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為拯救書法寫下這篇文章，卻被打成右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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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5月22日的《解放日報》第5版上，刊登了白蕉先生在上海市委宣傳工作會議上的書面發言《要重視書法和金石篆刻》摘要，即著名的《我道其東》，先生此文意在向有關部門領導陳情，指出書法當在美術界獲得應有的地位。如果不重視和提倡書法，很有可能會被重視書道的鄰國日本超越，今後反倒要向日本學習書法。全文如下：

書法家、篆刻家，在我國歷史上、社會上，大家稱他們是「家」了——當然，不經群眾鑒定、自封者除外。可是作為群眾美術團體的中國美術家協會領導上，為何不吸收這兩家進協會中呢？問題的提出不止一年兩年了，為什麼文化領導上不予注意研究，或者讓大家來討論討論明確一下呢？美協是群眾團體，在這點上是不是可以說是脫離群眾呢？說文化領導上不承認法書和篆刻是祖國的傳統藝術，不承認它們是兩朵花吧，據說又不是。法書和篆刻是祖國以至東方藝術的特徵，我們正因為有這兩「家」而引以自豪，提倡法書藝術和篆刻藝術，具有深刻的愛國主義教育意義。為何直到如今，中國美術家協會沒有吸收這兩「家」入會？

白蕉《蘭題雜存》選頁

去年日本代表團拿他們的中小學生書法課、日本的書法家拿他們的書件來要求交換，說到書法方面，我們中國是老師。今天老師實在有點慚愧。日本很重視我國的法書藝術和篆刻藝術，據說他們全國「書道會」就有近五十個。我國新生的書法研究社還只有北京一個。（書法屋出品）我們真要這樣說「我道其東」！這樣下去，將來要滿足人民的需要，不但是「失禮而求諸野」，更需要「乘桴浮於海」了。話應該說回來，我們的書法家與篆刻家的努力是太不夠的（包括我本人在內），馬列主義太少，而美術界領導上的理論恰恰是洋教條太多。

關於法書藝術和篆刻藝術是我國具有特殊性的藝術，它的理論建設，在美學上的闡發，是今天文化工作中我們的重要任務之一（書法屋出品）。我們承認在美學理論的藝術原則上有它的共性，但對於特殊藝術的特殊性方面，正有待於我們用正確的方法去研究認識、分析和補充的。例如對東方藝術的特徵，如法書藝術和篆刻藝術等就是這樣。

可是，我們工作的進行，首先要求黨和政府文化領導上予以重視和提倡，創造條件，大力支持。我建議中國美術家協會接納法書、金石篆刻兩「家」人會。我呼籲黨和政府的文化部門支持上海書法團體的籌備成立。

風華正茂的白蕉

據說當時白蕉先生不顧諸多親友的阻攔，執意要發表此文，白蕉先生性情耿直、毫無城府，一心為書法事業奔走呼籲，卻不想此文在日後卻成為打擊他的「證據」，使得自己成為了「右派分子」，被「降職、降級、降薪」。在文革期間更是反覆被批鬥、體罰、抄家，在此過程中白蕉先生的身體每況愈下，每月僅有三十元的生活費，重病期間也得不到公費醫療。1969年白蕉先生去世時，甚至沒有一位親人在身邊。

歷經滄桑的白蕉

誠然，在歷史進程面前，白蕉先生作為一位文人顯得勢單力薄，但即使今日來品讀先生此文，仍然有很深刻的意義。白蕉先生的本意，絕不是說日本書道優於中國書法，而是指出兩者受到的重視程度不同。然而許多人只見白蕉先生所言「日本」二字，不知其為書法藝術呼籲之誠心。

筆者也曾去過日本，在日本的書店中，往往有一個「書道區」，裡面有諸多中國書法碑帖，以及大量的日本學者研究書法的論著、教程；日本小學生自三年級起，就要上書道課，學習以毛筆寫字，其範本多是《顏勤禮》等經典法帖；日本街頭的門店招牌、景區門票、乃至寺廟中求得的籤條上，滿是書法元素。

日本京都金閣寺門票（筆者所攝）

日本東京淺草寺求籤（筆者所攝）

中國書法，是中華民族的核心文化，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認定的「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是日本乃至東南亞鄰國都設置為學校課程的重要藝術門類。然而當前書法在中國的情況卻不容樂觀，應試教育下學生的硬筆字都寫不好，能執毛筆作字的年輕人十無一二，書法藝術的傳承面臨著嚴重的危機！

在這樣的背景下，白蕉先生的《我道其東》又有了新的時代意義，書法藝術的傳承、普及，有待每一位書法工作者與愛好者的努力與推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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