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慧瑜：「商業主旋律」電影才是當下的文化表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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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

香港電影人的優勢在於，一方面充分發揮香港電影中的商業元素，另一方面又對中國飛速發展所帶來的多重文化效應有敏銳的感知，在這個意義上，對中國主流商業大片的創作有重要的啟示意義。

報紙原文：《「商業主旋律」電影成為時代文化表徵》

作者：中國藝術研究院副研究員 張慧瑜

近些年在電影創作領域有一種現象，就是香港電影人參與製作完成的內地主旋律影片經常取得票房與口碑的雙豐收，如《智取威虎山3D》（2014）、《湄公河行動》（2016）等。不僅如此，還有一些香港電影人製作的商業電影帶有主流價值觀，如《葉問》（2008）、《功夫瑜伽》（2017）等。這些電影有兩個突出特點，一是商業元素十足，比較好看；二是主流價值彰顯，比較正氣。如果說80年代以來以香港電影、流行音樂為代表的大眾文化作為一股強勁的南來之風深刻地改變了後革命時代中國的文化景觀和記憶，那麼新世紀以來香港電影與內地電影的全方位融合所產生的主流電影則成為中國崛起時代的文化表徵。

萃取紅色經典的「正能量」

2009年歲末上映的香港導演陳可辛監製、陳德森執導的《十月圍城》是港片主旋律化的典範。這部影片成為建國60周年獻禮片中票房、口碑俱佳的電影。不少看過電影的網友坦言，應該多了解中國的近代史，像影片中替孫中山犧牲的愛國青年李重光那樣「一閉上眼就想起中國的明天」。相比80年代以來革命歷史故事往往採用人性化、日常化的策略以回應革命壓抑人性、革命消除日常生活的指責，這部電影卻酣暢淋漓、毫無避諱地呈現了革命過程中的血污與暴力。面對那些完全不知道革命何意的販夫走卒們在銀幕上一個個地慘死，這種犧牲和死亡沒有被人們指認為一種「革命惹得禍」，反而覺得他們死得其所、死得有價值。可以說，這樣一部講述民間義士捨命保護革命先驅、民國之父的電影，在消費主義時代實現了「潤物細無聲」地傳遞革命價值的效果。

2014年底，香港導演徐克執導的新版《智取威虎山3D》，這部帶有好萊塢風格的商業大片不僅使得革命樣板戲重現大銀幕，而且完成紅色價值與商業價值的融合。電影一開始是2015年聖誕夜，航拍鏡頭掠過夜幕下流光溢彩的紐約曼哈頓島，留學美國剛剛在矽谷找到工作的孫子傑米，一個實現了美國夢的當代年輕人匆匆趕回中國。隨之鏡頭剪輯到1946年中國東北，同樣是航拍大全景中一望無垠的林海雪原，伴隨著激昂的音樂，一支小分隊要在天寒地凍的艱苦環境下完成剿匪任務，而剿匪的目的不只是為了剷除土匪、拯救百姓，也是為了讓吉米的爺爺栓子與被土匪綁架的母親相見，讓栓子一樣的下一代過上沒有戰爭的幸福生活。電影結尾再次切換到現代場景，從紐約歸來的孫子回到東北老家，當年的剿匪小分隊和英雄楊子榮悉數「復活」，他們圍坐在一起吃年夜飯。80年代以來「我爺爺」一直是電影《紅高粱》（1987）里充滿了血性和人性的土匪余占鰲，而楊子榮式的英雄被認為是虛假的缺少人情味的。30年之後，徐克讓楊子榮爺爺這樣一個紅色戰鬥英雄又回家了，這反映了一種文化心態上的變化，也是對80年代主流敘述的重大修訂。這一家庭式的其樂融融的團圓場景，不僅實現了孫子對爺爺的認「祖」歸根，更完成了當下中國與革命中國的無縫對接。

可以說，這部電影的文化意義是雙重的，一方面是80年代以來少有的正面闡釋紅色歷史、闡釋楊子榮的意義所在，不再是解構和顛覆；另一方面這部電影也去除掉了紅色經典所攜帶的革命價值，如階級鬥爭、土改革命等，完成對紅色電影的去革命化。如果說昔日的革命文藝用革命邏輯來收編民間傳奇故事，那麼現在的紅色經典改編則是用商業的、人性的邏輯來解構、重構革命文藝作品。顯然，遠道而來的徐克比很多內地電影人更懂得萃取紅色經典的「正能量」。

香港功夫片與民族主義的新功能

新世紀以來，以近代拳腳武師為主角的香港功夫片再次借著古裝武俠大片的熱潮而登臨內地。儘管《霍元甲》、《葉問》系列等新一輪功夫片延續了《精武門》、《精武英雄》中受辱（「華人與狗不得入內」）、復仇（家仇國恨）的情節動力（正如《葉問2：宗師傳奇》中「為生活我可以忍，但侮辱中國武術就不行」），但是這些打敗東、西方洋人的英雄更強調一種「貴在中和不爭之爭」以及相互尊重和寬容的理念。

2006年李連杰告別在好萊塢電影中充當配角和反面角色的命運，回歸到自己曾經擁有的「功夫皇帝」的位置。這部中國、香港和好萊塢聯合拍攝的《霍元甲》把打敗西洋拳師並被東洋武士毒死的悲情民族英雄的故事改寫為一個「浪子回頭金不換」的故事，一個年少氣盛的、只追求「津門第一」的好勝者，變成了懂得「以武會友」精神的東方智者——「仇恨只會生出更多的仇恨」；「世上的武術確實沒有高低之分，只有習武的人才有強弱之別，通過競技我們可以發現和認識一個真正的自己，因為我們真正的對手可能就是我們自己」。霍元甲不再僅僅是一個通過擂台勝利來挽回民族尊嚴的中國人，而是一個認識到「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選擇」、「活著從來都不是一個人的事」的有責任感的英雄。如果說李連杰版的霍元甲從一個民族主義悲情英雄變身為包容對手的有責任感的男人，那麼2008年《葉問》和2010年《葉問2：宗師傳奇》中的葉問更是一個與世無爭的、重視家庭價值的好男人。

相比之前的功夫片及功夫英雄，葉問並沒有太多戰績，其生活的軌跡也不過是從佛山到香港，但葉問卻有新的身份和文化功能。從2008年葉偉信導演第一部《葉問》到2013年王家衛執導的《一代宗師》已經有五部關於葉問的傳記片。與霍元甲、陳真式的民族英雄不同，葉問一出場就是一位擁有中產階級核心家庭觀念的鄉紳，而且憑藉殷實的家產過著衣食無憂的生活（還能接濟朋友，創辦實業），對於葉問來說「最重要的是一家人在一起」。對於這些封閉在家庭空間內部的中產階級來說，窗外的歷史「風雲」只要不闖進家裡，就可以「假裝」什麼都沒有發生。葉問之所以會參加比武，也是因為日軍侵華使他從中產階級的位置上跌落到社會底層。正是這種階級位置的反轉使得葉問從「佛山葉問」變成了「我只不過是一個中國人」。在《葉問2：宗師傳奇》中，葉問參加「華洋拳賽」並不是為了區分勝負，勝利後的葉問面對西方觀眾，說出了李連杰版的霍元甲同樣的話：「今天的勝負，我不是想證明我們中國的武術比西洋拳更加優勝，我只是想說，人的地位雖然有高低之分，但是人格不應該有貴賤之別，我很希望從這一刻開始，我們大家可以學會懂得怎樣去互相尊重」。這樣一種「貴在中和不爭之爭」的寬容邏輯，不是成為強者、勝利者的傲慢，更像一種「和平崛起」的謙遜。

商業電影的國家意識

隨著中國經濟發展和偉大復興，中國越來越參與到世界的政治經濟事務中，在這個背景下，中國電影急需確立自己的國際視野，這不僅對中國電影海外傳播有意義，而且關係到中國自身的主體建構。2013年以來中國提出建設「新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一帶一路」）的倡議，這種朝向歐亞大陸腹地的目光，不僅調整了80年代以來中國走向西方和蔚藍色文明的歷史視野，而且也有可能動搖現代以來以海洋文明為中心的世界史秩序。這將改變近代以來積弱積貧的中國和80年代以來韜光養晦的中國形象，一個更加自信、更具有影響力的中國開始浮現。

2016年10月上映的警匪片《湄公河行動》取得11.81億票房，這部電影改編自2011年中國公民在湄公河遇難的真實案件，正面呈現了中國警察到境外抓捕國際毒販的故事。與之前影視作品中大義凜然的警察形象不同，這部電影由大陸硬漢張涵予扮演的有勇有謀的警察與香港演員彭于晏扮演的智勇雙全的卧底組成了「喋血雙雄」，他們不再是赤手空拳勇斗歹徒或「小米加步槍」式的游擊隊，而更像是被先進裝備「武裝到牙齒」的美式突擊隊員，其行動模式也是分工明確、各具特色的小分隊模式。更重要的是，這種一場接一場緊張刺激的商業類型與誓死捍衛公民生命安全的主流價值之間實現了無縫對接。就像同類型的好萊塢電影一樣，既表現了個人主義的孤單英雄，又傳遞出保護個體生命安全的主流價值。只是相比好萊塢大片中動輒保衛人類的普世主義和對戰爭的反思，《湄公河行動》還是以國家主義、愛國主義為底色。對於日益強大的中國來說，這種主動出擊、境外作戰、為無辜受害的中國人討還正義的行動本身已經彰顯了中國的大國地位和國家自信。

從這些商業主旋律的成功經驗中可以看出，香港電影人的優勢在於，一方面充分發揮香港電影中的商業元素（功夫、動作、搞笑等），另一方面又對中國飛速發展所帶來的多重文化效應有敏銳的感知，在這個意義上，對中國主流商業大片的創作有重要的啟示意義。

文章原載於社會科學報第1571期第6版，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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