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尼·朱特：巴以問題爭論的焦點不是土地，不是金錢，是記憶

撰文：托尼·朱特

翻譯：陶小路

《東方歷史評論》微信公號：ohistory

編者按：這篇文章寫於2009年的夏天，是作為托尼·朱特2003年發表的《另求他途》（上周三以「破除猶太民族神話，重新思考巴以問題」為題在東方歷史評論公號刊發）所引起的巨大爭議所作出的回應。文章一直沒有完成或發表。2009年10月，患有肌萎縮性側索硬化症的托尼·朱特全身癱瘓，並於次年8月去世。2015年，此文以草稿形式在由他夫人詹妮弗·霍曼斯（Jennifer Homans）編選的文集《事實改變之後》中首次發表。

托尼·朱特生前這樣描述歷史學家的使命，「去講述歷史，儘管真相總讓人感到不舒服；去解釋這種令人不快的事情是真相的一部分，如果我們想生活得好且正當，我們就需要知道它。只有去了解關於我們的真相，而非用動聽的謊言自我欺騙，這個社會才可能運行良好。」

六年前，我在《紐約書評》上發表了一篇題為「另求他途」（「Israel: The Alternative」）的文章。我在文中論述「奧斯陸和平進程」及其希望達成的「兩國解決辦法」並不可行。如果以色列繼續按照它現在的方向發展，那麼它將面臨下面幾個不甚理想的選擇：一個選擇是，以色列繼續保持其「猶太國」的身份，然而它將不會再是民主國家；另一個選擇是，以色列成為一個真正的多民族民主國家，但同時自然不會再是「猶太國」；第三個選擇是，以色列強行驅逐阿拉伯人（或者讓他們不得不選擇流落他鄉），如此確實可以令「猶太民主國」得以保全，但是以色列將為此付出巨大代價，最終自我毀滅。在這樣的情況下，「兩族共存」或者聯邦制看起來是最好的解決方案，無論此方案實現的可能性有多小。

可想而知，我這篇文章有很多人反對。在提出合理的反對意見者中，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士首先承認我在文中對局勢的判斷儘管很令人沮喪，但準確可靠，不過他們無論如何無法忍受最後的結論。他們堅持認為必須採取「兩國解決方案」。無論有什麼阻礙，比如以色列定居者，巴勒斯坦炸彈襲擊者等，巴、以兩邊理性的人必須繼續謀求實現這個唯一能被雙方接受的解決方案。正如丘吉爾對民主制下的定義：「民主制是除了其他已經試過的政治制度以外最差的制度」（Democracy is the worst form of government, except for all those other forms that have been tried from time to time）。「兩國解決方案」是除了所有其他解決方案以外最差的解決方案。

自2003年10月以來，巴以局勢持續惡化。以色列分別和真主黨以及哈馬斯打了兩場「成功」的戰爭；以色列繼續在佔領區擴建定居點，侵佔巴勒斯坦領土；儘管以色列放棄了對加沙地帶的控制，該地區離和平和安全卻越來越遠。2006年，巴勒斯坦人舉行了一次自由的選舉，該選舉是中東地區有記錄的選舉中最自由的一次。哈馬斯贏得了選舉，美國和歐洲視哈馬斯為「恐怖組織」並對其進行抵制。西方國家一直與巴勒斯坦解放組織（PLO）打交道，隨著它在選舉中失勢，其權威和合法性也逐步倒塌。以色列這樣一個猶太國家卻統治著數量日益增多的阿拉伯人口，這些阿拉伯人受到以色列當局壓制，心中積怨已深，這樣一個糟糕、矛盾的現實日益凸顯。越來越多的人在說「兩國解決方案」，可越來越少的人真的相信該方案能夠成功解決問題。下面我們應該做什麼呢？

首先我們要認清兩個不可改變的現實。以色列的存在是一個現實，以色列的批評者如果不承認這點，那麼他們也不會被認真對待。大多數巴勒斯坦人希望建立屬於自己的真正的國家，這是對現實簡單的表述，這個現實也需要得到人們的認真對待。目前雙方都不願意與對方在一個國家中共存，也沒有人可以迫使他們生活在一國之中。無論是採取聯邦制或者兩族共存還是別的形式，「一國解決方案」只有在兩邊互相友好的條件下才能實現。但是，如果有這樣的條件，也就沒必要採用「一國解決方案」了，因為如果有互相的信任，巴以雙方應該早就在「兩國解決方案」上達成共識了。

巴以問題的核心是信任的問題或者說信任的缺失。和平進程非但沒有按其設想去「建立信任」，摧毀起信任來倒是非常有效。和平進程在以色列造成了災難性的局面。以色列目前由聯合政府統治，之前屬於極右翼的政黨組成了該聯合政府的所謂「溫和」核心。反對黨領袖齊皮·利夫尼（Tzipi Livni）之前是利庫德集團的一員，利庫德集團主要由已逝的納赫姆·貝京（Menachem Begin）的赫魯特黨組成。赫魯特黨的前身是亞博廷斯基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領導的猶太復國修正主義運動（老猶太復國主義運動中的強硬民族主義右翼）。以色列的左翼以及中間黨派已經消失不見。

內塔尼亞胡的以色列肯定比老工黨政府少些虛偽，內塔尼亞胡政府與1967年以來的各屆政府不同，它甚至連假裝尋求與阿拉伯人和解的姿態也不做，儘管這樣的和解是它統治的基礎。就在上個月，以色列議會就以色列家園黨奧萊夫（Zevulun Orlev）提交的一項私人議員法案（private member』s bill）進行投票，該法案呼籲，對質疑以色列作為猶太國家存在的人判處最高達一年時間的監禁。最終該議案以47票贊成、34票反對在初步議案宣讀中獲得通過。與此同時，住房和建設部部長艾契斯（Ariel Atias，他是極端正統派沙斯黨成員）於2009年6月2日對加利利的阿拉伯和猶太居民「混居」的現象提出警告，他聲稱，將兩個民族隔離開來是以色列的「國家責任」。

與此同時，無論巴勒斯坦人多麼想要一個屬於自己的國家，他們對此實現的可能性也日益產生懷疑。耶路撒冷聖城大學（Al-Quds University）校長薩里·努賽伊貝博士（Dr. Sari Nusseibeh）一直以來都是「兩國解決方案」的支持者，他現在也撰文表示支持「兩族共存於一國」，這應該不是個好兆頭。在馬德里和奧斯陸開啟的和平進程失敗了，已去世的阿拉法特的名譽因之被敗壞，他的繼任者也不再被信任。以色列的佔領必然會失敗，因為它會使生活在被佔領地區的人們變得激進。許多年輕的巴勒斯坦人視巴勒斯坦解放組織及其代表為通敵者，認為他們與佔領者進行了恥辱的交易並從中漁利，與此同時人民卻生活在苦難之中。巴勒斯坦權力機構主席阿巴斯與以色列總理或者美國總統的會見常常是一無所獲，這樣的事情每發生一次，人們對阿巴斯的信任就減少一點，而「反抗軍」哈馬斯則獲得更多追隨者和選票。正如法國維希政府一樣（我經常聽到人們用維希政府來做類比），與佔領方合作的政府很難與佔領方就解放問題進行談判，也難以領導自由的人民。但是如果阿巴斯正在慢慢變成巴勒斯坦人的貝當，那麼戴高樂這個角色又應該由誰來扮演？

巴以雙方的不信任與非法定居點或者民族願望一樣，它們都是既成的事實，如果忽視這樣的現實，任何和平進程都註定會失敗。我們這些外國人越是去提倡什麼「奧斯陸和平進程」或者「和平路線圖」，在實現和平中真正重要的人越不會認真對待我們。正是因為美國政府現在大談特談巴勒斯坦國，甚至內塔尼亞胡先生也表示認可巴勒斯坦建國（當然，能夠讓他認可巴勒斯坦建國的條件極為嚴苛），這個建國計劃才會失去巴勒斯坦人的支持。與以色列人一樣，巴勒斯坦人對「階段性」談判或者撤軍很懷疑。許多表示同情的西方支持者迅速落後於形勢的變化。正如內塔尼亞胡先生於2009年6月23日所指出的：「就解決方案進行辯論是在浪費時間。」他說的沒錯。最近的八國集團外長聲明呼籲各方「履行自己在和平路線圖中的義務」，「重新開啟符合和平路線圖、聯合國安理會有關決議精神及馬德里原則的直接談判，就所有未決問題進行商討」，這就是典型的國際雜訊，它起不到任何作用。如果美國特使喬治·米切爾（George Mitchell）真的希望「有意義並富有成效」的和平談判儘早開始，那麼他最好能說一些跟上面這種話語非常不同的東西。

那麼讓我們來談真正重要的事情。在巴以之間所進行的悲劇性對抗中，土地一直是中心問題，但土地可能不是考慮解決方案的最佳著眼點。有人提議巴勒斯坦人應該用西內蓋夫沙漠（Western Negev desert）的一大塊土地來換目前被以色列佔領的約旦河西岸9%的肥沃土地，這個建議簡直是愚蠢，可是它居然被認真提出來了。至於說到在「隔離牆」兩邊進行更重大的土地交換，我們可以想一下，如果由沙龍領導的以色列在退出加沙地帶時都不能做到將區區幾百間房屋以及少數泳池完整地留給阿拉伯人，那麼為何有人會認為在內塔尼亞胡先生領導下的以色列會在遠比加沙地帶更具爭議的「猶大地和撒瑪利亞」留給巴勒斯坦人任何有價值的東西呢？它如何會有這樣的政治意願或者謹慎的寬宏大量呢？只有先通過其他途徑達成信任和雙邊的友好，有關領土的問題才能得到解決。

那麼「安全問題」是一個好的著眼點嗎？以色列民眾真正擔憂的是，未來在離他們的主要城市幾十公里開外的地方存在一個巴勒斯坦的武裝實體。以色列軍方利用了這種恐懼，儘管他們自己對此並不感到憂慮，對以色列的生存構成真正威脅的東西就算有，也不會是一些卡桑火箭（qassam rockets），即使發射者能瞄準攻擊對象。以色列的問題不是去除掉發射火箭的人，而是在政治上尋求解決，創造一些條件以確保這些人不再出現。通過恰當方式建立起來的巴勒斯坦國可以更好地防止以色列受到恐怖分子的火箭襲擊，因為巴勒斯坦國擁有一個國家所享有的一切權利，也要承擔一個國家所要承擔的責任。如此，以色列在安全上合理的擔憂便可以通過巴勒斯坦的建國（更早而非更晚）而得到最好的解決，擁有國家權力所有外部象徵的巴勒斯坦國會為了與自己強大的鄰國保持友好關係而抑制國內不安定的極端分子。

巴勒斯坦人在安全上也有合理的擔憂，只是他們的擔憂與以色列人的擔憂有所不同。他們需要儘早建國並獲得完整的國家權力來保護自己不受以色列的威脅，以色列經常踐踏國際法，搞暗殺活動，在以色列人看來，把阿拉伯人視作他們進行先發制人戰爭的對象是永久性的，並且也很合理。巴勒斯坦儘早建國對巴以雙方都有預防性作用。今天的以色列人不會像當年那樣對約旦人或者埃及人感到恐懼，而那種恐懼還存在於現在還在世的人的記憶中。我現在還能回想起來，以色列曾經認為，在中東國家中埃及尤其憎恨猶太人並希望毀滅猶太人，它認為埃及的這種傾向無法改變且很普遍。如果你認為別人這麼想，那麼你自然覺得唯有他們遭遇一系列羞辱和失敗你才會有一些安全感。然而矛盾的是，只有巴勒斯坦國通過適當方式在以色列的邊界線上建立起來，同時還具備一定軍事力量，以色列才能感到安全。

耶路撒冷是一個好的著眼點嗎？巴以雙方都希望它能是自己的首都。以色列人對東耶路撒冷的吞併帶來了真正的難題。可以肯定的是，對這個城市來自一方的統一和殖民並非不可逆轉，就如柏林的分裂問題也不是不能解決的。相當多以色列人覺得耶路撒冷的當代政治惹人厭惡，因為那裡是宗教和民族主義極端思想的溫室；他們樂於看到這些佔據辯論中心的由於意識形態原因定居此地的人與宗教狂熱分子組成的集團遭受挫折。同樣的，許多世俗的巴勒斯坦人對他們居住的區域並沒有主權訴求，只要他們能夠確信以色列的極端分子不能綁架他們的日常生活和政治權利。

但是耶路撒冷問題的解決顯然不能僅僅依賴巴以雙方，正如柏林的統一也並非只是依靠德國人的自由意志。當然，2500年的猶太神話和民間記憶告訴我們耶路撒冷是「我們的」城市，但這2500年的猶太神話和民間記憶在許多其他地方也講了許多其他事情，這其中大部分事情在現代政治環境中並不適用。久遠的回憶以及古老的願望並非猶太人獨有，許多其他民族也有各自在歷史上的包袱和損失，猶太人也需要妥協。至善乃「善」之敵，這在耶路撒冷問題上是如此，在其他事情上也一樣。無論是奧巴馬、喬治·米切爾，還是八國集團、聯合國安理會以及其他局外人，他們要在這個複雜局勢中發揮作用就得堅持這樣的立場：無論誰來管理市政事務，耶路撒冷必須保持國際化，成為一個開放城市。如果猶太人、穆斯林（就此問題而言還有基督徒）各自堅持要對「他們的」城市擁有專屬於他們的控制權，那麼他們將永遠不會有和平。

但是關於「承認」的問題比土地或安全更重要，它甚至比耶路撒冷問題還要重要得多。正是因為巴勒斯坦人（以及其他阿拉伯人）一直以來拒絕「承認」以色列存在這一現實（拒絕承認以色列這點依然寫在哈馬斯的憲章之中），以色列才會表示自己無法想像與阿拉伯鄰國及其民眾達成一定的妥協，才會用這一點來為自己的行為正名。反過來，正是以色列一直拒絕承認自己對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所犯下的罪行以及他們後來所受到的苦難，許多巴勒斯坦人才會確信：當猶太人大談和平與和解時不要當真。

當然，巴勒斯坦人要的不僅僅是以色列承認他們過去遭受的苦難，以色列在國家建設過程中奪走了他們的土地和財產，他們希望回到自己的土地，拿回屬於自己的財產，他們需要以色列能夠承認他們的這些權利。國際評論家往往側重於談論這種訴求在法律以及人口上可能會造成的影響，他們的這種言論剛好呼應了以色列人被誇大的恐懼，以色列人害怕如果承認了這些權利，那麼幾十萬阿拉伯人會立即要求回到以色列。但是這樣的可能性很小，畢竟，有多少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會真的想離開美國、歐洲、科威特或者黎巴嫩，住到內塔尼亞胡先生領導的「猶太國」呢？但是其實它忽略了更大的問題。以色列對「回歸權利」在原則上的承認意味著以色列明確承認巴勒斯坦人所遭受到的巨大的傷害，以色列需要給巴勒斯坦人某種形式的賠償，這才是這種承認為何那麼重要的原因。

在所有民族中，我們猶太人應該最明白這一點。金錢上的補償永遠不能彌補納粹犯下的罪行。很少會有歐洲猶太人或者他們的後代希望回到他們在波蘭或者別的地方的土地、家園、店鋪和工廠（儘管波蘭民族主義者長期大肆宣傳猶太人會再回來，就像以色列發言人宣稱他們預計有大量巴勒斯坦人回來打各種官司一樣）。「二戰」後猶太人所尋求的是世界可以承認他們所經受的苦難以及施暴者的罪行，他們成功地做到了這點。巴勒斯坦人所要的也正是這些。土地或者金錢甚或住房都不是爭論的焦點，爭論的焦點是記憶，尤其是歷史。以色列的合法性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對猶太人遭受的損失和苦難的意義與承認之上，同樣的，建立巴勒斯坦國這項事業也能從巴勒斯坦人遭受的損失和苦難中獲取政治動力和道德意蘊。在這點能為人所理解並得到承認之前，衝突不會終結；也除非如此，衝突才會結束。

巴以難題有其很明顯的獨特性，人們很容易陷入這種獨特性中無法自拔。耶路撒冷很獨特，猶太人的歷史（以「納粹大屠殺」為終點）在西方世界的記憶中佔據的地位也很特殊，「新月沃土」（the Fertile Crescent）一直以來就是國際宗教和政治衝突的中心。沒錯，巴以衝突有它一定的獨特之處，正如所有的領土鬥爭都有其獨特之處一樣。但是我們如果回顧歷史就會發現，這場衝突從幾乎所有方面來看都不是那麼獨特，它與之前的某個時間在某個地方發生的事件有可以相提並論的地方。這樣的回顧可以幫助我們更好地認識巴以衝突，它也許可以給我們思路來打破僵局。

首先，我們應該提醒自己，多文化、多宗教、多語言的國家並不像人們有時認為的那樣不可想像或者長期處於動亂之中。在瑞士、比利時和印度三國中，雖然表面上看各國都有無法相容的利益和群體，但是在各個群體和平相處上這三個國家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南斯拉夫好像是個明顯的反例，但是其實南斯拉夫之前的運行也正常，直到這個多民族國家中一族的領導人自私自利的行徑蓄意地造成了它的分裂。魁北克省與加拿大其他地方存在嚴重分歧，在魁北克內，講法語的人占多數，這些人曾經忿忿不平地試圖尋求獨立，以抵禦來自魁北克內部和外部講英語的人的「霸權地位」。現在該地區已經恢復了平靜。

解決多民族混居以及他們之間的相互敵對狀態的最持久方案的確是將他們隔離開來，甚至採取所謂「人口交換」。但是無論隔離也好，「人口交換」也好，它們常在戰爭或者大規模死亡和破壞之後發生，比如在小亞細亞或者東歐曾經發生的那樣。我們不希望這樣的災難發生在我們這個時代任何地方的任何民族身上。所以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需要在目前的局面上進行合作。然而事實上，巴以兩族所面臨的處境與其他曾經經歷相似挑戰的民族的處境有許多相同之處，這些相同之處會讓一個局外人感到驚訝。

從阿爾及利亞到北愛爾蘭，「溫和派」始終會被擠出局。這些溫和派當然會在國內外受到其他溫和派的尊敬，但是多多少少正由於此，他們反而會在當地失去影響力，變得不再重要。在此前的這些例子中，幾乎總是前「極端分子」、前「恐怖分子」坐在談判桌上籤訂最終協議並掌權。這在以色列已經發生，在巴勒斯坦很快也會發生，哈馬斯將成為巴勒斯坦的領導者。從肯亞到印度尼西亞，再從阿爾及利亞到南非，歐洲殖民帝國及其後繼者被迫將權力交給此前因「恐怖主義」罪名而遭到囚禁的男男女女，這些事情的發生都不是巧合。

我提到南非是為了提醒人們，巴勒斯坦由於沒有曼德拉這樣的人物而處於嚴重劣勢。南非前總統德克勒克（De Klerk）和南非白人民眾最終意識到種族隔離不可持續；從這方面說南非的白人民眾比大多數以色列人（雖然不是全體以色列人）領先許多，但是他們的確很幸運，因為他們可以跟曼德拉這樣一位有著卓越才能又受到廣大黑人尊敬的政治犯談判。以色列人興高采烈地提醒巴勒斯坦人，他們沒有曼德拉。但是就算巴勒斯坦有曼德拉，他也無法建立一個真相與和解委員會來克服族群間的不信任和恐懼。大多數以色列人並沒有那麼惶恐，所以他們看不到和解的必要，自然也就不會覺得自己非得去承認其他民族的真相不可。並沒有很多以色列人明白建立所謂「大以色列」的目標註定會失敗。令人遺憾的是，我們必須承認南非白人的自我認識比以色列人要好，他們的思想沒有那麼守舊。南非白人之前認為自己是勤勞、艱苦奮鬥但被利用的民族，他們被身邊這些懶散的二等土著包圍，這些土著需要他們約束和管教，這是南非白人的「開國神話」；全世界人對這個神話都感到反感，於是它也就隨之崩塌了。如果以色列的情況仍然沒有變化，那麼在數年後類似於南非白人的遭遇可能會發生在以色列人身上。

然而，北愛爾蘭的經歷給巴以問題的解決提供了更好的前景，喬治·米切爾應該能很好地理解這點。北愛爾蘭政界的溫和派人士無論其信仰的是新教還是天主教，都為尋求達成妥協的基礎而努力了幾十年。可他們的努力所換來的是羞辱，他們得到的選票也越來越少。反倒是愛爾蘭共和軍臨時派和伊恩·佩斯利（Ian Paisley）領導的民主統一黨（Democratic Unionists）這些極端分子成了贏家，他們成了柯林頓和布萊爾的對話者，成了日益和平穩定的阿爾斯特的領導人。近30年來，這些人和他們手下的暴徒在愛爾蘭北部施暴，他們鼓勵自己的支持者殺人、傷人，這麼做的名義是領土排外主義和對異族的恐懼。他們被帶進「和平進程」之前沒有別的方法可以解決問題。今天，格里·亞當斯（Gerry Adams）、馬丁·麥金尼斯（Martin McGinnis）和伊恩·佩斯利與阿爾斯特政府合作。無論多麼難以置信，他們現在成了和平的北愛爾蘭的新面孔，而北愛爾蘭終於不再經常出現在頭條新聞中了。

北愛爾蘭問題無論在持續時間、規模或者複雜程度上都遠超中東問題：北愛爾蘭問題始於17世紀晚期；只在北愛爾蘭問題的晚近階段，在阿爾斯特遇害的人數就比以色列自建國以來死於自殺式爆炸或者其他恐怖手段的全部人數還要多許多。如果北愛爾蘭問題可以解決，那麼中東問題的解決也就並非無望。以色列及其國際盟友應當與哈馬斯直接展開談判。這個想法其實並不新鮮，2009年3月由保羅·沃爾克（Paul Volcker）、前共和党參議員查克·黑格爾（Chuck Hegel）和南希·卡斯鮑姆（Nancy Kassebaum）等幾位很有影響力的人士組成的兩黨小組就曾向奧巴馬總統如此建議。但是如果我們不能將哈馬斯帶進談判之中，讓他們有理由可以與嚴肅的談判者進行富有成效的合作（或者更糟：如果以色列人成功地將哈馬斯的領導人全部暗殺），那麼剩下的將不是巴勒斯坦的溫和派人士，而會是聖戰者。從這個意義上講，哈馬斯不是我們最應該恐懼的，它其實是我們最後的希望。

將北愛爾蘭問題與中東問題進行類比是要提醒人們中東問題面臨的另一個挑戰。任何曾撰文批評過以色列或者巴勒斯坦的人都清楚地知道，最極端、最缺乏理性的反應其實並非來自中東，而是來自海外僑民。我們也不會因此感到多麼詫異。無論在克羅埃西亞或者亞美尼亞，在希臘或是波蘭，只要是涉及到敏感的民族問題，總是這些國家遍及全世界的僑民的表現最強硬。土耳其在「一戰」中對亞美尼亞人實施種族滅絕政策，生活在亞美尼亞的人們很清楚自己的先輩遭受的苦難，但是帶頭在國際社會對土耳其人大加斥責的是定居海外的亞美尼亞人；而在亞美尼亞國內，人們則把和自己的鄰國土耳其共同生存、互相貿易看得更重要。

與之相似，克羅埃西亞僑民在最近的南斯拉夫內戰中表現得要比克羅埃西亞的本地居民強硬許多，克羅埃西亞國內民眾為了生活能回歸正常，為了自己的國家能夠回歸歐洲很樂意妥協。塞普勒斯的分裂持續了很久，造成了許多痛苦，如果不是因為來自海外各方的惡意干預以及採取極端立場的僑民的資助，這種分裂局面早就收場了。這樣的情況在巴勒斯坦也有，但是最主要的還是猶太人。如果不是美國猶太人對美國政府的遊說以及給以色列提供的財政支持，以色列定居者運動中的極端分子絕無可能獲得他們現在所擁有的政治上的優勢和影響力。只有等到海外猶太人組織內部的極端分子（以及他們在上層政治圈子裡的朋友）被邊緣化時，對以色列有效的外部壓力才會形成（除非他們被邊緣化，否則難以形成對以色列的有效外部壓力）。正是因為柯林頓總統選擇無視愛爾蘭共和軍臨時派在美國的支持者和籌資者，新芬黨才會陷入孤立，格里·亞當斯也因此看到自己除了妥協以外別無選擇。我們希望喬治·米切爾能夠理解這一先例的含義。

總的來說，繼續追求舊的「和平進程」和「路線圖」毫無意義。對和平的實現真正關鍵的人不相信這些。我們若是將困難問題留到最後，我們也就摧毀了各方對於成功的可能性的信心。目前重要的事情是說服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去另闢蹊徑，除此以外別無選擇；選擇這條路會帶來的益處不僅僅是當下的，也會是長久的，如果拒絕選擇這條路將會導致令人無法接受的損失。只有外部力量參與進來，尤其是美國和歐盟的參與才能說服巴以雙方，但是如果他們繼續說一些陳詞濫調，或者默然接受別人的陳詞濫調，或者繼續聽從海外僑民組織表達各種偏見，那麼他們就沒法說服誰。

應當立即讓「極端分子」加入到對話中來，另外要把那些妥協的溫和派緩慢地推到邊緣以免他們的存在破壞人們對和平進程的信心。耶路撒冷問題，對以色列的承認，對巴勒斯坦回歸權利以及過往損失的承認等看起來「不可能解決」的問題需要得到我們的優先考慮。圍繞領土問題的處理有可能沒完沒了進行下去，這些問題可以推遲處理或者交由二級官員進行討論。在談判一開始就應該商定好，要在領土問題上達成一些細節非常多的商定，在這個過程中必然會產生困難，但是無論怎樣的困難都不應該推遲雙邊協議的建立。美國和歐洲都需要對巴以雙方施加影響力、壓力乃至強力。以色列人長期以來一直稱阿拉伯人只有在強力面前才會做出回應，這點對以色列來說也同樣適用。

我們知道，政治是可能的藝術。我不知道針對中東問題採取某種解決方案是否可能解決問題，但是如果它不能，那麼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都不會有未來，儘管目前只有巴勒斯坦人明白這點。但是哪怕是最迂腐的政治家也應該有足夠的智商看到這一想像中的妥協可以帶來的益處，特別是他們可以將自己的妥協怪罪到不可抗拒的外來壓力上面。今天阿拉伯國家所能夠妥協的程度是一代人之前所不能想像的。現在的以色列被一些智力平平的人所領導，它目前面臨此前從未有過的很有意思的可能性，如果它知道怎麼去抓住這些可能性就好了。以色列可以通過與對其友好的阿拉伯國家建立聯盟關係，最重要的是和土耳其甚至俄羅斯建立緊密聯繫，由此它可以很容易地令它的區域關係穩定下來。

在這樣的前景下，對於以色列而言，和一個動蕩的巴勒斯坦國共存的風險就可以忽略不計了。但是，一個通過適當方式建立起來的巴勒斯坦國不應該比其他國家（比如以色列）更不穩定。另外巴勒斯坦沒有核武器，而以色列有；巴勒斯坦也沒有世界上最強大的軍隊，所以它也就不會像以色列那樣常受到誘惑去莽撞行事：我們常在以色列的某些群體聽到他們用「參孫情結」來表達自己寧願與敵人同歸於盡也不願意妥協的決心。

但是現在的時機不會一直存在下去，一旦有足夠多的巴勒斯坦人從以色列的定居點政策及其對該政策的頑固態度得出符合邏輯的結論，放棄建國的目標，以色列也就失敗了。以色列將被迫面對我在本文開頭列舉到的幾個選擇，除非它選擇建立一個兩族共存的國家（對以色列來說最不可能的選項），那麼它將註定永久成為被世界孤立的國家。在這個問題上，時間對誰都不利。我們應當想想，這個世界沒有哪條自然規律說一個解決方法早晚會自己產生。讓事態繼續惡化下去（我們已經這麼做很久了），或者把事情交給巴以兩邊無能的平庸之輩來解決都會造成災難性的後果。由於以色列這個「猶太國」對巴勒斯坦人做出的惡劣行徑，巴以亂局目前是全世界反猶主義復甦主要的直接原因，它十分有效地為伊斯蘭極端運動「徵召」了新成員，它讓美國和歐洲在這個世界上最敏感、動蕩地區的外交政策成了無稽之談。是時候做一些改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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