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考察了南斯拉夫等6個地方，記錄了洶湧的種族民族主義浪潮

作者簡介：

葉禮庭（Michael Ignatieff，1947— ，另一譯法為伊格納季耶夫）：當今世界最具影響力、最敏銳的政治家、知識分子之一。葉禮庭曾任教於劍橋大學、多倫多大學、哈佛大學等校，也曾擔任戰地記者和政治評論員多年，出任多國政府顧問，提供人權、民主、公共安全和國際事務方面的深刻洞見。其文章多見於《紐約書評》《金融時報》《新共和》等媒體，另著有《伯林傳》《血緣與歸屬》《戰士的榮耀》《陌生人的需求》等作品。

1987 年，他的家族回憶錄《俄羅斯相冊》獲得加拿大文學最高榮譽——總督獎； 2009 — 2011 年間，出任加拿大自由黨黨魁； 2001 年，獲喬治·奧威爾獎； 2003 年，獲漢娜·阿倫特獎； 2016 年 11 月，獲得加拿大平民最高榮譽——加拿大勳章； 2016 年至今，擔任中歐大學校長。

漢娜·阿倫特獎評委會認為，葉禮庭對現實世界尤其是動蕩地區的變化有著深切的體察，他的文章將政治要務與人權事務聯繫起來，提醒人們肩負起後「冷戰」時代中新的責任。

譯者簡介：

成起宏：畢業於南開大學，經濟學碩士，現供職於上海，業餘從事譯介工作。

書籍摘錄：

導論 最後的避難所（節選）

歸屬

但如果民族主義要將其對血緣忠誠以及血緣犧牲的要求合法化，似乎只有訴諸人們更美好的天性而不僅僅是最壞的本能時，它才是有說服力的。殺戮不是一種輕描淡寫的行為，必須有某種原因，行兇者才能安之若素。如果暴力要合法化，它必須以人們心中至善的名義，有什麼比他們對家園的熱愛更美好呢？

民族主義者是高度感性的。「媚俗」（Kitsch）是一個種族「屠殺者」的自然美學。檢查站兩邊的殺手，剛剛還在瞄準敵人射擊，轉眼間可以沒有絲毫轉折地哼唱思鄉曲，甚或是背誦幾行民族史詩。這種感性的潛在目的，是暗示人受到一種愛的控制，它的偉大超過理性、強大勝過意志，是一種與命運和定數緊密相關的愛。這樣一種愛使人們相信，是命運而不是悲劇迫使你殺戮。

剝離掉諸如此類的感性，這種歸屬以及對歸屬的需求——民族主義似乎頗為成功地迎合了這種需求——還剩下什麼？當民族主義宣稱民族歸屬是所有歸屬身份中最重要的形式時，他們的意思是說，如果沒有一個民族保護你，其他任何歸屬形式——你的家庭、職業或者友人——都不會給你安全。這就是為民族利益而犧牲的正當理由之所在。沒有民族的保護，個體所看重的一切都變得沒有意義。在這個意義上，歸屬，是首要的防範暴力的手段。你屬於哪裡，哪裡就是安全的；給你安全的地方，就是你歸屬的地方。如果民族主義的說服力是因為它為暴力授權，也可以說它的說服力來自為人們提供對暴力的防護。軍閥是其民族的保護人，如果他殺戮，他這樣做是因為他捍衛最高貴的事業：保護無辜的人。

但歸屬也意味著被認可和被理解。正如以賽亞·伯林在《兩種自由概念》（Two Concepts of Liberty）中所寫的，當我身處自己的人民當中，「他們理解我，正如我理解他們；而這種理解在我心目中造成我是世界中的『一個人』的感覺」。歸屬就是理解與你共同生活的人們的默契編碼，是知道你不用為自己解釋就會得到理解。簡而言之，人們「說著你的語言」。附帶地，這就是為什麼保護和捍衛民族語言是如此飽含深情的民族主義事業，因為是語言而不是土地和歷史，提供了最基本的歸屬形式，即得到理解。當然，一個人可以從不同於其自身的語言和國度中得到理解，甚至能夠在流亡中找到歸屬。但民族主義宣稱，那種完全的歸屬，那種溫暖的感覺——人們不只是理解你說出來的，更能理解你的言下之意——只有當你身處祖國、身處自己的人民當中，才有可能得到。

來自：亞馬遜

世界主義與特權

如果一個人的父親生於俄羅斯，母親生於英格蘭，在美國接受教育，職業生涯在加拿大、英國和法國度過，我們很難過多寄望他成為一個種族民族主義者。如果有人宣稱自己是世界主義者，那必定就是我。我希望自己能說更多種類的語言，我希望自己在更多的國家居住過，而且我希望更多的人明白，移居國外並不是流亡：它僅僅是那些選擇自己的家園而不是繼承家園的人們的歸屬。

多年來，我相信潮流的涌動會有利於像我這樣的世界主義者。首先，有那麼多像我一樣的人。至少有十幾個世界性城市——巨大的多種族的熔爐——為各種各樣的移居者、流亡者、移民、短暫停留者提供家園。對這些大城市裡的都市職業人群來說，一種後民族的國家意識不過是理所當然的。這些地方的人們不會困擾於一起工作或居住的人的護照問題，不關心所購買商品上的原產地標籤是哪裡。他們只是認為，可以借用偶然遇到的任何一個民族的風俗，來打造自己的生活方式。世界主義者為文化借鑒打造了一個正面的倫理結論：在文化上，混血優於同族，雜交勝過地方化。

這種世界主義的倫理中沒有任何新的東西。自從 1700 年以來，我們一直生活在一個全球經濟中，世界上許多大城市幾百年以來都是全球貿易中心。全球市場一直限制著民族國家運用其主權和自由，至少從 1776 年亞當·斯密（Adam Smith）首先就此現象建立理論之後一直如此，那時民族主義時代剛剛開始。至少從啟蒙時代的文化理想國（republic of letters）以來，全球市場就存在於各種理念和文化形式中。無根的世界主義作為一種社會形態已經在帝國時代的大城市中存在了幾百年。

然而，有兩個特徵將我們這個時代的大城市的世界主義與過往已經消逝的那種東西區別開來。首先是它在社會和種族方面的擴展。 20 世紀的民主體制和戰後前所未有的繁榮，將世界主義的特權從一小部分富裕白人男性精英擴展到發達世界各民族國家的大量少數群體。突然之間，有很多這樣的「我們」出現，而我們想分享後民族主義意識的意願，因廉價的航空旅行和通信手段而極大地得到了增強。

來自：豆瓣

第二個明顯的變化是，我們身處其中的全球市場不再受一個穩定的帝國體系支配。有兩百年的時間， 19 世紀和 20 世紀初期相繼而起的帝國——包括英國、法國、德國、奧匈帝國、俄羅斯帝國，以及「二戰」後蘇聯和美國的聯合帝國——的領土野心和警察權威塑造了資本主義的全球擴張。 1989 年以來，我們第一次進入一個不存在帝國秩序框架的全球化世界主義時代。

20 世紀歐洲的民族國家體系有三次重大的秩序變化： 1918 年在凡爾賽，東歐的新國家誕生於奧匈帝國、土耳其和俄羅斯帝國的廢墟之上； 1945 年在雅爾塔，羅斯福、斯大林和丘吉爾將西歐和東歐的各民族國家劃分成兩大勢力範圍； 1989 年到 1991 年，蘇維埃帝國和東歐的共產主義政權崩潰。第三次變化的不同在於，其發生不是經由任何帝國的安排。沒有現存條約規定東歐各民族國家的領土統一與其境內各民族的自決權之間的衝突。對於這種衝突的解決，即使以捷克式的文明分手方式，也一直存在許多武裝衝突。根本原因一目了然：帝國警察沒有了。

美國可能是唯一還存在的超級大國，但美國人擁有的不是一種帝國權力：他們的威權是用來保護自己的專屬國家利益，而不是維持一個全球秩序的帝國體制。因此，非洲、東歐、原蘇聯的亞洲諸國、拉美和近東的大片區域不再處於明確界定的帝國或超級大國勢力範圍內。這意味著世界人口的很大一部分以一種最為殘酷的方式贏得了「自決權」：他們僅僅是被扔在那裡，必須自己保護自己。毫不驚訝，他們的民族國家像索馬利亞和其他許多非洲國家一樣正在崩潰。在世界上從前受到帝國高壓統治的一些重要地區——尤其是巴爾幹各國——人們發現自己無法找到一個可以申訴的帝國式裁決者。那麼毫不奇怪，脫離了強有力的控制之後，他們為了最終的解決——這曾被帝國的存在而長期抑制——而互相攻伐。

後帝國主義時代的全球主義只讓那些有幸生活在富裕西方的世界主義者享有後民族主義的感覺。眾多小民族太過弱小，無法建立可以保護自己的國家，全球主義帶來的是混亂和暴力。波斯尼亞的穆斯林可能是最富戲劇性的例子，這個族群徒勞地求助於更強大的鄰居來保護他們。薩拉熱窩的人民是真正的世界主義者、種族多樣性的虔誠信徒，但身處競爭性的各種族之間，他們缺乏可以依賴的帝國保護者或一個自己的國家來確保和平。

在波斯尼亞發生的一切，讓任何相信世界主義之美德的人們都必須停下來想一想。非常明顯地，世界主義是那些將一個安全的民族國家視為理所當然的人們的特權。儘管我們已經進入了一個後帝國時代，但我們還沒有進入後民族主義時代，而且我不知道我們將如何達到這一步。倫敦、洛杉磯、紐約、巴黎這樣的大城市中的世界主義秩序，嚴重依賴於民族國家的規則執行能力。當這種秩序遭到破壞，就像 1992 年在洛杉磯騷亂中所發生的那樣，公民的、世界主義的多種族城市顯然跟任何東歐國家一樣，極有可能爆發種族戰爭。

因此，在這個意義上，像我這樣的世界主義者並不超越民族；而一個世界主義的、後民族主義的精神最終將總是依賴於民族國家為其公民提供安全和教化的能力。單就此而言，我是一個公民民族主義者，相信國家必須、公民也有責捍衛國家提供安全和權利的能力——為了過世界主義的生活，我們都需要的能力。至少，對於人們為贏得民族國家而戰鬥所體現的殘忍，世界主義的蔑視和驚詫是一種錯位。畢竟，他們只是為了擁有特權的世界主義者長期認為理所當然的東西在戰鬥。

題圖來自：維基百科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