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蘇東坡需要外國人來「背書」嗎？

文化 08-20

幾年前，看過一個電視劇版的《蘇東坡》，陸毅演的；看的時候一直在替他著急，為什麼非要出演這個角色呢？蘇東坡是國民偶像不假，但此偶像非彼偶像啊。那個林語堂口中「總會引起人們親切敬佩的微笑」的千古第一才子，怎麼會是眼前這個居家大男孩的樣子？那些充滿禪宗機鋒的故事，又為何轉換成了這等毫無靈氣的影像？

一朝被蛇咬，從此更健忘。所以當紀錄片《蘇東坡》在央視播出時，又忍不住點擊了按鍵，不一會兒就聽到了「公元1601年，蘇東坡來到鳳翔府任職。」好嘛，紀錄片也玩起穿越了（還好，在後來的播出版本中改過來了）。畫外音配音，語音語調似乎像史湘雲一樣一言難盡；出鏡的那位蘇東坡，形象還遠不如陸毅可靠。但客觀地從技術層面講，這部紀錄片素材豐富，製作當數比較精良的那一類——似乎我國紀錄片導演的古典美學素養平均超齣電視劇導演好幾個段位，它更適合希望短平快地了解一下蘇東坡的觀眾。在這個意義上來說，片子達到了預期目的。但在質量之外，這部片子有幾個問題，確實值得說一說的。

「國際化」還是缺少文化自信？

由於出品方是湖北黃岡，所以整個片子有點像「蘇東坡在黃州」，這點可以理解，更何況黃州對於蘇東坡來說是生命中的一個重要地理坐標；整個成片共為六集，其實加在一起也只有120分鐘來講述千年蘇東坡，從成本的控制上來說也可以理解；但就在這短短的時間內，影片為我們展現了過量的「洋人看蘇東坡」：東坡肉，要洋人告訴我們好吃；《水調歌頭·中秋》，要洋腔洋調來唱給我們聽；東坡書畫，要洋人來給我們點評好在哪裡；東坡的文學地位，要洋人來下結論，弄得在下還以為是什麼漢學海外傳播的節目呢，有美國人、法國人、日本人、新加坡人……當韓國學者出鏡時，老夫不禁虎軀一震：難道蘇東坡也要被「認祖歸宗」了？

玩笑歸玩笑，但問題來了：如果目的真是搞搞海外傳播，當然無可厚非；如果主題是關於一個大文藝家的「世界旅行」，雖然很可能並沒有那麼多的學術支撐，邏輯上倒也還說得過去；然而問題是，這個片子是拍給國內觀眾看的。哈佛大學或早稻田大學的研究者，在蘇東坡這個問題上就能比國內眾多的蘇學學者提供給觀眾更準確、更有用的信息？當然未必。這樣做，無非要追求所謂的「國際化」，給人一種「好洋氣」的觀感，以此來增加權威性，就像時下常見的很多大而不當、只是為了追求高大上的「國際學術會議」那樣。這裡面有沒有一股「崇洋」的心理在起作用？當然您可以質疑在下玻璃心，但我們可以用學術水準來衡量，或者東坡在海外真實的大眾認知度來判斷；如果和事實比較起來剛好相反，難道這不是「文化自信」的問題？

其中又有多少素材是不必要的呢？舉個例子吧。推崇中國文化的日本人有很多，出鏡的日本書法家杭迫柏樹就是其中之一。此君編過一本質量很高的《王羲之書法字典》；但導演偏偏要他講一段「明知是贗品還要買」的經歷。其實對於書畫收藏者來說，「偽好物」同樣是好物，米元章、張大千都造了很多「偽好物」，這一點都不稀奇，收藏家收藏「偽好物」是個再普通不過的行為。不解導演此處的用意，大概是想說，日本人比我們更珍視我們的文化遺產？這麼想從某些個例來看也未必十分錯，例如日本隋、唐、宋的「遣唐使」從中國帶回日本的大量寶貝，例如王羲之《喪亂帖》、《得示帖》摹本等，至今都完好保存在「宮內廳」。而這幾樣精品我們已經沒有了，現存天津博物館的王羲之《寒切帖》是在廢品收購站偶然發現的。儘管如此，但我們是中國人呀，難道不應該站在自己的立場上來看這些問題嗎？特別是面對我們近代史的時候，國寶流失背後的故事都一言難盡。

所以接下來這個例子就有點令人不解了：片子用了長達三分多鐘的篇幅，講日本收藏家菊池惺堂在東京大地震中如何不顧個人安危，搶救出蘇東坡《寒食帖》真跡的故事。然而我們回到菊池惺堂購買《寒食帖》的那個時代，我們能看到的除了恥辱還是恥辱。《寒食帖》當然是一等一的國寶，為了錢能把這樣的國寶賣給外國人本身就是匪夷所思的事情。關於《寒食帖》的遞藏，《舊日風雲二集》（香港牛津，2014年版）中的「近世圓明園與《寒食帖》的人和事」一文已經說得非常清楚：自咸豐十年圓明園遭劫火而從宮中流落民間，先後經過馮展雲、盛伯羲、完顏景賢、顏韻伯、菊池惺堂、王世傑之手，最後由台北故宮收藏。當時日本「支那學」第一人內藤虎次郎和中國文人圈混得很熟，完顏景賢、顏韻伯都和他交往密切，大量中國的寶貝都是經他之手去了日本，菊池惺堂將《寒食帖》搶救出後（其實他收藏的還有巨然的《溪山蘭若圖卷》與北宋李氏《瀟湘臥遊圖》，都是不下於范寬《溪山行旅圖》的稀世珍寶），就寄放他家。

日本對中國文化是挽救還是摧毀？

那個年代日本人對中國文化表現出異乎尋常的熱情與興趣，他們對中國文化遺產可以說做了非常紮實、全面的考察工作。但這種熱情和興趣的背後還有另一種味道，那是一股「日支親善」的氣息。以內藤虎次郎為例，儘管國內有人認為「讓學術歸學術」，甚至將他抬得很高，但怎能罔顧這個事實：他所謂的文化中心移動說，同時配合了日本對中國的文化、經濟侵略。以他為軸心的中日文人墨客，果真在重大的罪惡面前能洗白自己嗎？日本政壇元老犬養毅曾在京都主持風雅至極的「蘭亭會」，一幫中國文人名流，包括大學問家羅振玉（後被列入「偽滿九逆」之一）、王國維都盡情抒懷，那真是得遇知音啊。席間日本收藏家安達萬藏展示了從滿清遺老處購得的重量級國寶，王羲之《游目帖》唐摹本，舉座皆驚。是不是有點王羲之的「蘭亭雅集」、蘇東坡的「西園雅集」之風雅？然而，正是在犬養毅任職首相期間，日軍製造了「九·一八」事變，並於1932年1月29日，鎖定目標炸毀了中國最重要的出版機構上海商務印書館，並派日本浪人焚燒了號稱「亞洲第一圖書館」的東方圖書館，45萬冊極為珍貴、我們無法估價的中國古籍、善本圖書，也包括各種無法用語言形容其珍貴的孤本宋版圖書彈指間灰飛煙滅！指望日本人拯救中國古老文化？這麼想一想，都是可恥的。

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後，時任國民政府外交部長王世傑（他也是第一任武漢大學校長，著名法學家）叮囑友人在日本尋訪《寒食帖》，輾轉以重金購得，這才有了現在台北故宮的《寒食帖》。事實上，後來我們能在國內看到的許多國寶，都是從海外重金復購回的。至今，蘇東坡另一件僅次於《寒食帖》的重要墨跡《李太白仙詩卷》依然流落在日本大阪博物館。

1945年，王羲之《游目帖》在廣島毀於美國原子彈。

藝術與權力的關係一直是一個微妙的話題。2015年，俄羅斯大導演以二戰時期盧浮宮為素材，拍攝了《德軍佔領的盧浮宮》。因為影片影射了法國在二戰中諱莫如深的污點，這部准紀錄片都沒能入圍戛納電影節。納粹下令將盧浮宮傑作運回德國，雖然巴黎已經被德軍佔領，但盧浮宮工作人員依然冒著巨大生命危險，輾轉將這些稀世傑作運往郊區藏起來，而富有人文情懷的德軍藝術顧問官對此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手稿是燒不毀的」

有時候會想，蘇東坡如果生在辛棄疾或陸遊的時代，會如何去面對國家、民族的恥辱？但轉念一想，這本來就是個大是大非的問題，還用問嗎？我們喜歡了蘇東坡一千年，是因為在他身上體現了一種中國人的「理想的人格」。這種理想的人格並不體現在蘇東坡類似十項全能運動員，比如他集詩人、藝術家、美食家、工程師、時裝設計師、政府高官於一身，這些標籤東坡先生自己會嗤之以鼻，統統不要的。這種理想的人格，是以儒家為主、儒佛道互補的。我們可以上溯到伯夷、叔齊的「不食周粟」，也可以上溯到顏回：「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之所以是理想人格，因為現實中真的很難做到啊！但那些賢達之士，的確做到了。東坡不僅自己做到了，他的朋友圈中也不乏這樣的人。例如他的學生黃庭堅也曾身陷逆境：「官司謂余不當居關城中，乃以是月甲戌，抱被入宿子城南。……雖上雨傍風，無有蓋障，市聲喧憒，人以為不堪其憂，既設卧榻，焚香而坐，與西鄰屠牛之機相直。」在被放逐，被羞辱的境遇下，用自己擅長的香道迅速找回了本性。不亦「賢哉」。

這種人格，我們最直觀的感受，是在那些保留在各大博物館的東坡尺牘中。應當感嘆，雖經蔡京等人的大力毀滅，歷經千載，還是留下蘇軾不少的手稿，不禁令人想起布爾加科夫的那句名言——手稿是燒不毀的。例如保存在北京故宮博物院的《題王詵詩帖》。王詵是宋神宗妹夫，大畫家，大宋第一駙馬，因為烏台詩案受到蘇軾的牽連，令東坡不安：

晉卿為仆所累。仆既謫齊安，晉卿亦貶武當。饑寒窮困，本書生常分，仆處不戚戚固宜，獨怪晉卿以貴公子罹此憂患，而不失其正，詩詞益工，超然有世外之樂，此孔子所謂可與久處約長處樂者耶？

「饑寒窮困，本書生常分，仆處不戚戚固宜」。

當我們看到東坡如此的筆跡，會不會感到又距離他的心靈近了一些？

文| 黑擇明

本文刊載於20170817《北京青年報》B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