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第一謀士崔浩為什麼能「料事如神」？

文史 08-24

崔浩料事如神，其實並無奧秘，說穿了無非八個字：統觀全局，知彼知己。

先說統觀全局。

後秦主姚興去世之時，東晉太尉劉裕率領水軍從淮河、泗水進入清河，準備逆流西上，開進黃河，討伐後秦。

因為潼關天險，水軍難以到達，他派使節向北魏借道，後秦國主姚泓怕劉裕強兵討伐，也派使節向北魏求援。北魏君臣面臨借道劉裕，還是救援後秦的決擇。

拓跋嗣命文武百官共同商討，「群臣」都反對借道劉裕而認為後秦「不可不救」。反對借道劉裕的理由是「裕聲言伐秦，其志難測」，萬一讓他們登陸之後攻打北魏，後果不堪設想。後秦「不可不救」則因它是「婚姻之國」。

如此，他們主張「發兵斷河上流，勿使得西」。唯有崔浩獨樹一幟，反對「群臣」之說。提出「假之水道，聽裕西上，然後屯兵以塞其東」的方略，倘若劉裕攻克後秦，「必德我之假道」，不能攻克，北魏也「不失救秦之名」。

崔浩不像「群臣」那樣只憑劉裕「其志難測」，只憑後秦是「婚姻之國」而定戰略與國策，提出這樣的方略，他考慮到東晉、後秦、柔然以及北魏自身等各個方面的因素。

其一，劉裕吞併後秦之心由來已久，這是他稱帝的最後一個籌碼，乘姚興去世之機討伐後秦，志在必取；

其二，姚興去世，姚泓懦劣，姚氏兄弟相爭，國難不斷，危機四伏，憑劉裕軍隊當時的實力，取則必得；

其三，因為「南北異俗」，劉裕「必不能以吳、越之兵」與北魏「爭守河北之地」，不能成為北魏之患。倘若北魏發兵「斷河上流，勿使得西」，則必然激怒劉裕，「上岸北侵」，致使北魏「代秦受敵」；

其四，北魏之北「柔然寇邊」和北魏當時「民食又乏」，不能再與劉裕為敵而使北魏首尾不能相顧，「發兵南赴則北寇愈深，救北則南州復危」。

崔浩尤其不屑「群臣」以「婚姻之國」為由說事，詰問「夫為國計者，惟社稷是利，豈顧一女子乎！」

兩晉南北朝的時局猶如春秋戰國時代，各國紛爭，戰事不斷。崔浩為北魏出謀策劃，總能通觀全局，考慮到各個方面的互相聯繫，不會只見樹木，不見森林，掛一漏萬，因小失大。

提議借道劉裕，縱其入關，然後堵其歸路，只是其中一例，可惜拓跋嗣沒有聽取崔浩之提議而聽從「群臣」之言，發兵阻礙晉軍西進，果然激怒劉裕，吃了「卻月陣」之大虧，方才「恨不用崔浩之言」。

再說知彼知己。

劉裕攻打後秦姚泓之時，拓跋嗣也想乘機占點便宜，他問崔浩：「裕既入關，不能進退，我以精騎直搗彭城、壽春，裕將若之何？」

崔浩不贊成如此偷雞摸狗、急功近利。他幫拓跋嗣分析北魏的周邊環境，「西有(赫連)屈丐，北有柔然」，他們時時都在「窺伺國隙」；又幫拓跋嗣分析北魏與東晉（劉裕）的「強弱利害」，北魏「雖有精兵，未睹良將。長孫嵩長於治國，短於用兵，非劉裕敵也。興兵遠攻，未見其利」，而劉裕此時風頭正勁，「克秦而歸，必篡其主」，但他想「以荊、揚之化施之函、秦」，卻無異於「解衣包火，張羅捕虎」，即使「留兵守之」，也無奈「人情未洽，趨尚不同」，足為「寇敵」入侵提供條件。

崔浩勸拓跋嗣只須「按兵息民以觀其變」，劉裕攻下的函、秦之地（長安一帶）終將為北魏所有。

「知彼知己者，百戰不殆」，此言出自《孫子·謀攻》。孟氏注:「審知彼己強弱利害之勢,雖百戰實無危殆也」，崔浩分析的正是「彼」與「己」的「強弱利害」。

然這種「強弱利害」並非一成不變，真要知彼知己，還得以具體的時間地點條件為轉移。崔浩懂得這個道理。

劉裕克複長安之時，拓跋嗣大為恐慌，立即派遣使臣請和。聽說劉裕去世，就想乘機討伐，崔浩不以為然。

拓跋嗣問：「劉裕乘姚興之死而滅之，今我乘裕喪而伐之，何為不可？」

崔浩於是申述此二者之不同。「姚興死，諸子交爭，故裕乘釁伐之」，而劉裕去世，劉宋「黨與未離」，北魏若「兵臨其境」，彼「必相帥拒戰」，不如「遣人弔祭，存其孤弱，恤其凶災，使義聲佈於天下」，但待其「強臣爭權，變難必起，然後命將出師」。

崔浩不但指出劉宋「黨與未離」與後秦「諸子交爭」之不同，也看到「黨與未離」的劉宋，將會有「強臣爭權，變難必起」的危機，勸說拓跋嗣等候時機，「坐收淮北」。

拓跋燾的時代，關於是否討伐柔然，也曾有過兩次爭論。第一次是「今當用兵，赫連、蠕蠕，二國何先」的爭論，長孫嵩、長孫翰、奚斤等朝廷重臣主張先攻「蠕蠕」，崔浩主張先攻「赫連」（即夏國），這個主張基於「知彼知己」：因為「蠕蠕鳥集獸逃，舉大眾追之則不能及，輕兵追之又不足以制敵」，而「赫連氏土地不過千里，政刑殘虐，人神所棄」，以當時北魏之實力，自「宜先伐之」。

恰好日後又碰到夏主赫連勃勃去世，崔浩支持拓跋燾抓住這個時機，一舉攻下夏國首都統萬城，俘獲夏國新主赫連昌，使北魏聲威大振。

數年之後，拓跋燾要討伐柔然，卻遭到「群臣」反對，唯有崔浩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