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宋朝商販如此幸福？《清明上河圖》揭示了其中奧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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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清明上河圖》局部 ，張擇端（繪）

縱觀歷朝歷代的商業經濟，宋朝最發達，一副名畫《清明上河圖》就是最有力的佐證。宋朝之所以商業繁榮經濟發達，主要是有寬鬆的商業政策，才造就了最幸福的宋朝商販。

錢好賺

宋朝的商業的平均利潤率較高，大約為10%左右，錢好賺。在宋人的筆記中，有很多關於「逐什一之利」、「逐什百之利」的記載。

比如東京籠餅，利潤更是可觀。成本不足3文錢，可以賣到7文錢，其毛利率超過了60%。

這還不算利潤最高的生意。南宋初期，社會上流行著這樣一句諺語：「欲得官，殺人放火受招安；欲得富，趕著行在賣酒醋。」 「行在」指的就是臨安(杭州)。

由於開酒店最賺錢，因而臨安酒店林立，時人有「青樓酒旗三百家」之說，其中不乏小販經營的小酒店。即便以下層人民為主要顧客的地攤飯館，利潤率也在50%以上。

這麼多酒店，怪不得南宋詩人林升寫了著名的《題林安邸》詩：

山外青山樓外樓，西湖歌舞幾時休？

暖風熏得遊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

沒城管

宋朝大力支持商業發展，在諸多方面給予商人很多支持。

宋朝允許在城鎮和鄉村集市隨處擺攤開店，而且營業時間不受限制。乾德三年，宋太祖就專門降旨：「令京城夜市至三鼓以來不得禁止。」由於朝廷的保護，城市商販十分活躍，「大街買賣晝夜不絕」。

為了加強對商販的管理，宋朝設立了相當於現在城管的「街道司」，街道司負責維持城市的衛生、整修與日常秩序的職責。

（圖）《清明上河圖》局部 ，張擇端（繪）

即便商販侵街佔道，但朝廷為顧及商販的生計，一般不輕率粗暴地懲處小販，而是給商販提供了廣闊的做生意的空間。宋朝在城市街道的兩旁的適當距離，豎立「表木」，作為禁止侵街佔道的紅線。紅線之內，允許設攤、開店，侵出紅線之外就要受罰。《清明上河圖》里的虹橋兩頭就立有四根「表木」，橋上兩邊，小商販開設的攤位，都在「表木」的連線之內，中間留出通行的過道。

更難得的是，宋代皇帝擴建皇宮和出巡都要顧及商販的經營。雍熙三年(公元986年)，宋太宗想擴建宮城，擔心影響東京(開封)市民生計，最後經過調查，宋太宗「以居民多不欲徙」，打消了擴建計劃。

康定元年(公元1040年)，宋仁宗出巡，儘管當時街道狹窄，他也沒有下旨拆遷，也沒有詔令封路，而是命「侍從及百官屬，下至廝役，皆雜行其道中」，「而士庶觀者，率隨扈從之人，夾道馳走，喧呼不禁」。可見，宋朝皇帝是很親民的。

稅不重

著名學者加藤繁說：「在宋代的商稅政策中，應該承認有著不使威脅人民生活的精神和重農主義。」

宋代的商稅有兩種：對經過收稅點的過往商販收取的稅稱「過稅」，稅率2%；對店鋪與城鎮攤販收取的稅為「住稅」，稅率3%。另外，對於少數特定商品，政府要收取10%的實物作為抽稅，但應稅商品在抽稅後不再徵收過稅和住稅。

如果發生重大災害，朝廷對商稅的徵收要加以斟酌，視情況減免特定商品的稅率。如宋寧宗嘉泰四年(公元1204年)3月4日，因臨安府大火，燒毀房屋無數，急需竹木建房，朝廷下旨：凡官民與販及收買竹木等免收稅兩個月。

《慶元條法事類》明確規定，不得無故在離城五里外向過往商人收稅，違者杖責八十。所以，小販所能承擔的過稅微乎其微，3%的住稅和少量過稅負擔對他們的收入並不構成實質性影響。

（圖）《清明上河圖》局部 ，張擇端（繪）

有法保 

宋朝認為，「商人虧本，少人行販」，所以很注意保護商人的利益，關注商人的負擔，鼓勵經商。

宋太祖多次下令，「不得苛留行旅，齎裝非有貨幣當算者，無得發搜索」。「又詔榜商稅則例於務門，無得擅改更增損及創收。」

朝廷規定：「諸稅務監官買商稅人物者徒一年，若為人買及託買者各杖一百。」「致饒減稅錢，各計所虧，准盜論」，避免了稅務官員以權壓人，侵奪商人利益。

王安石變法在推行《市易法》時，朝廷又頒布《免行條貫》，規定免除各商行對官府的供應，各行按獲利多少，分三等按月或季度交納免行錢之後，官府所需物資不再向各商行攤派。

隨著宋朝保護商業活動和商販利益的各項措施的實施，小販的社會地位也得到了相應提高。大文豪蘇軾就提出了「農末並重」的主張，他專門為一位賣油饊子的老婦人寫詩打起了廣告：「縴手搓來玉色均，碧油煎出嫩黃深。夜來春睡知輕重，壓匾佳人纏臂金。」

利潤高，有錢賺；沒城管，可發展；稅不重，可承受；有法保，地位高，如此，宋朝商販怎麼不是最幸福的呢？ 

*作者：王子皿，魚羊秘史簽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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