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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我軍最神秘上將,從未指揮打仗,毛澤東卻說「沒他周恩來都不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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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農資料圖


核心提示:




「文革」開始後,有人向周恩來發難,要追查李克農的歷史問題。周恩來怒目正色地說道:「在上海,如果沒有李克農他們,恐怕你們今天來也難得見我了!」很快,毛澤東也讚揚李克農:他打入國民黨徐恩曾那裡是立了大功的。沒有他,當時上海黨中央和中央許多人,包括周恩來這些人都不在了,青年同志不知道,要告訴他們!



1955年國慶前,身兼中央調查部長、中情委書記、解放軍副總參謀長的李克農被授予上將軍銜,是我軍唯一沒有指揮部隊打過仗的、被外界稱為「最神秘」的上將。




李倫的出生就極有傳奇性。那是1927年4月,國民黨安徽蕪湖市當局發布了一份通緝令,以5萬塊大洋要中共安徽蕪湖組織負責人李克農的人頭。




李克農得到消息後,立即潛入裕溪口鎮附近的小王莊躲避。不料,敵人很快打聽到李克農的隱藏地,準備以突襲方式一網打盡。李倫的母親趙瑛通過一個在警察局做事的親戚迅速了解到內情,獲悉丈夫和同志們危在旦夕,便不顧身孕,連夜趕到江邊,冒著大雨尋船過江,又在泥濘的鄉間小道上跌跌滾滾地奔跑了4公里多路。



正是由於趙瑛早半個小時給李克農和同志們報信,才使敵人的抓捕陰謀破產。趙瑛和腹中的李倫為保衛革命幹才立了一大功。因此在李倫出世時,父親便對他有一種特殊的鐘愛,後來總是時常把他帶在身邊……




待李倫再次見到父親時,他已經3歲了。那是1930年初,以李克農為首的「中共三人特別小組」打入國民黨特務首腦機關,黨組織安排趙瑛帶著李倫和哥哥李治到上海做掩護工作。




李倫從父親的臉上和語氣中,看出他工作的神秘性。從小他就曉得,父親皮包里和辦公桌上的任何東西,都不能輕易動一下,因為父親對放置的東西都有記號,稍不留神,就引起他的警覺和查問……




1931年4月,父親又突然失蹤了。對於當時的情況李倫不得而知。直到1958年父親生病後,由於組織需要,父親與羅青長委派的記者黃鋼談過一段對往事的回憶。從那份珍貴的記錄手稿中,李倫才弄明白父親的那次失蹤是由於黨內特科負責人顧順章的叛變。




順著顧順章叛變革命一事,李倫也弄清了父親早年的許多革命經歷。




原來,父親從蕪湖潛入上海後,便同當時被稱為「小開」的潘漢年辦黨的報紙,組織文藝界人士和學生開展革命活動。不久,國民黨特務組織在社會上擴大招生的消息傳出,經周恩來親自安排,他同錢壯飛、胡底打入敵人心臟。這便是後來被周恩來稱譽的「龍潭三傑」。




許多年來,李倫及兄弟姐妹們已經習慣了不談父親的事情。一來父親有嚴格家教,二來他工作神秘,三則是他從不宣揚自己。李倫記得,1987年12月28日,楊尚昆同志批示:要設法組織一些同志為李克農寫點東西。次年7月,他又指示:「給李克農寫點紀念東西是應該的,也是我的希望!」不久,楊尚昆又帶頭在《人民日報》發表了紀念文章……從此,李克農的傳奇經歷才受到世人關注。



1933年冬日的一個夜晚,母親拉著李倫的手說:「老父來信了,他在那邊很好,特別想念你,很想讓你寫信給他。」年僅6歲的李倫便邊問邊畫歪歪扭扭地寫了人生的第一封信:




「老父,我現在上學了,認得不少字了,我很想你,我沒有錢買紙買筆,只好用廢紙和筆頭,有的還是撿的。但我不淘氣,讀書也用功,學習成績好……」




後來他得知,父親李克農在讀到這封信時,激動和酸楚使他熱淚盈眶。這封信有些紅軍高層領導曾經看過,很多人看後也很心酸。



1937年盧溝橋事變發生時,10歲的李倫正跟隨著父母在上海。西安事變後,國共第二次合作,父親李克農奉命在上海設立共產黨的辦事處。「八一三」淞滬會戰開始。李倫對當時記憶最深的就是隆隆的炮聲、緊張的生活。11月初,上海淪陷,長江封鎖,李倫隨母親經過蘇北的內河,輾轉撤離到南京。父親已先到南京任辦事處處長。




在南京停留不久,又要撤離到武漢。其時,中共中央長江局和八路軍辦事處均設在武漢,李克農任長江局秘書長。不久,「保衛大武漢」的口號提出來了,國共兩黨和各界人士團結合作,為保衛這個華中最大的城市做各種動員工作。那幾個月對李倫來說,是戰火中一段短暫的快樂時光。他隨父親住在辦事處。周恩來、鄧穎超、董必武、博古、王明等長江局領導也都在辦事處。儘管父親叮囑李倫不要去打擾這些公務繁忙的前輩,可小孩子最耐不住寂寞,沒事就樓上樓下地串門,很快就同一至四樓的人混熟了。周恩來和鄧媽媽住在四樓,特別喜歡小孩,兩人經常給李倫餅乾和糖果。開始他不敢接,後來父親說:「周伯伯和鄧媽媽給你的東西可以吃,但不能影響他們工作。」這才敢接了。




1938年10月,武漢陷落前,李倫隨大人撤退到長沙,住在遠郊區。他對當時發生的「長沙大火」還記憶猶新,回憶說在遠郊都能看到城裡起了大火,天上的雲彩都變紅了。




那時候的李倫,當然不能了解淞滬會戰、南京保衛戰、武漢會戰和長沙「焦土抗戰」在抗戰初期的重要地位,但他卻真切地感受到戰爭的慘烈。他回憶說,我印象最深的是難民。火車的車廂頂和機車頭上,都擠滿了難民,汽車也一樣擁擠,一路上都是扶老攜幼、饑寒交迫的難民。




武漢失陷前,八路軍辦事處大部分人員西遷重慶,成立了重慶辦事處,小部分經停長沙一段時間後,1938年底再撤到廣西成立了八路軍駐桂林辦事處,李克農任辦事處處長。




桂林辦事處是長江局的派出機構,是我黨在南方的聯絡中心。這時的桂林已成為抗戰時期大後方的文化中心,文人學者雲集。同時又是我國通往海外的唯一交通線,我軍經越南海防採購物資和接受華僑捐獻物資經南寧入境至桂林,許多南洋愛國青年也是先抵達桂林,同辦事處人員接上頭後,再經重慶去延安。




看到無所事事的兒子,李克農覺得該給他找點事兒做,便讓他到辦事處當了一名勤務兵。因此,李倫的軍旅生涯從1939年12歲時開始算起。這在全軍恐怕都不多見。



一個月之後,組織上又安排李倫去電台學習無線電報務。他反應快、記憶力好,很快就能獨立值班。李倫回憶說:短暫的報務員生涯對我一生影響很大。報務員最重要的是忠誠、守紀律。當時電台的報務員多是20歲左右的年輕人,可是他們大部分人都經過長征,是死亡線上倖存的老革命。




1940年底,國民黨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前夕,中共中央根據對時局的正確分析,決定桂林辦事處撤退,人員經重慶撤到延安。




在重慶紅岩村招待所里,李倫認識了幾位同齡的小朋友。他們中有李碩勛的兒子李鵬、彭湃的兒子彭士祿和蔡楚明的兒子蔡誠等。



1941年皖南事變發生後,李克農一家抵達延安。從這時到抗戰勝利,他有四年時光是在延河邊度過。李倫回憶說:這是非常艱苦但又精神飽滿的四年。這段時光對我人生觀、價值觀的形成格外重要,我真正了解到全民族抗戰的偉大意義,開始接觸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參加了延安整風運動,深深感悟到中國共產黨是中國人民的救星。




剛到延安,毛主席和朱總司令請李克農一家吃飯,地點在楊家嶺毛澤東居住和辦公的窯洞里。飯桌上毛澤東有說有笑,問孩子們:知道你們的爸爸是幹什麼的嗎?




「八路軍駐桂林辦事處處長唄!」剛滿20歲的李倫的姐姐李冰睜著大眼回答。




毛澤東哈哈大笑:

「錯了!錯了!你爸爸是個大特務。不過他是我們共產黨的特務!」




毛主席在這次吃飯時說道:

李克農是一個好人。當年在蘇區,我靠邊站,找博古要個秘書也要不到,我找李克農,他馬上送來葉子龍;還有,我當時患肺病,是李克農搞來魚肝油,使我的病得到治療:遵義會議時,李克農負責衛戍工作,為會議安全提供了保證,警衛工作做得很好……




抗戰勝利後,蔣介石電邀毛澤東到重慶共商國是。他是真請還是假請,這是中央決策前必須弄清的。很快,一份份密電被破譯後放在李克農面前。情報行家李克農從繁多的往來密電中得出一個結論:蔣介石認為毛澤東不會應邀,也不敢應邀,邀請不過是演戲。




李克農的傑作使中央掌握了蔣介石的心理,也讓毛澤東心裡有了把握。1945年8月26日,毛澤東堅決主張親自赴渝談判。




李倫在解放戰爭中參加了石家莊、濟南、淮海、渡江、上海等戰役,榮立過一等功;建國後長期在軍事交通及全軍後勤戰線辛勤工作,成為這一戰線的主要領導之一。為此,他曾被選為黨的十三大、十四大代表,全國第七屆、第八屆人大代表,第八屆人大常委等。




李倫清楚的記得,建國後毛澤東第一次訪蘇,父親李克農也一直護送到滿洲里。路上他除了與毛澤東談工作,也陪毛澤東聊天。也就在同毛澤東聊天中,他向毛澤東提了一個問題:

「主席!你知道美國總統每天上班後第一件事情幹什麼?」




「哦?」毛澤東來了興趣。他沒說下去,等待李克農的下文。李克農便一五一十地說了:

「他第一件事就是看情報要點。否則,這一天不知該說什麼、做什麼事了!」




毛澤東猜透了李克農的弦外之音,回答也是機智的:「我和美國總統不同,是隨到隨看,不怕多隻怕少!」他笑著對李克農說:

「你這個李克農啊!還要給我上課?好!這次去莫斯科,還要同斯大林嘮嘮你們那攤子事呢!」




果然,毛澤東到蘇聯後就與斯大林商談了情報合作。不久,李克農奉召到蘇,研究合作事宜……




在中蘇情報戰線合作不久,由於受當時「一邊倒」的影響,毛澤東曾在李克農彙報工作後,對中蘇情報工作合作做了8個字的指示,大意是「誠懇、完全、毫無保留」。




對毛澤東的指示,李克農是執行的,但在執行中也有自己的思考。他為此有說法:

「渾身脫得光光,暴露無遺。但心裡秘密只要不吐口,你就看不到,也就不知道!」




後來,中蘇關係破裂,蘇聯情報專家以為滿載而歸,事實上我國情報工作並未受到大損失……




1955年國慶前,身兼中央調查部長、中情委書記、解放軍副總參謀長的李克農被授予上將軍銜,是我軍唯一沒有指揮部隊打過仗的、被外界稱為「最神秘」的上將。




李倫記得1957年12月的一個中午,父親飯後一邊往辦公室走,一邊咳嗽。沒料到一下摔倒,頭不幸地朝下砸在石台階上,頭部開裂……




周恩來指示全國腦外科專家趕往北京,組織搶救。




據李倫回憶:兩個月後,父親醒來,腦子不行了,不能說話,記憶大部分消失,說話邏輯也不行了……這以後他開始了幾年的休養。




李克農恢復記憶不久,便關注起一批特殊的人物,這就是曾被我們黨派到敵人陣營中長期潛伏,歷史無法弄清的人。他們忠誠地為黨工作,雖然建國後由於種種複雜原因遭到懷疑未被重用,但依然在被分配的崗位上無怨無悔地為人民服務,體現出超乎常人的高風亮節。李克農為他們一一出具證明,使其取得組織的重新信任並安排到恰當的崗位上。




到1962年,李克農的身體不允許他繼續工作了。1962年2月7日,李克農的病情加重。2月9日下午住院,不料,當晚他就在北京醫院去世。




「文革」開始後,有人向周恩來發難,要追查李克農的歷史問題。周恩來怒目正色地說道:「在上海,如果沒有李克農他們,恐怕你們今天來也難得見我了!」很快,毛澤東也讚揚李克農:他打入國民黨徐恩曾那裡是立了大功的。沒有他,當時上海黨中央和中央許多人,包括周恩來這些人都不在了,青年同志不知道,要告訴他們!




特殊的經歷,使李倫對胡錦濤總書記和黨中央倡導的「八榮八恥」中熱愛祖國、服務人民、艱苦奮鬥等內容體會尤深。他認為這些精神財富,都是我黨我軍的傳家寶,一定要繼承下來,發揚光大。


牛皮明明



自由作家


曾在西藏流浪,做過記者


喝最烈的酒,寫走心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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