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最大戰犯 在美國人幫助下脫罪 活了88歲

二戰結束以後，有一個最大的戰犯，從未受到過審判，他就是日本帝國的最高掌權者—裕仁天皇。裕仁給人的印象是羞澀的、局促的和內向的。在日本投降前，他幾乎不公開露面和發表演說。那他是否真的是無辜的？

在裕仁出生時，近代天皇制已經完全確立，《大日本帝國憲法》明確規定，「天皇應尊重法律，但沒有任何法律可以制約天皇」，天皇被授予了神格，在日本的政治體系中佔據了超然於國會的統治地位。

裕仁作為皇位繼承人，對他的教育要比一般的皇室成員嚴格得多。在他七歲時，明治天皇為裕仁安排了一位導師，就是被稱為「軍神」的陸軍大將乃木希典。

乃木希典對裕仁進行了「斯巴式」的嚴格訓練：每天四個小時的晨練，接著用午餐，下午再進行四個小時禮儀訓練，接著進行身體鍛煉和軍事技能訓練。乃木希典死後，他又被託付給日本另一名「軍神」東鄉平八郎負責。

作為乃木、東鄉兩大「軍神」的門生，裕仁絕非一個完全不懂軍事的「外行」總司令，他在軍中享有著「戰略家」的名望。而且裕仁不僅是軍隊的統帥，作為「現人神」的他，更是日本軍人的精神支柱和效忠對象。

儘管裕仁擁有著絕對權威，也身居決策層的核心位置，但他在大多數戰爭決策中都沒有扮演最主要的角色。這主要有兩個原因。

一方面裕仁個人的軍事素養較低，對戰略問題的理解不是那麼透徹。在決策時，他需要更多聽從別人的意見，造成很多軍事戰略都是由將領們制定好之後，他再去拍板，導致表面看上去他更像是一個順從者。

另一方面，裕仁作為天皇，在日本人心目中是神聖的，不允許犯錯的，因此裕仁也很少用直率的方式表達觀點，讓一切決策變得「模糊」。裕仁幾乎也不向他的顧問以外的人透露任何信息。

如在討論執行襲擊珍珠港計劃的御前會議中，裕仁沒有明確表態，只是引用了他祖父明治天皇的一句話，說:「我視四海為兄弟，為何波濤如此洶湧?」將領們很快明白了他的意圖，發動了對珍珠港的襲擊。

在戰略決策中既非發起者，又非主要策劃者，這樣的身份確實給裕仁逃脫戰爭罪責提供了便利，但他在戰時發布的一些命令卻留下了他主動發起、擴大戰爭的蛛絲馬跡。

在1938年12月2日，裕仁簽發了第241號大陸令，對中國實施無人區作戰，也就是臭名昭著的「三光政策」，要消滅「敵人和當地人中的假想敵」以及「居民中被認為有敵對性的15歲以上至60歲的男子」。裕仁其實很清楚這個政策將會對中國人民帶來毀壞性災害，但他還是批准日軍了在華北進行毀滅性作戰。

又如裕仁一直關注著日本細菌部隊和化學部隊的發展，給予其充足的經費保障。裕仁對日本細菌戰和化學戰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表面上來看，裕仁天皇不是戰爭的主要謀劃者，但卻是日本軍國主義對外侵略的最大支柱，將日本推向了擴大戰爭和侵略的深淵。東京審判的審判長就說：「如果不審理天皇，戰犯一個也不能處以死刑，為了維護法律的公正，他應該被處以監禁」。

但是裕仁天皇不僅沒有受到任何懲罰，甚至沒作為被告站上東京審判的法庭。這是因為日本在投降前就已經和美國達成了保留天皇制的秘密條約。東京審判之前，麥克阿瑟就已經打算為裕仁脫罪，將他排除在審判之外。

當時，美國需要天皇向日軍下達終戰命令，以確保日軍能迅速投降。佔領時期，美國也需要藉助天皇及其政府來維持日本社會的穩定，保證美國在日本所推行的改革可以被日本人接受。所以麥克阿瑟和日本高層達成了默契，裕仁不能受審。

為了保護裕仁，東條英機就成了不二人選的替罪羊。他是日本對美宣戰時的首相，又是開啟日本全面侵華的七七事變的始作俑者，中美兩大盟國對他都恨之入骨。

對日本人來說，東條英機同樣是一個萬夫所指的角色，他把日本推向戰敗，讓數百萬人埋骨異鄉，為了推進戰爭，他實行嚴厲的經濟管制，讓國內的民眾忍凍挨餓，還為了壓制反戰言論大搞憲兵政治。東條英機為首的日本戰犯們也很有默契地把責任往自己身上攬，為裕仁脫罪。

於是東京審判上就出現了這樣一幕：接受東京審判的日本戰犯們心照不宣地把戰爭責任向東條英機身上推，要麼就往自己身上攬，總之就是要使裕仁脫罪。而判決時，東條在全部55條罪行中犯有54條，成為罪行最多的首犯。

可以說，東京審判在關於裕仁天皇的戰爭責任問題上毫無公正性和真實性可言，完全是基於政治需要，由審判者和被審判者一起演出了一場事先安排好的戲。逃脫了罪責之後，裕仁又脫掉了軍裝換上西裝，表面看上去就是一位沉默、憂鬱又安靜的紳士。人們很難想像到，這位一位文弱的天皇竟會是將千百萬人推向死亡深淵的戰爭罪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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