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對電影產生懷疑的時候，《岡仁波齊》給了我一種可能性

張楊，導演，代表作《岡仁波齊》《昨天》《洗澡》《愛情麻辣燙》。

我突然一個人在大理的時候，有時候坐在洱海邊上，看著蒼山的落日，其實腦子裡還是要問自己那些特別大的問題。為什麼拍電影？電影到底對我意味著一些什麼？我要拍什麼樣的電影？怎麼拍電影？這些問題就變得非常嚴肅也非常緊迫。

張楊：通往岡仁波齊的路

大家好。我是電影《岡仁波齊》的導演張楊。

這個題目《通往岡仁波齊的路》，其實是我寫的一本書。可能在下一部電影《皮繩上的魂》上映的時候，書也會同時出版。今天主要就是聊一聊這兩個電影是怎麼拍出來的。

真正的緣起可能是1991年，我上大學四年級。那時候中央戲劇學院導演系是五年制，四年級的時候，我們有三個月的時間實習。我自己就決定去做一次一個人的背包旅行。

那時候父母還是非常支持，給了3000塊錢。我一個人就背著個大包，從青海到新疆，從新疆南疆一直坐車到西藏。那次旅行對我來說是非常重要的，它改變了我很多人生態度。

那3000塊錢，我用了1200塊買了各種紀念品回來，實際上真正花在路上的可能是1800塊錢。這1800塊錢，每天基本上就是住在最便宜的小旅店裡面，那時候可能就是四人間、五人間這樣的小旅店。

除了長途汽車以外，主要就是搭各種順風車，比如運糧食的車、運鹽的車、收棉花的車。各種各樣的交通工具變成你最主要的旅行的方式，當然徒步也是一個常態。

其實這個過程給了我一個非常好的感覺。我帶了幾本小說和十幾盤磁帶。那個年代流行的是walkman，我以前比較喜歡搖滾樂，所以就帶了十幾盤磁帶。每天基本上坐在長途車裡面，聽著walkman開始想自己內心的一些事。

我覺得一個人的旅行給我的一個最大的感受，是你有非常多的時間去和自己對話。所以會提出那樣非常大的問題：我到底要選擇什麼樣的生活？我到底是一個什麼人？我將來要怎麼樣？

在城市裡的時候，有時候你也許沒時間去想這些事，但反過來在那一條真正的旅行的路上，這樣的問題就會不斷地出現在自己的腦子裡邊，也會真的試圖去解答這樣的問題。當然這個問題肯定是沒有答案的，你自己根本不知道該往哪兒走。

同時，一個人的旅行它確實開闊了人的眼界。因為我上小學、中學，一直到大學都在北京，就一個西城區加一個東城區，就這麼一個小範圍，你的生活軌跡好像也都沒離開過這個城市。當你突然走到這樣一個廣闊的天地裡邊，給你的感觸震撼是非常大的。

1991年這次真正的旅行之後，離畢業還有一年多的時間可以去拍紀錄片。那時候其實最有意思的就是你可以去選材選題，沒有人規定你拍什麼。

我那時候選的所有題材基本上都是以藏區為主，比如甘南的藏區、青海的藏區、黃河源頭、長江源頭這樣的地方，包括雲南的怒江，甚至緬甸的佤邦，它就變成了你個人的興趣和愛好。實際上我那時候拍這些紀錄片的時候就知道，可能早晚有一天，我會去像西藏這樣的地方拍攝我自己的電影。

後來到了1998年，我拍了電影《洗澡》。

《洗澡》是四個關於洗澡的故事，其中的一個故事是跟西藏有關係的。

《洗澡》西藏部分劇照

我們是1998年11月去的納木錯湖，11月份在西藏已經很冷了。那時候我自己覺得還是有經驗的，因為之前去過很多次藏區，知道生病，包括感冒，在這樣的高原還是非常危險的。

我到拉薩的時候就感冒了，當時的想法是趕快休整。我們在拉薩待了三天，然後再去納木錯，我覺得那時候感冒基本上已經好了。到了納木錯，馬上開始選擇第一天要拍攝的演員，第二天要來拍攝。

拍攝主要是在海拔五千多米的埡口進行，要拍一整天。實際上，當地人也很少在五千多米的地方待一天，一般都是經過。因為人的承受力一般在海拔三四千米還可以，到五千多米都會有很嚴重的高原反應。所以我們在那拍了一天實際上是非常難受的。

我記得當時有一個小的瑪尼堆，可能也就七八米高。

我跟攝影師說，咱們能不能到上面去看看有沒有另外的機位。我們倆就往上走了四五步，結果就同時倒在那兒了。大概緩了10分鐘左右，慢慢地，你才感覺緩下來。我說那算了，這一定是拍不了的，還要把機器往上扛，那是不太可能的。

我們晚上住到了四千八百米的村公所里，村公所也非常冷。取暖主要靠什麼呢？牛糞餅。牛糞餅一燒起來煙非常大，所以你的呼吸是很困難的。那天晚上對我來說非常痛苦。

到半夜的時候，可能就要把氧氣給吸上了。因為之前我有經驗，在西藏，一旦吸了氧氣可能就有依賴性；一旦有依賴性，離開這氧氣高原反應就會更厲害。

我當時也知道，但是沒辦法。不吸，頭已經像快炸裂了一樣。吸上了感覺好了，好像還能睡一會兒。到第二天早上，也覺得還行，清醒了。但是同伴突然看到我就說，你這臉怎麼比平時好像大了一半似的。臉就一下子腫得非常大。

我當時也沒在意，覺得還行吧，腦子還是挺清楚的，我們就趕快上車準備到下一個地方去拍攝。結果一站起來，可能出去大概十幾米的距離，兩眼就全黑了，什麼都看不見了。

我當時也不知道出了什麼狀況，就站那緩了一下，過一會兒它慢慢地又能看見了。再往前走幾步又黑了。反覆了這麼三次，到第三次已經摸著車了。但是黑的時間特別長，真的有點雙目失明的感覺。

當時我覺得不行，我說趕快給我扶到屋裡去。到屋裡後有那麼15分鐘，我就開始渾身發抖。我心想，完了，估計還有15分鐘，可能人就死了。真的會有一瞬間，感覺自己瀕臨死亡了。

我們還帶了一罐子的氧氣，趕快把氧氣給我插上。氧氣輸完，半個小時以後，慢慢地就平靜了。我說現在沒別的辦法了，只有一種可能性，開著車趕快往下跑。

當時我們有一個錄音師，他上去的那一天就不行了。所以後來就讓導演和錄音師趕快坐著車往下跑。我們開了輛豐田4500，那個時候已經是最好的車了。

海拔四千九百多米的地方，其實就快到埡口了，冬天那裡全是冰河。

車過冰河的時候，「啪」一下就陷到裡邊了，怎麼弄都出不來。當時司機也傻了：有可能今天又得在這完蛋了。

那時候是1998年，1998年埡口的冬天，可能一個星期也不過一輛車。如果不過車的話，這個車完全拖不出去。你往前走也不行，往下邊至少得走一天。所以當時我們一想完蛋了，基本上這點氧氣吸完了你人就擱在這兒了。

老天還是比較有眼。過了兩個多小時，從山上開下來一輛東風卡車，把我們這個車一下子就給拉出來，拉出來以後司機倍加小心地一路狂奔。其實一下到三千多米人就沒事了，高原反應就這麼一個簡單的事。但在那個高度的時候，你可能就會非常危險。

以前西藏公路不好的時候，青藏線上或者很多開卡車的司機有時候沒注意，中午或者什麼時候打了個盹然後就感冒了。感冒了他可能沒有重視，然後就引起肺水腫。如果三到四個小時開不到海拔低的地方，很多人在半路就去世了。

當時我是完全了解這樣的一些背景，知道是有這種可能性的。所以對我來說，好像有了一個後遺症，或者說心理上的一種懼怕。

後來到2006年左右，我在香格里拉有好幾個要好的朋友，他們知道我一直想拍一個關於像朝聖這樣的故事。當時我記得我的一個朋友還拿過一個之前別人拍的紀錄片給我看，是羊年的時候去轉卡瓦格博峰的一個紀錄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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