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年京師大學堂藏書樓考

縱觀古今中外，興辦教育和振興學術的一個重要基礎便是圖書和研究資料的積累。因此藏書樓或圖書館在一個大學裡的中心地位是不容置疑的。假如你來到牛津，問當地人那個鼎鼎大名的牛津大學在哪裡，他們都會笑著回答你：所謂大學，就是指城市中心的博德利圖書館，餘下的均是具體的學院。中國傳統的書院也是跟藏書事業緊密聯繫在一起的。在京師大學堂建立之前，翰林院和國子監這些清朝的最高學術和教育機構便是京城藏書最集中和最豐富的場所。

京師大學堂的創辦者當然不會不知道藏書樓對於開辦大學堂的重要性。戊戌年的《京師大學堂章程》在第二章第六節中開門見山地提出：

學者應讀之書甚多，一人之力，必不能盡購。乾隆間高宗純皇帝於江浙等省設三閣，盡藏四庫所有之書，俾士子借讀，嘉惠士林，法良意美！泰西各國於都城省會，皆設有藏書樓，即是此意。近年張之洞在廣東設廣雅書院，陳寶箴在湖南設時務學堂，亦皆有藏書。京師大學堂為各省表率，體制尤當崇閎。今擬設一大藏書樓，廣集中西要籍，以供士林瀏覽而廣天下風氣。

《章程》起草者不僅僅是高瞻遠矚地提出了建藏書樓的設想，而且為它的開辦具體定下了人員編製和所需經費：「藏書樓提調一員，供事十員（第六章第六節）……建築藏書樓費約兩萬兩，……購中國書費約五萬兩，購西文書約四萬兩，購東文書約一萬兩（第七章第三節）。」這兒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在開辦京師大學堂的三十五萬兩經費預算中，專門用於建設藏書樓的經費便佔據了三分之一強。藏書樓對於這個在內憂外患的逆境中艱難誕生的中國第一所新式大學來說，其重要性可見一斑。

令人吃驚的是，在歷年來撰寫的北京大學校史中，戊戌年京師大學堂藏書樓的存在竟被一筆抹殺。現有絕大部分中文出版物都異口同聲地稱1902年出任管學大臣的張百熙為京師大學堂藏書樓的締造者。這個結論背後的潛台詞是不言而喻的：戊戌年由洋人主持的大學堂連個圖書館都沒有，怎麼能算是所正規的大學呢？

1991年，北京大學圖書館為了紀念建館90周年，組織專家學者對京師大學堂藏書樓的創建日期進行過論證，並繼續維持了傳統的說法。在《北京大學圖書館九十年記略》（北京大學出版社，1992）一書中，吳日希先生總結並列舉了得出該結論的四條理由，概括如下：

2.當時國事多變，京師大學堂成立僅兩個月就發生了「戊戌政變」，學堂雖得以倖存，但規模被迫大為縮小。1900年義和團進京，大學堂只好被迫停辦。同年八國聯軍攻佔北京，大學堂的設備和圖書大部分被毀。在這樣的形勢下，建藏書樓的計劃和措施很難實現。

3.在1898年京師大學堂創建之時，儘管其倡導者和創辦人有建立藏書樓的設想，但有關藏書樓具體活動的記載還略顯不足，只有1902年以後的記載才是確鑿可信的。

4.最重要的一點是：1902年建京師大學堂的傳統說法已沿襲多年。在未見足以推翻成論的可靠材料的情況下，還應該尊重因襲了七十餘年的傳統說法。

十年後的今天，不少可靠的相關材料已經相繼浮出了水面。當我們回過頭來重新審視戊戌年大學堂是否有藏書樓這個問題時，不禁驚喜地發現，原來上述這四條理由都是站不住腳的。首先，戊戌年大學堂的辦學經費是否真的大部分都沒有到位？其實不然。《總理衙門奏籌辦京師大學堂並擬學堂章程折》（1898）對於辦學經費是這樣估計的：「臣等約計開辦經費需銀三十五萬兩，常年經費一十八萬兩有奇」（《北京大學史料》第一卷，1993年，45頁）。考慮到戊戌年實際招生從原計劃的五百人縮減到了兩百人左右，並在建校時無償得到了馬神廟這個場所作為現成的臨時校址，實際需要的開辦經費就應比上面的數字更低一點。查一下現存的檔案材料，我們就可以知道這筆辦學經費基本上是不成問題的。《張百熙奏籌辦京師大學堂情況疏》（光緒二十八年）中說：「查戶部向有存放華俄銀行庫平銀五百萬兩，每年四厘生息，應得庫平銀二十萬兩，申核京平二十一萬二千兩。光緒二十四年經戶部奏准，以此項息銀，由該行按年提出京平銀二十萬另六百三十兩，撥作大學堂長年用款，僅餘一萬一千三百七十兩未撥」（《北京大學史料》54頁）。由此可見，戊戌年大學堂是有相當數目的固定收入作為辦學經費的。如果這還不足以說明問題，那就再讓我們來審核一下大學堂的實際收支帳目。根據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收藏的《照譯大學堂帳目》（學部·財經·卷214）來看，從1898年7月至1900年1月，在大學堂甲、乙、丙這三個帳目上總共收入了423，258兩，同期支付了375，587兩（《北京大學史料》，544－545頁）。儘管曾幾近夭折，但戊戌年大學堂的實際財政情況並非我們過去想像的那麼差。它並不是辦學經費嚴重不足，而是略有贏餘。這個事實在《許景澄為大學堂經費事呈孫家鼐文》（光緒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中也可以得到佐證（《北京大學史料》512－513頁）。就連藏書樓買書的專款也至少得到了部分落實。早在光緒二十四年七月初八日，戶部就已通知大學堂去銀行領錢，用以「購買中西功課書等」（《北京大學史料》，512頁）。另據《光緒二十五年三月二十七日為整頓大學堂諭》透露，後黨御史吳鴻甲甚至以「大學堂靡費過甚……名目繁多，歲糜巨款」等罪名為由，要求慈禧太后關閉京師大學堂（《北京大學史料》49頁）。

既然經費沒有問題，那麼「國事多變」和形勢兇險對於藏書樓的創辦是否造成障礙了呢？答案又是否定的。從我們手頭掌握的材料看，儘管戊戌年大學堂面對來自各方面的沉重壓力，但上至總教習，下至「小學生」，大家都對大學堂的前途表現出了一種可貴的樂觀精神。藏書樓的建設或修繕工作一直在進行之中。學校的基本建設在實際開辦的一年半當中有長足的發展。據在上海出版的英文周報《北華捷報》（NorthChinaHerald）1898年9月5日的報道，京師大學堂剛剛得到馬神廟作為臨時校址時，那兒只有大約280個房間。可是到了1900年6月，當許景澄為停辦的大學堂造具清冊時，房間總數已經達到了507間半（《北京大學史料》，556頁）。1899年3月20日《北華捷報》上的一篇報道令人信服地向我們揭示了黑雲壓城的京師中「大學堂」這道亮麗的風景：

就《華北日報》記者於2月7日所表達的觀點而言，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啟秀和徐甫阝這兩位清廷的高官詆毀大學堂的奏摺只是代表了阻撓改革的「後黨」中的極端派。他們一向反對大學堂，但他們保持了紳士風度，並且受到了具有同樣影響力和更大影響力的人物的有力批駁。京城的精英分子大都是西方教育的朋友，他們中間有些人受到了慈禧太后的高度尊敬和信任。一位大學堂教習告訴我，他有很好的理由相信大學堂會安然無恙——無論誰上奏摺詆毀它。大學堂的教學工作進行得非常令人滿意，學生中有很多人具有很高的天賦，並且來自北京某些最高貴的家族。他們學習順利，在沒有任何壓力和勸說的情況下，急切地投入體操練習。秀才、舉人和進士們都屈尊參加體育訓練，就像最好動活潑的上海人那樣，在翻跟斗和其他動作優雅的操練中獲得樂趣。新鮮事兒層出不窮；這樣更好。3月11日

與此同時，總教習丁韙良（W.A.P.Martin）向該報通訊員證實，「京師大學堂的辦學進程非常令人滿意」（《北華捷報》1899年4月24日）。僅隔一個星期，我們又看到一則鼓舞人心的報道：「新的建築正在京師大學堂里拔地而起，因為目前的房屋供不應求，還有300多人正在申請到大學堂註冊入學」（《北華捷報》1899年5月1日）。然而最重要的一條消息還在後頭。在1899年6月19日的《北華捷報》上，我們終於讀到了有關戊戌年京師大學堂藏書樓的信息：

通常發自天津「有關關閉京師大學堂的報道」，就像驢子拉磨那樣，轉了一圈，又傳到了我們這裡。與此同時，可以容納160多個學生的樓群正迅速接近完工。西文圖書館的第一批藏書即將在偌大的「藏書樓」擺上書架。我們希望這只是一個良好的開端，而這批圖書收藏終將從「藏書樓」頂上向大學堂的所有成員，乃至整個北京城的居民，放射出「甜蜜和光明」。

這條有關戊戌年大學堂藏書樓的珍貴記載絕非洋人的杜撰，因為第二任大學堂管理大臣許景澄在1900年7月在因大學堂停辦而移交大學堂房屋、傢具等事宜的「呈內務府文」中也證實了該藏書樓的存在。他在該文中寫道：「茲查原冊所列正所寢殿五間，系大學堂作為藏書樓安放書籍，又後樓五間安放儀器」（《北京大學史料》556頁）。

值得特別指出的是，有關該藏書樓具體活動的記載不僅並非寥若晨星，而且簡直可以說是不勝枚舉。例如由嚴復等人創辦的《國聞報》早在光緒二十四年六月初三就報道孫家鼐已將大學堂總辦提調的名單奏報給了皇上，其中就有「藏書樓提調一員，詹事府左香坊左庶子李昭煒」（吳日希，《北京大學圖書館九十年記略》，第8頁）。北京大學檔案館所藏的一份報表，《許景澄呈報大學堂光緒二十五年九月分收支情況》（光緒二十五年十月十二日），也白紙黑字地列出了另一位藏書樓提調當月已支的薪水：「藏書樓提調駱九月分薪水京平足銀貳拾伍兩」（《北京大學史料》，543頁）。除了上面已經提到過的，1899年7月即將在藏書樓上架的西文圖書之外，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還藏有一個《大學堂藏書樓所有光緒二十五年冬季添購各種書籍價銀部冊數目存案清冊》，其中列舉了《行水金鑒》等400餘冊大學堂藏書樓新購置的中文書籍（《北京大學史料》，461－462頁）。

京師大學堂總教習丁韙良在1900年6月義和團進京後被迫率領大學堂的西洋教習們躲進英國公使館避難，但他心裡一直惦記著大學堂和藏書樓的命運。所以當八國聯軍攻入北京，為英國公使館解圍之後，丁韙良自然迫不及待地想回去了解大學堂的最新情況。他在當時的回憶錄中激憤地寫道：

回到美國公使館後，我所探訪的第一個地方就是新的京師大學堂。我發現它已經被俄國軍隊所佔領，以作為他們的兵營。回到那個為我而新建的漂亮中式校長宅邸里，我發現清兵（並非俄國士兵）或拳匪已經打碎了屋裡的每一件傢具，並且把我所有的藏書，以及大學堂的所有圖書收藏，其中包括中文善本書，全都扔到了井裡和水池裡。當他們把翰林院富麗堂皇的圖書館藏書踐踏在腳下或燒成灰燼時，其行為又何足為奇！對於我的藏書，他們選擇了浸泡而非焚燒，因為這兒的房屋過去曾是王府，它們是嚴禁用火來燒毀的。（《北京被圍：中國反抗全世界》，1900年，123－124頁）

一年以後，丁韙良又在另一本書中傷心地提到了大學堂藏書樓的夭折，但樂觀的天性使他在茫茫黑夜中還是看到了一絲微弱的曙光：

拳亂中翰林院的圖書館被焚，京師中最為豐富的圖書收藏毀於一旦。京師大學堂的圖書館藏書也被扔進水裡，浸泡而毀。這種短暫的瘋狂必定會給教育改革事業帶來一種新的推動力。（《中國知識》，1901年，20頁）

丁韙良的預言並不是盲目的樂觀。因為當時的清政府已經從對八國聯軍的慘敗中痛切地意識到貧弱的根源在於教育的落後和人才的缺乏，並已經開始在著手準備重開京師大學堂。

好久以來，很多人都誤以為是新的管學大臣張百熙勵精圖治，重新規劃，並率先於「空曠處擇地建造」了京師大學堂的藏書樓。但實際情況是，壬寅年大學堂並沒有建造新的藏書樓，所謂的1902年藏書樓建築其實就是指戊戌年大學堂的藏書樓。

張百熙在剛出任管學大臣時，確實躊躇滿志，在籌辦大學堂的奏摺中對於學校的未來描畫過一幅光輝的圖景，並且還在丰台一帶買下了大量土地，準備將大學堂遷往那兒發展。但他新近獲得的寵幸和權力很快就引來了清廷中諸多高官的羨妒，尤其是他所標榜的新學更是為守舊派們所切齒痛恨。因而就跟戊戌年大學堂一樣，壬寅年大學堂的開辦也遇到了重重阻力。壬寅年大學堂編書局分纂羅忄享在《京師大學堂成立記》一文中這樣告訴我們：

榮祿、鹿傳霖、瞿鴻礻幾在樞府，皆不善百熙所為，阻力紛起。百熙恆憤慨，時方購地一千三百畝於丰台，備建七科大學，後劾之者眾：乃因陋就簡，復葺馬神廟大學，立師範、仕學二館，非其初志也。（轉引自舒新城《近代中國教育史料》第一冊，1928年，159頁）

張百熙於光緒二十八年（1902）正月初六提交籌辦大學堂的奏摺。同年十月，從各地徵調的圖書已運至北京，藏書樓提調梅光羲也同時走馬上任。但直到年底的12月17日，大學堂才正式開學。在此期間內，張百熙既沒有時間，也沒有空間來在本來就已經十分擁擠的馬神廟校區內建造新的藏書樓，充其量也只能是把原來的戊戌年大學堂藏書樓再重新粉刷一遍。

壬寅年大學堂師範館頭班生俞同奎在《四十六年前我考進母校的經驗》一文中回憶道：「馬神廟的公主府，現在變動很多。當年形狀，不妨一述。……後面大殿，舊稱公主寢宮。……寢宮的後邊有兩層平房，作仕學館學生的宿舍。再後面的樓房，相傳為公主梳妝樓……當時圖書館就設在梳妝樓裡面」（《北京大學五十周年紀念特刊》12－13頁）。這其實又是一個確鑿的證據，說明1902年大學堂藏書樓的建築並不是張百熙親手建造的。作為公主梳妝樓，它早就已經存在，而在1899年，它曾經被修繕一新，充作戊戌年大學堂的藏書樓。

馬神廟後來成了國立北京大學的二院所在地，公主梳妝樓直到解放以後依然存在，不過它早已因沙灘紅樓新圖書館的建立而黯然失色了。在50年代初的全國高校院系調整中，北京大學遷往海淀區的原燕京大學校址，由人民教育出版社遷入了原馬神廟的京師大學堂舊校區。緊接著，那座年久失修，已經破敗的公主梳妝樓被推倒，在其原址上建起了出版社的職工宿舍樓。作為北京大學圖書館前身的京師大學堂藏書樓就這樣徹底從人們的視線中消失了。

不過，也不能說它完全消失了。因為京師大學堂首任總教習丁韙良在其1901年出版的《中國知識》（TheLoreofCathay）這本書中附了一張他與大學堂全體教職工的合影。照片的背景正好是公主梳妝樓。人們從照片上依然可以清晰地欣賞到京師大學堂藏書樓的巍峨雄姿，並盡情地想像樓內最早的一些圖書收藏和傢具陳設。在這張貨真價實的珍貴老照片面前，那些強調客觀的種種理由頓時顯得是多麼的蒼白無力。

為什麼一個漏洞百出的說法竟會在中國學界輾轉流傳長達八十年之久？這個問題反映出20世紀初中國複雜的政治背景和半封建半殖民地環境下形成的一種特殊心態。而我們面對這樣的說法，究竟是以訛傳訛，將因襲多年的傳統神話繼續傳誦下去；還是追根究底，去偽存真，還歷史以其本來面目。相信讀者不難做出自己的正確選擇。

註：

1.「甜蜜和光明」（「sweetnessandlight」）這個成語在基督教中跟聖子的形象有密切的關係。英國作家斯威夫特（JonathanSwift，1667－1745）在1707年的一篇文章中曾經用它來解釋過蜂巢中的蜜和臘這兩個諷喻的蘊義。另一位英國作家阿諾德（MatthewArnold，1822－1888）也曾用它作為一篇文章的標題，該文收在《文化與無政府狀態》（1869）一書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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