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以錦：從大家閨秀到革命者的百歲人生

天下 08-02

文 |范以錦

岳母楊琴，對生死早就置之度外。親朋好友相見總喜歡說些吉利的話，祝她健康長壽。她卻說，後半輩子寧靜安逸，但年輕時為革命出生入死，一生都病痛纏身，不知「死」過多少回，這命也是夠大的了。

生與死好像序曲與謝幕，來也匆匆，去也匆匆，生存過程才是重要的。經歷磨難和精彩的人生，岳母對身後「謝幕」淡然交待，跟她媽媽而去，把骨灰撒到江河。

家人每年都提議給她祝壽，總是被拒絕。然而，2017年7月2日這一天不同尋常，那是百歲生日，她愉快地接受了女兒和女婿對她的生日祝福。擺上流淌著芳香的鮮花，送上美好的祝福。萬萬不能祝她長命百歲，我嘣出一句「下要保底，上不封頂」。沉醉在濃濃親情中，她大口大口吃著生日蛋糕，吃的那麼津津有味，根本不像有病的樣子。

意想不到，7月3日一早她卻永遠離開了親人。按我們家鄉講虛歲的習俗正好百歲，一天不多，一天不少。

我的兒子范穎輝有感而發寫下了深情懷念的詩句：

事前，我岳母飲食起居正常，並無不祥之兆。7月2日那天她說說笑笑，還能下床走動。幾天前，她的一位外甥曾計劃7月9日從香港過來看望她。9日那天，外甥果然來了，見到的卻是再也不能與他親切交談的遺容。

如果說有病，她一輩子都有病，心臟、血壓、糖尿、失眠等病症均有，多次與死亡擦肩而過。

上世紀50年代初，在運動中的遭遇，以及丈夫病故等意外的打擊，她早年有過的肺癆病複發，同時得了血崩病，當時很難治。她是個信念堅定、性格倔強的人。心裡的陽光和希望不因折磨而失落，在與命運抗爭中她熬過來了。

90歲時，她住進了醫院，神志不清，病危通知書下達了幾次，卻又度過難關，恢復了健康。後來又陸續住過幾次醫院，最為嚴重時是2016年年底，已不能進食了，靠打點滴注入營養維持生命。然而，住院一個月後又奇蹟般地站立起來了，形態似乎比住院前還好。

和我們住在一起時，一有空就會嘮叨她含辛茹苦的故事。其前半生是在顛沛流離中度過的。「70多年前的事像放電影一樣，鮮活地、清晰地、長期地纏繞著我，使人無法淡忘，無休無止……」她在一篇文章中寫道。

那是1946年秋，她帶著僅一歲和三歲的女兒，由江西長途跋涉，回廣東大埔縣百侯尋找黨組織。

她出生在大埔縣百侯肇慶堂富商家庭。抗戰開始後的1938年，她放棄「大家閨秀」的優裕生活，憑著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仇恨加入到抗日救亡運動的宣傳隊伍中，併入了黨。

21歲，「大家閨秀」時期的楊琴

國共時而合作，時而發生磨擦。皖南事變後，發生了「南委事件」。「南委」，即當時設在大埔縣的中共南方工作委員會。1942年5月，中共南方工作委員會因組織部長郭潛被捕叛變，南委機關及所轄三個省工委和幾個主要交通站相繼遭受嚴重破壞。我岳母當時任百侯鄉婦女支部書記，百侯距南委機關僅十里路。在敵特追捕中，她和一批地下黨員，逃離百侯散落國內各地和海外。

後來找回組織恢復了黨籍，但只能從解放前夕算起。其實「南委事件」中的黨員是在執行中央決定：除敵占區、游擊區黨組織照常活動外，國統區黨組織一律停止活動。她的直接上級的通知更加具體：迅速撤離，隱蔽起來，保存實力，事態好轉後會通知大家回來。她離開大埔後也不是消極等待組織通知，她在江西想辦法找到教師工作崗位，在與學生上課時不忘宣傳抗日救亡道理，並穿插共產黨抗日的思想主張。而且，一直在尋找黨組織。

日出日落時，她常站在江西一隅，遙望故鄉，思念組織。1946年秋，是第二次回大埔百侯尋找黨組織。帶著兩個幼小女兒，實在挺不住。她還想到，如果被捕怎麼辦？路過梅縣時，她流著眼淚把三歲的大女兒托給親戚照顧，到9歲時才領回來。

翻山越嶺，蹚水過河，一路走一路祈禱風平浪靜的明天。然而，一踏上百侯家鄉舉目可見捉拿共產黨人的布告，無法找到地下黨的「接頭」人。形勢依然險惡，她急忙離開百侯來到廣州，帶著二女兒寄宿在他人家裡，在一家慈善機構當了代課教師。

丈夫也是地下黨員，東奔西走，當時在北京。

1947年春，廣州社會動蕩，人心惶惶，她失業了，黨組織關係又接不上。於是去了一信向新加坡大東書局任經理的羅明求助，羅明在大埔百侯中學當過校長，我岳母曾在侯中讀書和當過教師。我岳母的同父異母的大姐也在新加坡南洋女校教書。羅明與她商量後給我岳母弄了一張「新加坡入口證」，但小孩做不了入口證明。無奈之下，把二女兒送人撫養，從此再未相見。隨著歲月流逝，愈老愈思念，每每提及此事，眼淚便滾了下來。

四口之家，各散東西。

她孤身一人，茫茫尋找落腳點。在前往新加坡的船上病痛纏身，到了新加坡又患了肺癆病。這兩次都差點要了她的命。

1947年7月間，由羅明介紹到小學教書。1949年初，羅明向她轉達中共香港分局負責人方方通知：「凡因『南委事件』去了海外的同志，想盡辦法迅速回來」。接著又收到了大埔地下黨員、侯雲區區長楊卓亨的一封信：「百侯正需要人手，請趕快回來。」她的大姐認為中國還在戰亂中，現在回國有危險，勸她留在新加坡過安穩的生活。信仰可消解死亡威脅的恐懼，她說：「我一直在找黨組織，今天組織正式與我接上關係了，再危險我也得迅速返國。」她坐船到了汕頭，穿過敵占區的防線，回到日思夜想的家鄉和組織身邊。丈夫也回來了。他們繼續從事黨的地下工作，直至大埔縣完全解放。

她的黨齡從重新回到組織身邊算起。解放後，當過教師、民政局幹部。後來從「五七」幹校勞動復職後，安排在工廠做一般行政工作直到離休。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恢復了她1938年入黨和參加革命的待遇。

2015年，在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之際，中央決定，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名義，向約21萬名抗戰老戰士老同志、抗戰將領、為中國抗戰勝利作出貢獻的國際友人或其遺屬頒發「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紀念章。這是對抗戰老戰士歷史功勛的肯定，也是對他們榮譽地位的彰顯，我岳母接過金燦燦的紀念章時，喜極而泣。她像過節一樣，穿上整潔的衣服，戴上紀念章，專門拍照留念。

98歲時的楊琴，2015年榮頒「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紀念章

後半生，她雖然生活幸福，但依然病痛不止，然而有足夠的精神「維他命」支撐。她從不鍛煉身體，連飯後散步都沒有，實際上天天都進行「體力」鍛煉。她還能隨意走動時，每天步行到市場買菜，堅持做家務。另一個鍛煉就是「腦」鍛煉，天天看報、看書。行動不便時，家務事停了，但「精神家園」猶在。最喜歡看的報紙就是《南方日報》，最愛讀的雜誌是廣東作家協會辦的《作品》。

95歲時，還通過我向南方報業圖書資料室借看《飄》、《紅與黑》等世界名著。雖然老了，但捧讀的姿態還是那麼嫻靜典雅。也許精神上的慰藉，就是延年益壽的良方吧！

97歲時的楊琴，玩玩新花樣

前半生，在環境惡劣的生存狀態下，能夠與死神擦肩而過，靠的則是她的信念、毅力，還有就是受她的人格感染的親朋的關愛和照顧。

1947年在前往新加坡的船上，只能住又臭又濕、空氣污濁的三等船艙。她待人熱情，一上船就與幾位剛結識的梅縣老鄉和一位尼姑拉家常，噓寒問暖，幫助她們解除心頭煩惱。船在海中遇到了風暴，本來體弱的她顛簸得瑟瑟發抖，嘔吐不止，不能走動，吃飯、洗澡、上廁所都困難。剛結下情誼的老鄉和尼姑伸出援救之手，使她度過了難關。

在新加坡，她推行良好教學模式，學生喜歡聽她講課，班級成績優異。別班的頑皮學生手掌被打得又紅又腫，而她從未打過學生，學生對她很親近。因此，校長、校董和教師都很尊重她。

她得了肺癆病，大家沒有拋棄她，而是安排她去「山芭」療養一個月，每天還供應鮮魚和鮮奶。

之前，由於她每個星期天都堅持「家訪」，學生有疾病時也會去探望，給家長留下了好印象。聽說她病了，家長紛紛給她送補品。身體稍為好轉又繼續上課，教師和家長為了緩解她的壓力，課餘時間常邀她去領略異域風情，逛街喝咖啡，沙灘上唱歌跳舞。興緻來時，她拉著手風琴大唱「我的祖國」和「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這使她減輕了思念親人之苦。在大家精心護理下，她的病逐漸好轉，連醫生都認為是奇蹟。

回到革命隊伍後不久丈夫去世，她帶著兩個女孩，生活艱難，但同樣是解放前參加革命的一位同事卻自願和她結合，共同承受煎熬。晚年，我把她和她的母親接到我家居住。大埔老乾局和廣州巿東山區、越秀區老乾局都很關心她，常派人慰問。

令我岳母欣慰的是，無論是順境還是逆境時，曾受她關愛過的學生總惦記著她。在她逝世前一個月，廣東省委黨校原校長肖如川夫婦再一次到醫院探望她。當晚，她戴著眼鏡，一筆一划把肖如川的名字寫到紙上，還寫了其他人的名字。問她為什麼寫，她說記憶力差了，寫了才記得住，師生情誼永遠不能忘記。

我岳母逝世後，肖如川打來電話表示沉痛哀悼。他年逾80，我叫他不要參加告別儀式，但他還是執意參加了。他高中畢業後考上了中國人民大學，他說：「楊琴老師是我的入黨介紹人，是我的引路人，不送一程，我不安心。」大埔百侯中學廣東校友會原會長、廣東省衛生廳原廳長黃慶道，校友會現任領導及校友、我岳母的學生紛紛前來送行。原計劃只在少數親友中舉行簡樸的告別儀式，卻在告別廳里擺滿了花圈、站滿了人。

在微信親友群里，沒有多少悲情，更多的是對「百歲婆」的讚譽和天堂路上的祝願。有人摘錄了北京大學學者劉錦雲寫的《百侯往事》一書的片斷：

「楊琴先生上課是好教師，課外是同學們的貼心人。她班上有位同學經常缺課，她沒有粗暴批評而是把他叫來，當了解到他是因為常要去為挑擔的母親接貨擔時，第二天便背了一袋米去慰問學生。」

「她視班上學生為親生兒女，誰頭痛腦熱，她就送葯上門。」

「住校的山區學生遠離家庭，她還送上雞蛋和飯菜。」

居住在東莞、自稱「侯中79歲老學子」的劉寶嶺先生也賦詩一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