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得風骨而晉得風度，晉朝人只有風度嗎？

文史 0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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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宇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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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王承帝

（一組三國戰場圖片）

【作者簡介】王承帝，字右虞，內蒙古赤峰市人。出版有《鬼谷子的心理操控術》《民國風範》《FBI都在玩的偵探推理遊戲》《項羽：中國第一勇將》《終極預言》等。

【本文由作者授權發布】

後世對魏晉士林的印象基本限定於「風度」與「風骨」這兩個詞，主流觀點以為，細緻區分的話，則魏得風骨而晉得風度。

自竹林七賢以降，率性、放誕、疏簡、厚自奉養，逐漸佔據晉朝士林風氣的主流，即使西晉開國元勛中最具德望才器的羊祜，其在鎮守荊州與東吳對陣的前線，也是「在軍常輕裘緩帶，身不被甲，鈴閣之下，侍衛者不過十數人，而頗以畋漁廢政」（《晉書》），但他在西晉開國之初就精準的預見到從甥王衍「方以盛名處大位，然敗俗傷化，必此人也」（《晉書》）。

到了東晉，作為士族領袖的謝安，無論是面對桓溫的強勢逼宮，輕身直入桓溫軍營生死繫於一線之時，還是面對前秦八十萬大軍兵臨肥水之際，所展現出的也都是雍容豁如的談笑自若。到了南朝劉宋時，謝靈運在遭受宋文帝及朝中權貴放逐之際，仍毫不斂跡，放任性情，「奴僮既眾，義故門生數百，鑿山浚湖，功役無已。······嘗自始寧南山伐木開徑，直至臨海，從者數百人。臨海太守王琇驚駭，謂為山賊」（《晉書》）。

自西晉開國及劉宋之時，這些士林主流們，無論在多麼惡劣的政治環境和自身困促中，皆能一如既往的悠遊不羈，像王衍那種面對石勒膽怯乞生之輩，著實不多。

晉朝一個不爭的事實是儒學式微，晉武帝要與已位列三公之位的衛瓘聯姻時，出身累世儒門的衛瓘竟「自以諸生之胄，婚對微素，抗表固辭」（《晉書》），其自卑如此。兩漢以經學取士，儒學昌盛，曹魏時，亂世取士以才，實際上曹魏前期所使用的人才，基本都是東漢所培養起來的。三國戰事頻仍，地方州郡大權率多握在武將手中，魏明帝時期出現了一種情況：無論武將還是文臣治郡，大多都不喜歡親理民政，而是將大多事務委任給僚吏，到了曹魏後期，地方州郡上賢能的僚屬已少之又少，才學門第卑劣的群吏成為輔佐州郡宰守處理具體政務的人。

到了魏晉禪代時，這一風氣又進一步演變成地方州郡長官莫不以親理政事為俗務，概以追求自身情性之欲為高雅。而此時，朝中公卿在司馬氏的利刃之威與富貴相賂下，已形成崇尚奢靡，及時行樂，鄙談世務的風氣。漢宣帝有句治國名言——「百姓所以安其田裡，而無嘆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即與皇帝能共同治理好國家的就是這些循良的郡守，因為郡守是代表國家和皇帝來親民，是維繫民心的基石。

東吳滅亡後，晉武帝並沒有想要改變業已形成的門閥政治架構，也不想深入改革吏治，建立新的選拔人才之制度，仍繼續沿用亂世中建立起來的那一套權宜制度，並不為長治久安做深遠謀慮，所以作為曹魏變節的三公何曾對其子預言「『國家應天受禪，創業垂統。吾每宴見，未嘗聞經國遠圖，惟說平生常事，非貽厥孫謀之兆也。及身而已，後嗣其殆乎！此子孫之憂也。汝等猶可獲沒。』指諸孫曰：『此等必遇亂亡也』」（《晉書》）。這些居位的士族們，無論在生活態度上，還是在精神追求上，皆已背離儒家以天下為己任，致君堯舜，諧理王道的精神。如此世風既然形成，主流士族莫不以此相尚，竟以標示虛名取得進入仕途謀取富貴的手段，羊祜所說的敗壞天下風俗，即謂此也。

可以說晉武帝時期，國家最大的危機並不在於五胡深入，封建諸王，而是統治集團上下莫不以慕虛求名為務，幾乎沒人勤於理政，為國家長治久安而思謀。為後人所熟知的，出身東吳的潘岳、陸機、陸雲等人，雖然皆有建立功名的志向，都因急於進取而所附非人，英年早隕。

那麼，晉朝門閥之外的中下層士族又是怎樣的精神狀態呢？

史書上說永嘉衣冠南渡，意思是說永嘉之禍時，衣冠士族皆渡往江南避難。實際上，這裡所謂的衣冠，主要指的是門閥家族及政治上的中上層士族。從《晉書》的載記上可以看出，眾多中下層士族並沒有選擇東渡，而是選擇避往遼東、幽代、涼州或周遊中原、安卧鄉里。其時，遼東慕容氏及涼州張氏皆厚遇衣冠，致力招攬英才，而幽燕為天下諸州中雄強者，彼時戰事少，故衣冠願投之以觀風雲。雲中、代郡及塞下為鮮卑所居，拓跋鮮卑能收用漢人，所以部分衣冠士族也願意歸之。晉元帝在建鄴未稱帝時，晉懷帝尚守洛陽，懷帝被俘，晉愍帝又守長安，愍帝投降匈奴漢國後，西晉才徹底滅亡，在懷帝、愍帝與匈奴漢國相攻戰之時，底層士族並沒有選擇為西晉效力——實際也不存在這樣的政治機遇，而是紛紛入仕漢國。

匈奴漢國為劉宣輔佐劉淵所建立，劉氏祖上娶大漢公主，世代自稱為漢氏甥，因而冒姓劉氏。劉宣為劉淵祖叔，宣年長，兩人俱歷仕魏晉。劉氏皆好學，劉淵雖然久在京師洛陽成長、居處，交接門閥，但並沒有染上晉人崇尚奢靡、清談務虛的習氣，劉淵之子劉聰也在洛陽生活很長時間，同樣沒有學習晉人的尚清談習氣，以劉氏父子的聰明才度，如果用心研思清談之技，也定然會贏得晉人嗟嘆。劉氏雖是匈奴人，但卻始終傳承漢朝風氣，重視儒學，子弟皆愛經史，能文能書，並不追隨晉人的風尚。

劉淵稱帝，國號「漢」，主要目的雖然是為迎合人民思慕漢朝厚德，以此收攬民心。但眾多漢族士人選擇輔佐劉氏，最主要的還是因為這部分士人同樣是以儒學立身，渴望建立功名，因為與門閥和上流士族是兩種精神特質，他們基本不可能在大晉朝廷立足，更不會得到盡展才用的機會，而新興的漢國則提供了他們再造乾坤的機會。史書上確實沒有明書這部分士人是否出身儒生，可是只要翻開《晉書》劉聰載記，從這些人對劉聰的眾多諫言中就能清楚的看示出他們的儒生身份。

劉聰在位九年，只是前二三年中比較賢明，其後縱酒好色，信用奸佞，揮霍享樂，淪為昏君。令人震撼的是，以陳元達為領袖的這些儒生出身的士人，縱然在劉聰一日斬殺七位諍臣的淫威下，仍毫不畏死前赴後繼的向劉聰進諫，即便最終選擇忿恚自殺，也未避難退身，忠直敢諫之士遠遠超過兩晉，朝中正直之氣幾乎可與漢朝比擬。

劉氏漢國覆滅後，中原士族分仕劉曜建立的前趙及石勒建立的後趙，其後又分仕前秦、前燕、代國，大部分士族始終以儒學輔佐各國，在追求個人功名的同時，這些士人共同政治目標都是儘快平定中原戰亂，還天下太平，五胡十六國時期雖然各族人民在戰亂、天災中死亡者不可勝計，但矢志匡扶明主的這些寒門士人同樣也拯救了千千萬萬倖存的百姓，而且為保護和延續中原文明也做出了莫大的貢獻。而南渡的衣冠士族們，直到南朝滅亡，主流士林也沒有恢復士人應有的以天下為己任之精神。南北朝對峙時期，南北即便文化交往緊密，南朝文學更是為北朝所膜拜，但北周以尊儒而發起的改革與兼并戰爭，還是完全源自中原士族的進取，長安之所以能夠代表北方重新成為中國的文化中心，南朝那些衣冠後代們所做的貢獻，實在少之又少。

故以此而言，風骨不惟只在曹魏，只是晉朝的士族呈現兩極分化，上層士族有的是風度，而下層士族擁有的是風骨。風度的延續，造就了南朝文學的興盛，風骨的延綿，奠定了北朝民族融合和華夏大一統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