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渡：1945年8月15日，五個台灣人的這一天

天下 08-17

文 |楊渡

七十二年前的八月十五日。陳逸松在台北的律師事務所習慣性的打開收音機。前一天他已經聽說次日有「重大放送」（重大消息要播放），所以特地抽空聽一下。但他的收音機雜音很重，聽不清楚，只隱約聽到「一心一意」「奮戰」等字眼，他心想，還不是鼓吹「聖戰」而已。於是走到隔壁的山水亭去找音樂家王井泉吃飯。他很喜歡吃王井泉的「東坡刈包」。

兩人正在閑聊的當下，在「東港事件」中強逼陳逸松「無罪自首」好讓他陞官的台北州特高警部補佐佐木倉皇的跑上樓來，一臉驚惶，急切的問道：「陳先生，你對這件事有什麼感想？」

陳逸松吃過他的苦頭，怕是在套話，羅織罪名，就不痛不癢的回道：「只有照天皇陛下所宣示繼續奮戰而已。」

陳逸松

「唉！我聽是日本戰敗宣布投降，怎麼會繼續作戰呢？是不是我聽錯了？請你們兩位稍侯，我先回去州廳再仔細打聽，馬上就回來。」

佐佐木飛也似的衝下樓去，留下他們兩個老朋友面面相覷。王井泉的臉頰微微顫抖著，望著陳逸松說：「佐佐木不像是在開玩笑，你是不是聽錯了？日本真的投降了？」

「佐佐木說的恐怕是真的，我那破收音機根本聽不清楚。」

陳逸松記得，大約有十分鐘的光景，他們兩個人沉默不語，多少年的心事，多少年的奮鬥，多少年的夢想，竟而有這一天。恍如夢境，不敢相信。

王井泉用台語輕聲說：「日本若輸去，我們所期盼的較理想的社會就會實現了。大家要好好努力呀！」

過不久，佐佐木回來了。他激動的說：「陳先生，王先生，日本輸去了。日本輸去了。太久受大家招呼，真感謝你們！」說完放聲大哭起來。他們也不知如何安慰，也不敢流露出開心的樣子。沉默中，佐佐木就邊哭邊下樓走了。

王井泉去廚房砌了一壺好茶，坐下來靜靜相對，面含微笑，慢慢品嘗。陳逸松永遠記得那個茶香，因為幾十年來，他未曾如此輕鬆過，此生第一次，放心，安心，靜心，聞到茶香。

王井泉的山水亭

陳逸松的作家好友，台南醫生吳新榮在那一天中午打開收音機，要聽天皇廣播，發現它沒電，就作罷了。晚上，他的好朋友跑來找他，慌慌張張的告訴他天皇播放的內容。他嚇了一大跳。但也不敢真的相信。長久的壓制，讓他保持警惕。他一直是一個小心謹慎的人，年輕時候坐過的牢，讓他學會不要相信統治者。

次日上午，吳新榮照常去診所出診後，才約了幾個朋友，來到郊外，四下無人，把衣服都脫了，跳到溪水中，他們要「洗落十年來的戰塵，及五十年來的苦汗」。

上岸後，在空曠的天地間，在無外人的海邊，吳新榮放心對著大海高喊：「今日起，要開始我們的新生命啦！」

第二天清早，他到一個防空壕里拿出一面祖先的神位，把日本強制擺放的「神棚」移開，齋戒沐浴後，焚香向祖先在天之靈祭拜說：日本已經投降，祖國得到最後的勝利，台灣將要光復！

吳新榮

雖然如此，吳新榮並不放心，台灣民眾在街道上張燈結綵，但內心還有隱憂。因為日本還有近十七萬軍人，加上日本居民，合計有五十幾萬。他們是要去要留，還未決定；如果留下，會不會發生變數？他們會不會大開殺戒？未來中國將如何接收？國際局勢會如何演變？這誰也不敢說啊！

吳新榮為了探聽消息，特地應一個日本朋友的邀約，去他的家裡探望。在日本戰敗的氣氛里，這也是一種友善的表示。那日本朋友姓平柳，主管特務工作，因為長期監視吳新榮而有交集。他把吳新榮請到了他的防空壕里。

在戰爭後期，美軍時常轟炸的時代，許多台灣人都躲到鄉下疏散，日本特務無法疏散，做一個大防空壕並不意外。只是吳新榮沒想到這個防空壕點著燈，不僅燈光明亮，還備有美酒和酒菜。

「日本到底戰敗了，從今天開始，我們變成戰敗國民。」平柳喪氣的說。

「但台灣人也不是贏了，怎能說是勝利國民呢？因為我們一向是從順的，在這連戰連敗的中間，也未曾和你們抵抗過。」

事實上，到了戰爭後期，軍國主義橫行，所有反抗都已被壓制，連用收音機聽大陸的廣播都可以入罪坐牢，台中中央書局的庄垂勝就是因此坐了一年的牢，嚴厲至此，誰敢反抗呢？

「是，是，這我們也知道，所以未曾放行那個最後處置。」平柳說。

「什麼最後處置？」

「這也是過去的問題了，所以我也願意說給你聽。最後的處置是日本軍部的政策，於各街庄（鎮、鄉）將廟宇改成一個臨時的收容所，至最後階段，將所有的指導份子監禁起來。」

「什麼是指導份子？」

「像街庄長、大地主、地方有力者最重要的就是政府的黑名單人物。」

「這地方的黑名單人物是誰？」

「第一名是吳三連，第二名是庄真（庄垂勝），第三名就是你了。但是這份黑名單昨日已經燒掉了。」

「可是這怎麼要燒掉呢？這不是國民政府的功臣榜？」雖然這樣輕鬆的說著，吳新榮嚇出一身冷汗。

他曾聽台北的朋友說，日本特務手上有一份黑名單，若美軍攻台，就要把他們統統抓起來殺了，以避免和美軍裡應外合。幸好最後沒有發生，否則自己會命喪何處都不知道，更可怕的是，這簡直是台灣精英的大屠殺。

他定了定神，問道：「你想日本將來要向那裡去？」

「日本人最聽天皇的話，所以這次的投降，以天皇的命令一定不發生問題。但是日本已經屬無產國家了，即使有一句『天皇共產制』的話，我想這也許最適合日本的現況，我歸國後也向這條路走。」平柳默然的說。

吳新榮要得到的答案已經有了。他最擔心的是，在台日人會不會不甘心戰敗，最後負隅頑抗，大開殺戒。顯然，日本人「最聽天皇的話」，應該就是放棄對台灣的統治，準備回日本了。至於日本未來如何走，已經不是他關心的課題。他更關心的是：台灣未來要如何重新開始。

天皇宣布投降時，林書揚還記得「那一刻胸中的沸騰，解放的喜悅和對未來莫名的歡欣期待的心情，難以用筆墨來形容。」

林書揚

在嘉義的街頭，開始出現教唱「國歌」「義勇軍進行曲」以及各種教中文歌曲的知識分子。老一輩的漢文老師被重新找出來，教大家學習中文。皇民化政策之後，漢文教學被全面禁止，只能悄悄的教，現在終於可以公開了。受了五十年日本教育的台灣人，彷佛一夕之間回到自己父祖的文化，許多人像吳新榮那樣，把祖先的牌位擺出來，取代那被強迫擺上去的日本神道，用古老的儀式，焚香告祭祖先：台灣光復了。

謝雪紅則回到台中市，有一個月的時間，她連絡朋友，找住的地方，希望日據時期被停止的社會運動團體可以重建，開始找人籌組「人民協會」。她夢想建設一個新台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