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休幫你教孩子歷史（1）：中國科舉制度是從哪個朝開始實行的？

我國的科舉制度始於隋朝。隋文帝統一中國後，為了獲得更多的人才，採取了開科取士的方法 公園587年，文帝訂製，每洲每年保薦三名文章華美貢士。

科舉制是古代朝廷選拔人才、官吏最直接有效的方式。它徹底打破血緣世襲關係和世族的壟斷，讓有才能的下層人才參與到國家政治中，施展抱負。

科舉制從隋朝（一說唐朝）開始實行，直至清光緒卅一年（1905年）舉行最後一科進士考試為止，前後經歷一千三百餘年，成為世界延續時間最長的選拔人才的辦法。對中國在內的漢文化圈諸多國家，以及西歐國家啟蒙影響深遠。

南北朝時期為了選拔有用人才已萌生出舉明經等科舉制度，但是魏晉以來的九品中正制仍然繼續實施。隋朝時，587年隋高祖文皇帝正式設立分科考試製度，取代九品中正制，自此選官不問門第。科舉制度初期設諸州歲貢，規定各州每年向中央選送三人，參加秀才與明經科的考試，公元606年，隋煬帝增設進士科，科舉制度正式形成。當時秀才試方略、進士試時務策、明經試經術，形成一套完整的國家分科選才制度。

隋朝以前，人才的選用通常是君王和一些官僚以個人好惡為標準，而隋朝的科舉制度於此相比是一種進步，它客觀上對開創清平的政治文化局面是有利的，也是不少門第清貧的人脫穎而出，充分顯示了朝廷重才學、清門第的良好風氣，也是國家興盛的一種標誌。但凡是開國皇帝大部分都是懷著卧薪嘗膽的情懷開創新的局面，都是標誌的一種進步。所以競爭是社會發展和進步的關鍵。就楊堅本人來說，對於規律來說他是歷史的必然。對於個人來說他是偶然。我們了解歷史，但還是改變不了我們也是組成歷史的一個單位。我們在規律面前顯得微不足道，只有規律在循循不息。

那麼，科舉制度的正面意義在哪兒？我想用四句話來概括：天下為公、選賢與能、政學一體、化成天下。我認為，中國式選舉制度兩千多年運作的基本機理，以及其所達成的社會政治文化後果，盡在其中了。下面對這四句話略作解釋。

天下為公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這是《禮記·禮運篇》中的一句話。過去一百多年來，因為孫中山先生的反覆提倡，它特別受到重視，也有很多誤解。「天下為公」的基本含義是，天下是天下人所共有的，不是一個集團、一個群體的。

在「天下為公」觀念背後，我們看到的是中國人最基本的政治觀念，也是過去四千年來中國政治運作的基本原則，那就是政治平等，人人都有參與天下之治理的機會。當然，參與方式非常多樣，《大學》向我們清楚展示了一個普普通通的農民，也可以參與天下之治理，比如修身、齊家，這就是治國、平天下之內容和基礎。

政治平等原則在中國政治傳統中最重要的表現是，中國從來沒有過奴隸制度（此為作者個人學術觀點——編者注）。現在很多中國知識分子言必稱希臘，但是，古希臘民主制度運作的經濟社會基礎是奴隸制，因為有了奴隸制的經濟支撐，才可以在幾十萬希臘人中，讓大概幾萬人扮演公民角色，才可以建立起所謂的民主制。如果沒有奴隸制，還有沒有古希臘的大眾民主制度？我覺得是個問題。可是，中國自古以來就沒有奴隸制，我們有的是每個人都有機會參與的政治平等。當然，人人直接參与在技術上做不到，所以就會有「選賢與能」。

選賢與能

古希臘是城邦政治，其政治單位規模很小，而中國作為一個政治共同體的基本特徵，就是超大規模，從堯舜時代便是如此。這樣一個政治共同體又奉行「天下為公」原則，很自然地會走向「選賢與能」的政治原則。因為不可能所有人都直接參与到國家的治理中來，所以必須從中選出若干人來作為代表。

但是，怎麼選？我們的先賢最初確定的一個標準就是「選賢與能」，這一點非常重要。大家都知道，在古希臘的大眾民主制中也有選，但是，它的選是抓鬮、抽籤，隨機從幾萬人當中選出若干人，輪流執政或者審理案件。這不是我們中國人的辦法，我們的選有一個標準，必須選出賢和能，不是隨機抽取，而必須要選出真正有治國之德和能的人來擔任重要職位。只有這樣，才能做到「天下為公」，他們節制自己的私慾，來增進天下人的福利。如果採用抽籤制，一個牧羊人抽到選上了，他連自己有多少只羊都數不清楚，請問怎麼能夠治國？說起來再好聽的制度，這麼搞都沒有意義。

所以，「選賢與能」有雙重含義：第一是選，第二是選出賢與能。

當然，先賢們對察舉制度、科舉制度有很多批評，而且集中在一點上：它沒有能夠有效地把賢能選出來。因此察舉制度、選舉制度也一直在變革之中，變革的動力正來自於選出真正的賢與能。選不出賢與能，選舉制度就沒有意義。這一點，是中國式選舉制度的核心。

至於賢能的標準，只憑個體與生俱來的能力及由此發育而成的智力和道德，不需要藉助任何別的條件。我們深思一下就可以發現，這是一個最合乎政治倫理的選舉程序，它把財富、相貌、家世、血緣等所有其他因素都排除在外了。還有比這更公平的制度嗎？因此，這一制度也是最為開放的。

政學一體

「選賢與能」實際上意味著，光有選舉程序是不夠的，必須還有一個前置程序，那就是培養賢與能。賢能不是自然就有的，一個村莊，一個城市，聽其自然，會有賢能嗎？如果社會中本來沒有賢能，那麼，選舉又有什麼意義？

中國人很早就把選舉與教育結合在一起。大家都知道漢武帝「獨尊儒術」，其實，在這個事情背後，漢武帝的最大貢獻是創建了一套以教育為基礎的社會治理模式，或者說憲法體制。首先，建立公立學校體系，以「五經」培養士君子。而「五經」教給學生的就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因此，漢武帝又建立了選舉制度，也即察舉制，選拔優秀的士君子進入政府，擔任官員。

中國式選舉制度是從這個時代起步的，這種制度從根本上塑造了政府形態，此乃有史以來官員受教育程度最高的政府。我們稱之為士大夫的這一群官員，是人類歷史上獨一無二的執政群體，其權力建立在知識基礎之上。由此，中國成為人類歷史上唯一以教育為立國基礎的國家。

從漢武帝時代開始，形成了「政學一體」結構，樞紐就是中國式選舉制度。「政學一體」的好處非常多，比如政府官員素質極高，他們都是政治家，因為都有一定的志向，所謂「志於道」，他們希望改進政治、改變現狀。因此，我們看到，歷代士大夫都有變法的努力。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效果：中國人普遍重視教育，中國人的識字率，是前現代各國中最高的，並且一直影響到我們今天的觀念。我們最近幾十年的快速經濟增長，多半靠的是基本素質較好的大量勞動力，這不正得益於老祖宗重視教育的傳統觀念嗎？

化成天下

科舉制度讓民眾重視教育，這個教育就是中國式教化之道，這是中國文明極為獨特之處。人類社會有不少成熟的文明，都是以神教進行教化。在中國，神教當然有，但不是根本，在遠古的三代，其根本是禮樂；孔子以後，其根本則在學，在文教。漢武帝「獨尊儒術」，創辦學校，設立選舉制度，推動整個社會重視學習，重視教育，也就給整個社會設立了一套教化機制。所以，在中國，教育絕不只是傳播知識，而是要承擔更為重要的職能——化成人，塑造良好社會風氣，這是政治社會秩序的基礎。

而由於「政學一體」，由於選舉制度，社會和國家也連結為一體。在世界歷史的大多數時期里，在我們所羨慕的西方文明中，政治和社會的兩分是人們面臨的一個極大難題。我推測，西方人所講的國家與社會、國家與市場兩分，實際上出自奴隸制思考方式。古希臘城邦中，奴隸只有私人生活，公共生活是公民的生活，是自由人的生活。到了現代民主政治中，福山（日裔美籍政治學家，代表作《歷史的終結與最後的人》——編者按）所討論的政治衰敗，尤其是其中的政治冷漠，其實也是因為大多數人是政治上的奴隸，完全處在被動位置，政治交給少數人操作，這少數人才是真正的自由人和公民。

而中國古代的察舉制度、科舉制度始終發揮一個非常重要的作用，那就是溝通社會與國家。民間興辦的教育，政府興辦的教育，源源不斷地培養士君子。他們大部分在社會基層發揮領導作用，組織社會自治；少數人則進入政府。但兩者具有共同的價值，共同的話語。所以，在中國，社會與國家從來都不是兩分的，它們一直聯繫在一起，形成一個治理的連續系統，中間沒有截然的界限。我認為，這是我們中國社會最好的地方，所謂「天下為公」，這也是一種體現。

隋朝科舉制度的影響：

當時以明經最為高級，進士試居次。當時選士制度只稱為秀才科，與唐之科舉仍有一段距離。秀才科可謂科舉的開端，亦為不完善的考試製度，對實際取士作用不大，但已改變了門第壟斷官職的局面。科舉制度順應了歷代庶族地主在政治上得到應有的地位的要求，緩和了他們和朝廷的矛盾，使他們忠心擁戴中央，有利於選拔人才，增強政治效率，對中央集權的鞏固起了積極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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