人物周刊：你在三里屯快閃結束時遇到一個姑娘。你不停地追問她，「周圍有那麼多學生，那麼多畫家，但你是你，你告訴他們你是誰」，是想從她嘴裡聽到什麼？

大衛：就是，我為什麼要做這件事。最希望他們說出自己想不到的東西來。我到底和別人有什麼不同，究竟要不要和別人不同。很多人沒想過這些。渾渾噩噩……

我就是來搗亂的、攪局的。我希望每個孤獨的人，能夠好好地自省，能夠站在一起，團結起來。下回我遇到一個環衛大媽，或者知識分子，我也會這樣去刺激他們，只是方式不同。我對每個人都是有信心的。即便我給他們產生了壓迫感和入侵感。他們只會感覺到我是個強烈和真誠的人，而不是要操縱、傷害他們。我希望他們能看到個人的力量，然後對這個力量產生思考。

人物周刊：每個人的背景、訴求都不同，你希望所有的人都和你在哪一點上產生共鳴？

大衛：最重要的就是對生命、對自我的感知力。無論你是何種身份，你到底是誰？現在做的事，有意義嗎，和別人有區別嗎？我希望每個人都能真正地面對自己，有足夠的勇氣。

（本文音頻由愛音斯坦聲音學院製作。愛音斯坦聲音學院：一線配音員打造的各類聲音培訓線上課程，資深媒體人創作的精彩紛呈聲音作品。歡迎各位聲音藝術的愛好者關注交流。）

本刊記者 鄧郁 實習記者 岳昕 崔健一 發自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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