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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布斯鮑姆:馬克思、恩格斯與政治

霍布斯鮑姆

年代四部曲

入選英國《衛報》

「有史以來100部偉大的非虛構圖書」

馬克思、恩格斯與政治

霍布斯鮑姆

來源:《馬克思主義與現實》

本文將討論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政治思想和觀點,即他們關於國家和國家機構的觀點,以及他們在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過渡的政治方面--階級鬥爭、革命、社會主義的組織方式、戰略和策略等問題--看法。在某種意義上,這些從分析的角度來看都是次要的問題。「法的關係......不能從它們本身來理解......它們根源於物質的生活關係......『市民社會』。」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決定因素是資本主義發展的內在矛盾,尤其是資本主義不可避免地創造了自己的掘墓人--無產階級,「日益壯大的、由資本主義生產過程本身所訓練、聯合和組織起來的階級」--這一事實。此外,儘管國家權力對階級統治來說至關重要,但是資本家對工人的權威的「執掌者,只是作為同勞動對立的勞動條件的人格化,而不是像在以前的各種生產形式中那樣,以政治的統治者或神權的統治者得到政治權威的」。因此,政治和國家不需要納入經濟基礎分析之中,只能進入到後來的階段上。

當然,在實踐上,政治問題對活躍的革命者來說不是次要的問題,而是首要的問題。於是,對馬克思著作的許多解釋討論了這些問題。然而,這些著作在性質上不同他的主要理論工作。儘管馬克思未完成對資本主義的全面經濟分析,但是這種分析的主要部分散布在大量用來出版或業已出版的各類手稿中。19世紀 40年代,馬克思還系統地關注社會哲學批判和對資產階級社會和共產主義的性質的所謂的哲學分析。對於政治,馬克思沒有做出同樣系統的理論努力。在這一領域中,馬克思的著作幾乎完全採取了新聞報道、對現實政治的審視、對運動內部討論的推動和私人書信的形式。然而,儘管恩格斯在這一主題上的著述主要是對現實政治的評論,但他在《反杜林論》中嘗試更系統地討論政治問題,不過他基本上是在馬克思逝世後所寫的各種著作中才開始這樣做的。

因此,馬克思乃至恩格斯的觀點究竟具有什麼性質並不清楚,尤其是在那些並不是他們當務之急的問題和他們不願鼓勵討論的問題上,因為「正是國家制度、法的體系、各個不同領域的意識形態觀念的獨立歷史這種外觀,首先迷惑了大多數人」。恩格斯在晚年承認,儘管他和馬克思強調首先「從基本經濟事實中引出政治的、法的和其他意識形態的觀念」是正確的,但是他們這樣做的時候為了內容而忽略了形式。這不僅適用於對作為意識形態的政治的、法的和其他的制度的分析,而且--正如那些註解唯物史觀的著名書信所指出的那樣--適用於這些上層建築因素的相對自主性。馬克思和恩格斯在這些主題上的人們已知的思想中存在相當多的空白,因而他們的思想或本來的思想是什麼仍有諸多的不確定性。

顯然,馬克思和恩格斯並不擔心這些空白,因為如果這種分析在他們的具體政治實踐中被證明是必要的,他們無疑會填補這些空白。於是,馬克思的著作幾乎沒有專門提到法律。馬克思和恩格斯為什麼沒有特地填補一些在我們看來似乎是顯而易見的理論空白呢?

理解這一問題並不太困難。他們寫作和研究的歷史時代不僅完全不同於我們的時代,而且( 除了恩格斯晚年的一些重疊外)

也非常不同於馬克思主義政黨發展成為大眾組織或其他重要政治力量的時代。事實上,只有偶爾的時候,馬克思和恩格斯作為活躍的共產主義者所處的實際境況,才類似於其馬克思主義追隨者所處的境況,而馬克思主義追隨者則領導或在政治上積极參与後來的大眾運動。因為儘管或許不只是恩格斯,還有馬克思在現實政治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尤其是在1848年革命時擔任《新萊茵報》編輯和第一國際期間,但是他們從未領導過或者從屬於第二國際大眾運動所特有的那類政黨。他們至多是向這些政黨的領導人提供過建議;雖然那些領導人( 例如倍倍爾)非常崇拜與尊敬馬克思和恩格斯,但並不總是接受他們的建議。馬克思和恩格斯擔任過共產主義同盟的領導人,這是他們可以與後來一些馬克思主義組織的經驗相比較的唯一政治經驗。由於這個原因,列寧自1917年以後傾向於往前追溯到這一點。儘管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具體政治思考完全能夠擴展和發展,面對其他的具體歷史狀況,但是不可避免地帶有他們所處於的具體歷史狀況的痕迹。

我們仍然應當對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政治思想進行區分:其中一部分是特別簡單的,另一部分由於是潛藏在這種簡單部分下的連貫分析,因此是累積性的,是根據連續的歷史經驗逐漸地形成、修改和闡明的。「國家」與「革命」顯然是屬於後一部分的兩個問題,列寧在嘗試系統地提出這種分析的時候正確地把它們連接起來。

馬克思本人對國家的思考始於《黑格爾法哲學批判》( 1843 年)。在這部著作中,他嘗試清算黑格爾的國家理論。在這一階段,馬克思是一個民主主義者,尚不是共產主義者,因此,他在方法上與盧梭存在一定的相似性,儘管一些人嘗試確立這兩位思想家之間的直接聯繫,但卻因為一個毫無疑問的事實而失敗了,即「馬克思從未表明他對[這種對盧梭的所謂的債務]有一絲的意識」,因而似乎誤解了盧梭。《黑格爾法哲學批判》預示了馬克思後來的一些政治思想:

尤其是在某種不確定的意義上,把國家等同於生產關係的具體形式( 「私有財產」) ,國家是歷史的產物;

當民主終結了國家與人民之間的分離時,國家將會和「市民社會」一道消亡。然而,《黑格爾法哲學批判》首先是以它是對正統政治理論的批判而著稱,因而是馬克思從憲政、代表等方面進行系統分析的唯一地方。我們注意到他的如下結論:

各種憲政形式相對於社會內容來說是次要的,美國和普魯士同樣都建立在私有財產的社會秩序上。我們也注意他對代議制政府的批判,換言之,代議制政府把民主確立為國家的「形式」部分,而不承認民主是國家的本質。馬克思構想了一種民主制度,在這種制度中,參與和代表之間不再存在任何區別,用馬克思後來評論巴黎公社的話來說,民主機構是「一個實幹的而不是議會式的機構」,儘管1843年馬克思對民主制度的具體形式的論述就像在1871 年那樣仍然是模糊的。

在馬克思的國家理論中,早期的共產主義形式概述了四個主要觀點:

國家的實質是政治權力,國家是階級對立在資產階級社會內的官方表現;因而,國家在共產主義社會不再存在;

在當前的制度中,國家代表的並不是社會的普遍利益,而是統治階級的利益;

但是,隨著無產階級革命的成功,國家在所預料的過渡時期內不會馬上消失,而是暫時採取「把無產階級組織為統治階級」或者「無產階級專政」( 儘管直到1848 年後馬克思才使用這個術語) 的形式。

儘管馬克思和恩格斯此後一直堅持這些思想,但是他們相當詳細地闡述了這些思想,尤其是在兩個方面。第一,他們修正了國家是階級權力的思想,尤其是按照拿破崙三世的波拿巴主義和1848年後不可以簡單地稱為革命資產階級的統治的其他政體修正了他們的國家思想。第二,主要是在 1870年之後,馬克思尤其是恩格斯概述了國家--作為階級社會發展的結果--的歷史起源和發展的更一般的模式,最全面的闡述是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中,這一文本意外地成為列寧後來討論的起點。「這個社會陷入了不可解決的自我矛盾,分裂為不可調和的對立面而又無力擺脫這些對立面。而為了使這些對立面,這些經濟利益互相衝突的階級,不致在無謂的鬥爭中把自己和社會消滅,就需要有一種表面上凌駕於社會之上的力量,這種力量應當緩和衝突,把衝突保持在『秩序』的範圍以內;

這種從社會中產生但又自居於社會之上並且日益同社會相異化的力量,就是國家。」顯然,「一般來說」,國家代表了最有力量和在經濟上占支配地位的階級的利益,通過對國家的控制,這個階級獲得了控制被壓迫者的新手段。儘管如此,我們應當注意的是,恩格斯既承認國家的一般社會功能--至少在消極的意義是防止社會解體的機制--也承認通過神秘化或者國家凌駕在社會之上的表象中所暗含的虛假同意,一些因素掩蓋了權力或者統治。於是,成熟時期的馬克思國家理論更為精深,而不是這個簡單的等式:

國家 = 強制力量 = 階級統治。

馬克思和恩格斯相信,國家最終會消亡,過渡性( 無產階級) 國家是必要的,而且至少直到共產主義初級階段( 「社會主義」)的時候,社會計劃和管理也是必要的。既然如此,政治機構的未來提出了一些複雜的問題。無論是在理論上還是實踐上,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繼承人都沒有解決這些問題。既然國家本身被定義為統治者的工具,因此,國家消亡後繼續存在的管理工具只能作為「對物的管理」而被接受,因而不再是國家。對人的統治和對物的管理之間的區分可能取自早期的社會主義思想,尤其是聖西門使之為人熟知。這種區分不是一種語義學的策略,更不是建立某些空想或至少樂觀的假設之上,例如相信「對物的管理」在技術上會比迄今為止所表現的那樣更為簡單,不那麼精深複雜,因而屬於非專業公民的範圍。毫無疑問,馬克思似乎也持有這種樂觀的看法。然而,在過渡時期,對人的統治,或者用恩格斯的更準確的術語,「國家政權對社會關係的干預」只會逐漸地消失。但對人的統治在實踐上何時和如何開始消失,仍然是不清楚的。在《反杜林論》中,恩格斯的那句名言只是說國家「是自行消亡的」。從實踐目的的角度來看,我們從那句純粹重複性的形式論述中幾乎不可能讀出什麼東西:

這一過程將會始於「國家真正作為整個社會的代表所採取的第一個行動」,即把生產資料變成社會財產,因為這句話只是說,在代表整個社會時,國家不再可以被歸類為國家。

馬克思和恩格斯對國家消亡的關注之所以令人關注,不是因為實際上能夠從中推出的預測,而是因為這首先有力地證明了他們對未來共產主義社會的希望及其思想:他們的希望和思想之所以更有說服力,是因為他們在對未來共產主義社會的預見與他們通常不願推測不可預測的未來的意願形成了對比。在這個問題上,他們給自己的繼承者留下了令人困惑和不確定的遺產。

我們應該簡要地談一談馬克思和恩格斯國家理論的更深層的含義。國家不僅僅是統治的機器,而且是建立在領土上。在這個意義上,國家在資產階級的經濟發展中還有一種功能:

充當這種發展的單位--「民族」,至少在許多這類遼闊的領土單位的形式上。馬克思和恩格斯沒有討論這些單位的未來,但是毫無疑問,他們主張革命之後應該維持某種集權形式的民族單位,儘管這提出了伯恩施坦所注意的、列寧所面對的問題。馬克思始終拒斥聯邦主義。

同樣地,馬克思的革命思想自然始於對其時代的主要革命經驗--1789年以來的法國革命--的分析。在馬克思此後的生活中,法國是階級鬥爭的革命形式的「典型」範例,也是形成革命戰略和策略的歷史經驗的實驗室。然而,從馬克思結識恩格斯那一刻起,無產階級的大眾運動經驗就成為法國經驗的補充,就這種無產階級運動的經驗來說,英國當時是而且數十年來一直是唯一重要的例證。

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看來,法國大革命的關鍵時刻是雅各賓派時期。它與資產階級國家之間存在模糊的關係,因為資產階級國家的性質是為資產階級/市民社會的無政府式行動提供自由領域,而恐怖統治和拿破崙則以不同的方式試圖迫使資產階級/市民社會進入到國家指導的共同體/民族的行動框架內,前者的方式是使之服從「永久革命」,而後者的方式則是使之服從永久的征服和戰爭。真正的資產階級社會在熱月政變後才首次出現,資產階級最終在1830 年的革命中找到了它的有效形式,把「立憲的代議制國家」看作是「自己的排他的權力的官方表現,看作是自己的特殊利益的政治上的承認」。

然而,隨著 1848年的臨近,雅各賓主義的另一個方面得到了重視。只有這個方面才能徹底消除封建制度本來會持續存在數十年的遺迹。悖論的是,這主要歸功於「無產階級」對革命的干預,而這個「無產階級」尚未成熟,無法實現自己的目標。雖然今天我們不會把無褲黨運動看作「無產階級的」運動,但是上述觀點仍然具有意義,因為它提出了至關重要的問題:

大眾階級在資產階級革命中的角色以及資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革命之間的關係。這些問題是《共產黨宣言》、1848 年的著作以及 1848後的討論的重大主題,它們仍然是馬克思和恩格斯政治思考以及 20世紀馬克思主義的重大主題。此外,就資產階級革命的到來可能帶來超越資產階級統治的政體而言,雅各賓主義也表明了一些政體的政治特徵,例如集權制與立法權力的作用。

於是,雅各賓主義的經驗揭示了過渡性革命國家問題,包括「無產階級專政」--一個在隨後的馬克思主義討論中備受爭議的概念。「無產階級專政」概念是否來源於布朗基並不重要,但是這個術語在1848-1849 年革命失敗後第一次進入馬克思的分析中。隨後,主要是巴黎公社之後和19 世紀 90年代在德國社會民主黨的各種觀點中,這個術語才偶爾被提及。儘管「無產階級專政」始終是馬克思分析中的重要因素,但是,討論它的政治環境由此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因此,隨後的一些模糊性帶來了爭論。

馬克思本人似乎從未使用「專政」來描述政府的特定機構形式,而是始終只用它來描述某個集團或階級統治的內容而不是形式。因此,對馬克思來說,無論有沒有普選權,資產階級的「專政」都會存在。然而,在革命的形勢下,新的無產階級政權的主要目標必須是馬上採取「必要的措施,把廣大資產者威嚇住,從而贏得首要的條件,即持續行動的時間」,這樣一種統治往往變成更公開的專政。被馬克思實際上稱之為「無產階級專政」的唯一政權是巴黎公社,而且巴黎公社受到馬克思強調的政治特徵是專政的對立面(在字面意義上)。恩格斯不僅引用「民主共和國」作為它的具體形式,而且引用巴黎公社作為它的具體形式。既然馬克思和恩格斯都沒有著手建構一個普遍適用的無產階級專政形式的模式,也沒有預測使無產階級專政可以實施的一切狀況,那麼我們從他們的評論中只能得出如下結論:

無產階級專政應該把大眾政治生活的民主改造與那些防止失敗的統治階級的反革命行為的措施結合起來。馬克思和恩格斯對 20世紀革命之後的政權會是什麼態度呢?我們對此沒有權威的文本來進行推測,但是有一點除外,即他們最重視的幾乎肯定是保證革命的無產階級政權能夠防範被顛覆的危險。無產階級的軍隊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前提條件。

眾所周知,巴黎公社的經驗大大推動了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國家思想和無產階級專政思想。工人階級不能簡單地掌握舊的國家機器,必須打碎舊的國家機器。在這裡,馬克思似乎首先想起了拿破崙三世的集權化官僚機構以及軍隊和警察。為了防止「國家和國家機關由社會公僕變成社會主人--這種現象在至今所有的國家中都是不可避免的」,工人階級「應當保證本身能夠防範自己的代表和官吏」。在隨後的馬克思主義討論中,這一變化首先被解釋為保證革命能夠防範舊國家機器復活的危險,但是所構想的危險適用於任何被允許建立自治機構的國家機器,包括革命本身的國家機器。此後,馬克思根據巴黎公社所討論的隨之產生的制度,成為激烈爭論的主題。這種制度由「社會的負責勤務員」而不是「凌駕在社會之上的機構」構成。除此之外,關於這種制度的一切仍不是非常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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