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一條辮子，有人自殺，有人被殺

審訊一開始，由「捕房代表」侃克律師先行申訴，他顯然是扮演公訴人的角色，「稱梁等不應用強硬手段剪人髮辮，應請究辦，以免效尤而生事故」，我不管你是前清還是民國，鬧革命還是做奴隸，租界里若是可以隨便剪人辮子，那還成個什麼世界？

福建省漳州府「角尾田裡社」有一位歲貢生叫王乘龍，出生在鴉片戰爭之前，1912年也七十多了，精神還算健旺，應該也就是波瀾不驚的一生。誰也沒想到這個普通人的名字會出現在《申報》上。

《申報》上說，此人「奴隸性質到老勿衰」，所以各省光復，他面有戚色，長吁短嘆。鄉里人紛紛剪辮，王乘龍不議可否。族裡人問他剪不剪辮？他說，不破壞，亦不贊成。到了民國開張，共和將成，王乘龍於1月14日「敬備香案向北謝恩，行三跪九叩禮畢，退歸私室，寫出五言詩一首，懸樑自盡」。

《申報》編輯促狹，在「謝恩」二字後面添了一個括弧「（何恩於汝）」。其實歲貢生，年年也領朝廷的膏火費，雖然不過十幾兩廿兩，幾十年下來，也算得一種恩惠。不過《申報》編輯正在慶賀「第一共和元宵」的興頭上，這老學究未免觸霉頭，因為口口聲聲稱之為「奴」，說他的死也是「以全奴節」。

新聞寫到此並沒有完。王乘龍的遺詩，也被拎出來示眾，詩云：「毫髮千鈞重，山河一注孤。勤王心未死，結草赴京都。」讀到遺詩，王的「友人李君」立即和詩一首：「毫髮原無量，江山一旦傾，奴隸心未死，魂夢赴都城。」

從這首和詩可以看出，鄉里族裡，未必能容許王乘龍「各行其是」，剪辮與否，實為是否效忠新朝的分水嶺，就算政府不像清初那樣嚴令薙髮，周邊輿論也足以讓人無所遁逃。魯迅《風波》里寫七斤是上城被人剪了辮去，回鄉被老婆罵，鄉里的讀書人趙秀才反而可以只盤起辮子。從這則新聞看來，鄉里也不平靜，也是「毫髮千鈞重」，連「友人」都容不得你那隱性的不服從，上吊後還要寫了和詩來追罵。

1月15日，《申報》登出王乘龍自盡消息的當天午後，一、二、三、四、五、六、七，趙元龍等七個上海人未曾剪辮，走到虹口吳淞路，被一、二、三、四、五……十一個廣東人抓住，說他們是「滿人奴隸」，一個抓一個，多出的人就去附近借剪刀。這種情勢下估計周邊住戶願不願意都得借啊。於是咔嚓咔嚓，七條辮子落地。這下上海人不幹了，扭住廣東人要他們賠辮子。

租界不是鄉下，這樣的事自有捕房出面扣押眾人，次日再送到著名的「會審公廨」，一般人稱為「公共公堂」，由外國領事和中國官員會同審理。此時的上海租界，雖然從大清到了民國，會審公廨也經歷了正副讞員捲款私逃的風波，駐滬領事團又差點兒接管這塊寶地，但好在十天前滬軍政府順應民情，繼續委任清末享有盛譽的「關老爺」關絅之為中方讞員。

會審公廨

審訊一開始，由「捕房代表」侃克律師先行申訴，他顯然是扮演公訴人的角色，「稱梁等不應用強硬手段剪人髮辮，應請究辦，以免效尤而生事故」，我不管你是前清還是民國，鬧革命還是做奴隸，租界里若是可以隨便剪人辮子，那還成個什麼世界？

接著就是「各原告持髮辮上堂訴明前情」，新聞並未提及被告的陳述環節，難道十一個人都低頭認罪？還是他們被官威嚇倒了？總之，在租界認可的規則里，因為熱心革命而亂剪別人辮子是無法得到同情的。關絅之與會審的「美海副領事」商量了一通之後，判定梁少倫等十一名廣東人「雖屬熱心，未免過激」，判令將梁少倫王阿春葉阿林鐘維新（！）……等九人各關押六個禮拜，情節稍輕的兩人，一個關一個月，一個關七天。

上海租界不能亂剪人辮。內地就不同了，江西湖口，也是在1月15日清晨，全縣居民正在燃放爆竹，慶賀新曆元宵，街上突然衝出數十名軍士，手持快剪，將行人的辮子全部剪去（《申報》記者用了「豚尾」一詞，立場非常明顯）。其中有一位紳士高某，也被扭住剪了一刀，高某勃然大怒，怒得忘了這已經是在民國，發起前清的威風來，親自跑到縣衙，請馮知縣究辦匪類。

馮知縣也被鞭炮吵昏了頭，居然派差役上街拘了四名剪辮者到縣衙，各自責了四百板！這一著，保全了紳士的面子，駐軍楊統領又不幹了，也親自跑到縣衙來，曉諭馮知縣：剪辮一事，新政府已有明文，咱們都要遵行——注意，此時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第29號公報里的剪辮通令「令到之日，限二十日一律剪除凈盡，有不遵者按違法論」，尚未頒行，所以上海租界才敢判剪辮人監禁而釋放被剪辮者，所以楊統領也只能指責馮知縣「為些許小事遲行刑責，殊屬不知大體」。

馮知縣一聽此言，「恍然大悟」，覺得這個剪辮子可能是個政績工程，不僅連連向楊統領賠禮道歉，而且當堂發出二十柄剪刀，讓差役「沿街剪髮」。悲劇了！剛好鄉民游某進城繳糧，被差役扭住要剪辮，他不像紹興的七斤兄弟那麼老實，憤起反抗，扭打之際，「鐵剪尖端戳入喉際，立即倒地，血流如注」，死了。就連堅持主張剪辮的《申報》也不得不感慨「噫，慘矣！」

一自殺，一被殺，都只為一撮頭髮。這是髮型任意、搞怪不拘的今日難於理解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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