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二》《三十二》《鬼鄉》，這個「禁區」總得有人進入

上映的第二天，《二十二》單日票房達到1340萬，成為內地首部單日票房破千萬的紀錄片。這個數字大概是讓當初眾籌的人意想不到的，他們起初只是希望這個片子能夠成型、上映。至於票房，那都是後話了。

影片的敘述克制、平淡、隱忍。「日本人老了，鬍子也沒有了，以前是有鬍子的。」一位老太太看著老去的日本軍人照片輕描淡寫，不露痕迹。好像什麼故事都沒說，沒有暴行的細節，也沒有身心掙扎的絕望，所有殘忍畫面的展開，都在那一句句「不說了，不說了」戛然而止。這也是導演郭柯的初衷，他在接受採訪時說到：「時間可以改變任何東西，抹平一些東西，傷痕肯定還在，但為了生活下去，不可能每天生活在仇恨中。」

所以，我們看到的影片是一種狀態的呈現，她們就是一群普通的八九旬農村老太太，生活樸素拮据，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務，打水、做飯、洗衣。大多數時間搬個凳子，佝僂著身子坐在房前，偶爾跟孩子們玩一玩，喂喂村裡的野貓，但大多數時間，只是坐在那裡，沒人知道她們在想什麼。

韋紹蘭老人

在上一部《三十二》里，導演完整地講述了韋紹蘭和他中日混血的兒子的故事。但這整個過程是讓老人疼痛的，揭開舊日的傷疤，一點一點展現在別人面前，甚至全國人面前。攝製組曾透露，他們採訪過的這些老人，每次在攝製組採訪完走後，她們幾乎都要把自己關起來幾天，再獨自把這些記憶碼放好，獨自療傷。導演害怕拍紀錄片變成了消費這些經歷的傷害，因此，與《三十二》相比，《二十二》才更加平淡日常。

《二十二》拍攝現場

當這樣克制的表達收穫一致好評與致敬時，我們又如何忍心回述那一段真實的歷史。殘忍的歷史怎樣揭開都是痛，那就不揭了嗎？導演郭柯權衡出了一個傷害最小的方式，將對受害者的傷害降到最低。但是，作為普通觀眾的我們，或許可以在這面鏡子中，看到更深更多戰爭和人性的污濁，它本不應這麼平淡。折射到如今，也不顯過分，比如曾經唾罵這些老太太的周遭群眾之於如今圍觀猥褻女童的群眾。不一樣的時代，卻是一樣的冷漠。

其實，大多數人不願意直面「慰安婦」這個話題，被稱為「慰安婦」的受害者，或稱為「性奴隸」更為貼切。它太過沉重和慘烈，當腦袋出現一秒那樣的畫面時，就會本能性地讓自己逃離出來，不再去想，這是個「禁區」。

去年，韓國電影《鬼鄉》的上映也是出乎意料的火爆，題材同樣是慰安婦，拍攝同樣是依靠眾籌。影片用了兩條線索穿插講述，一條是1943年被日軍侵犯的韓國慰安婦的故事，一條發生在1991年，其中一位逐漸老去，恰好遇到一個被強暴而精神失常卻意外獲得通靈能力的年輕女孩。這是一個很超現實的故事架構，也因為兩條線索的敘述，影片看起來總是有些混亂。可以看出，導演也在努力做到克制，慰安所里殘暴的畫面並不多，點到為止，但僅有的鏡頭仍是歇斯底里的。

《鬼鄉》劇照

「我的下身！我痛苦地扭動身軀，側向蜷縮在床上，彷彿疼痛能減輕一點。這是地獄，我再骯髒的床上曲起身體，絕望地想。我剛剛十三歲，這一天里我經歷了多麼難以想像的暴行！我不知道我為什麼還有力氣哭，但我面對自己，失聲抽泣著。我只覺得厭惡、仇恨和恐懼，渾身是傷。我的嘴唇被咬破，陰道不斷出血，止不住地想要嘔吐。我不再相信眼前的世界了。不明白為什麼他們要如此待我。」德國學者魯特·哈羅在半虛構小說《慰安婦》里這樣描述一個13歲的女孩被扔到慰安所里第一天晚上的心情，這一天有15名士兵來找過她。在《鬼鄉》里，導演用了一個50多秒的長鏡頭，以上帝視角俯瞰每一個房間里日本人施暴全過程，鏡頭可以一直延伸下去，好像多久都拍不盡這些罪孽。

戰爭結束後，對於活下來的受害者，又陷入另一種長期的精神折磨。《鬼鄉》里有一個細節，1991年韓國政府公開接受慰安婦倖存者的舉報，這位老太太（英熙）去了，她很糾結，偶然聽到年輕的工作人員背後的議論：「哪有人會來啊？就算有，也有點『那個』。除非瘋了，誰會說出那樣的過去。」這話戳得太重了，平日溫和的老人瞬間就爆發了。這是20世紀90年代輿論的一個縮影，直到今天，依然會存在這樣的聲音。

《鬼鄉》劇照

《二十二》、《三十二》、《鬼鄉》這樣的紀錄片、電影的出現，就是帶領更多人走入「禁區」，削弱那些帶有偏見的、冷漠無視的聲音，這也是超齣電影本身的意義所在了。

戰爭從來不在乎受害的一方是什麼人種，在每一個「種族清洗」的計劃中，強暴女性都成了戰爭的另一種武器，無論是1945年蘇軍到達東普魯士和柏林時，還是在越南的美軍作戰行動中，韓國人或中國人。「勝利的一方必然要凌辱戰敗一方國家的婦女」，日本人會有這種根深蒂固的想法。宣布投降後，日本政府甚至招募本國民間女子為美軍提供性服務，「東京銀座曾梳理巨大廣告牌『告新日本女性書』，上面曖昧地寫道：『作為國家戰後處理緊急設施之一端，我們尋求新日本女性的率先協力，參加慰問進駐軍的偉大事業。』」在頂峰時期，日本約有這樣的「慰安婦」7萬人。所以，在這樣戰爭觀的世界裡，權力成為侵略一切的籌碼，女性也就成了妥協權力的犧牲品。

隨著黃有良的去世，起訴日本政府的「慰安婦」老人已無一在世。她們在這個「禁區」的桎梏下生活了一輩子，直到去世也沒能走出來。所以，需要我們走進去，否則，若干年後，就真的無人問津了。

8月12日，大陸最後一個起訴日本政府的「慰安婦」、90歲的黃有良去世

PS：最後想說的是，拋開身份，《二十二》反映的另一個問題在於，這個社會該如何對待一個普通的、年邁的、難以自理的、經濟困難的孤獨老人？日本女孩米田麻衣經常看望的海南老人常年獨自生活，艱苦而無助，韋紹蘭三個月90元的救濟金，只能買最便宜的白菜。領著低保的她們，有沒有可能生活得更好一點？

（圖片來自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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