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才是這樣思考、工作和生活的-和Claude Shannon相處的一萬個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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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和一個天才近距離相處了五年。以下是我們學習到的十二件事情。

作者：Rob Goodman和Jimmy Soni， 書名：A MIND AT PLAY

近五年來，我們一直和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這個星球上最聰明的人生活在一起。

我們剛剛出版了克勞德香濃博士的傳記。他是你從未聽說過的最重要的天才，他的天賦甚至不亞於愛因斯坦和牛頓。

我們和他一起度過了五年時間，這麼說一點也不誇張。在這段時間裡，我們和已故的Claude Shannon待在一起的時間甚至超過了和一些活著的朋友。他成為我們腦海中的常客，在這裡四處閑逛，有時候甚至會佔據我們的頭腦。

是的，我們只是在講述他的故事，但在講述的過程中，他同時也在影響著我們。天才總有一套獨特的方式來和世界交互，如果你花點時間研究下他們的愛好，你就會發現他們光輝背後的行為。不管我們有沒有計划到，但嘗試理解Claude Shannon的生活教會了我們如何過好自己的生活。

這就是本文接下來要討論的事情。這是我們頭腦中的室友留下來的寶貴財富。

誰是Claude？

他的名字可能並不是如雷貫耳。別擔心，起初我們也不知道他是誰。

所以他是誰呢？

在工程和數學界，Shannnon是一個值得尊敬的人。Claude Shannon在20世紀30-40年代的工作為他贏得了「信息時代之父」的稱號。21歲時，他發表了被稱為有史以來最重要的碩士論文，文章解釋了二進位開關如何進行邏輯運算。這為所有之後的數字計算機奠定了基礎。

他並沒有停止腳步。32歲，他發表了題為《通信的數學理論》，這篇文章也被稱為信息時代的憲章。Shannon的大作中發明了bit的概念，或者稱為信息的客觀度量，並解釋了如何利用數字代碼完美無缺的壓縮並傳遞信息。

不過這些還不是他事業的全部。

Claude Shannon 不只是一個傑出的理論學者 —— 他也是一個擁有豐富的想像力、有趣、實用而又富有創意的人。很多數學家、工程師都能寫出高質量的文章，但像Shannon這樣同時又能玩雜技、騎獨輪車、製造一些小玩意兒，又是一流的象棋玩家、代碼破譯者、選股專家和業餘詩人的可就少之又少了。

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在連接FDR和Winston Churchill的頂級秘密翻譯電話線上工作，共同建立了可能是世界上第一台可穿戴式電腦。他學過飛機駕駛和演奏爵士單簧管。他在自己家裡搭建了一面可以通過按鈕控制旋轉的假牆，後來他建這個小工具的目的只是為了讓牆打開、釋放一個機械手，然後將其自己關閉。他曾經還有一張照片在時尚雜誌上廣為流傳。

大家可以把他想像成Albert Einstein和Dos Equis的結合體。

問他可能不會的問題

我們既不是數學家也不是工程師；我們只會寫書，而不是代碼。這意味著要弄明白他的工作，將會有很陡峭的學習曲線。

這也可以說是本文的重點：我們必須從頭開始學習所有內容，並確保頁面上的內容都比較合理。如果以專家的視角來閱讀這些書籍，我們可能會對Shannon的理論、圖表和論據的細節進行深入探討。

不過由於我們是以 學習的角度來看這些作品，我們尤其對更廣泛的一些列問題感興趣：Shannon這樣的頭腦是如何工作的呢？是什麼造就了這樣的大腦？這樣的頭腦是如何尋找樂趣的呢？我們可以從這裡學到些什麼，來使自己的頭腦也變得更聰明一些呢？

Claude Shannon在對以上問題做出正面回答的方面並不是很感興趣。如果他還活著，讀到這裡，他很有可能會笑我們。他的大腦是針對問題的「尋熱導彈」。早上喚醒它的是分解事情在如何工作，而不是把事情分解成創造力和生產力。

無論多少人請他給出建議，他從來都不覺得自己是處於一個給出建議的位置。在做教授的那段時間，他對指導別人工作尤其焦慮。「我無法成為一個合格的顧問」，他曾經抗議道，「我無法給出任何人建議，我並沒有建議的權利。」

不過，和往常一樣，Shannon又過謙了。他可以教育給我們很多東西，即便他是不太情願地接觸了整個教育事業。為此，我們在過去幾年中從他身上學到的東西，已經融入到本篇文章中了。無論如何這都算不上是一個多麼全面的清單，但我們希望它能揭示出這個相對小眾的天才能告訴我們關於思考和生活的知識。

五年，十二節課，一本書

1) 精選你的投入

我們都知道持續不斷的社交媒體和嗡嗡作響的智能手機會毀掉我們的專註和工作效率。我們也都知道這些問題在20世紀中期的美國也並沒有現在這麼嚴重（是的，我們認為Claude Shannon對此負有一部分無心的責任）。

但分心在任何年代都是生活的永恆特徵之一，Shannon為我們展示了戰勝分心不只是時不時回歸到專註的問題。主要還是要有意識的設計個人的生活和工作習慣來使其最小化。

例如，Shannon不允許自己被清理收件箱這樣的事情所糾纏。他不想回復的信件統統被放到一個標有「這部分信件已經浪費我太多時間了」的箱子里。事實上，在華盛頓的國會圖書館（他的著作、論文均在此存檔），我們仔細閱讀了Shannon的信件，然後發現收到的信要遠遠多於Shannon的回信。所有節約出來的時間使得Shannon有更多的時間進行研究。

下定決心，清空收件箱！

Shannon將同樣的態度延伸到工作時間，同事們總會發現他辦公室的門是關著的，這在有著開門文化的貝爾工作室非常罕見。據我們所知，Shannon的同事中沒有人會把這些事當做是粗魯或者不友好的；在同事心目中，Shannon留下的映像是他非常珍惜獨處以及安靜思考問題的機會。其中一位同事回憶道，「你可以敲門，他也會和你交談，但同時他還在做自己的事情。」

另一方面，那些帶著大膽的新創意和迷人的工程難題來找他的同事們，印象最深的則是數小時富有成效的交談。這些事情說明Shannon對如何投資自己的時間進行過深思熟慮: 用於刺激新想法，而不是閑聊。即使對我們種的這些相對於Shannon來說比較不愛思考的人（實話實說，我們差不多都是這個類型），仍然可以從中學習到如何像他這樣能從容地、堅定地將工作狀態轉換到不分心模式。

2）先關注整體，之後再討論細節

在數學工作中，Shannon有一項特殊的能力：他總可以先跳躍到問題的核心，將其他細節暫時留空。正如他曾經解釋過的一樣，「相對於符號化，我是更視覺化的。我總是試著去感受事情將會如何發展，等式會在之後構建起來。」就好像他能先看到結論，之後才會解釋為什麼結論是正確的。

就像他的學生Bob Gallager回憶的一樣「他有一種神奇的洞察力。他能透過現象發現本質。他會說『這樣的說法是正確的』...而他總是正確的...沒有這種高超的直覺，你不可能把整個事情的真相給補充完整。」

有時，這種能力也會給Shannon帶來困擾——學院派的數學家經常會職責他的作品不夠嚴謹。儘管，通常這些對他的批評是錯誤的。「事實上」，數學家Solomon Golomb說，「Shannon的直覺幾乎從未出錯。」如果旅途的細節需要被填滿，則目的地通常都是正確的。

我們中的大多數都不是天才，也沒有Shannon級別的直覺。那從這一部分我們又能學到什麼呢？我想起碼有如下啟發：儘管我們的直覺無法帶領我們開創一個類似信息理論這樣的全新領域，但它會在調整還是關閉的選擇中給予我們靈感。

總是擔心遺漏細節和中間步驟很容易就會毀掉我們的直覺，使得我們錯失了獲得創造性突破的機會。期望偉大的創意從前提到結論合乎邏輯，這是對實踐中的創造力的一種誤解。正如作家Rita Mae Brown所說，「直覺是渴望產生的懸浮在空中的邏輯。」

清理和補充事實背後的細節是一回事；錯誤的把我們的想法傳達給他們，再從他人返回給我們是另一回事——文章、幻燈片展示或者對話——為了得到這些思想混亂的過程。干坐著等待一個整潔的突破一般意味著等待一輛永遠不會到來的火車。

3）不只是簡單的找一個導師，要聆聽導師的教導

很多文章分析過導師制的價值，這一方面我們就不贅述了。毫無疑問導師是很重要的。但很多關於導師制的文章更傾向於把導師當成你獲得的一種事物：只要找到一個合適、聰明且成功的人來為你的職業生涯背書，你就已經萬事俱備了。

然而事情並不這麼簡單。使大部分師生關係不同於上述情況的關鍵，在於努力接近能夠為你的發展帶來提升的導師所需的自信。還需要能保持謙虛去傾聽指導，即使有時候聽起來比較晦澀或者違背常理。否則的話這還有什麼意義呢？

對Shannon影響最大的是他在MIT的研究生導師，Vannevar Bush，他曾經在二戰中為美國的科學研究進行工作並成為第一批總統科學顧問。Bush不光發現了Shannon的天賦，而且做了導師應該做到的那些事情——以一種頗有成效的方式把Shannon從舒適圈中引導出來。

Vannevar Bush是Claude Shannon最重要的導師。（來源：Wikimedia Commons）

例如，Shannon完成其碩士論文之後，Bush督促Shannon開始寫他的理論遺傳學博士論文。這門學科Shannon需要從頭學起，並且與他花費數年進行研究的工程學和數學相去甚遠。Bush督促Shannon做這樣的事情證明了他對門生應對挑戰的能力的信心；而Shannon接受這樣的任務顯示了他對提升自己能力的渴望。

當第一次聽到這樣的要求時，Shannon可能會有各種各樣的回應（例如「遺傳學？你確定么？」）。但Bush知道他在做什麼，Shannon也足夠謙遜來接受他的指導。

接受正真正的師生關係某種程度上是一種謙虛的表現：最好的狀態就是當你真正願意相信你的導師能看到你無法企及的內容。畢竟一開始你總會想方設法的尋找一些原因出來的。一定要保持謙遜，去聽。

4）沒必要操心所有你開始做的事情

Vannevar Bush在Shannon身上留下了另外的印記：他為專業歸納的價值進行辯護。正如他曾對MIT的許多教授說的：

「在專業化如此流行的時期，我們總是被提醒同時兼顧深度和廣度的可能性不會超過Leonardo da Vinci甚至是Benjamin Franklin。我們這些老師也難免被這樣的趨勢所影響，天資聰穎的年輕人最終變得只對科學世界的很小一部分感興趣，而丟掉了另外的所有領域。一個聰明且極富創造力的頭腦只能被禁錮在現代化的修道院里是一件很不幸的事情。」

Bush鼓勵Shannon不要被任何趨勢所禁錮——Shannon的隨後的生涯也證明他對這門課的理解有多深。

我們都明白：Bush的建議在那個年代聽起來一點也不流行。生活中有如此多的壓力使我們不得不將所有的精力都集中到某一個領域，培養一種獨特的技能使我們脫穎而出，然後不斷地進行磨練。這種觀點認為興趣廣泛的人和注重深度的人比起來不夠嚴肅。更糟糕的是，他們註定會被那些知道如何真正集中於某一方面的對手所取代。

這樣的觀點曾經激怒過Shannon。我們認為Bush的遺傳學任務深深打動過他，因為這與Shannon與生俱來的好奇心相符合。他在自己的領域如此成功的原因不只因為他天生的智慧，更在於他對自己不同興趣的堅持。

他傳奇般的碩士論文把他在布爾邏輯和計算機建築結合了起來，在進入Shannon的大腦之前這兩門學科可以說毫無關聯。他的信息理論論文利用了他對密碼破譯、語言、文學等方面的痴迷。他層對Bush說道：

「我一直在同時思考三個不同的問題，但奇怪的是這樣好像要比只思考某一個問題更有效率一些。」

當沉浸在對知識的追求中時，Shannon同時藉助一堆愛好保持頭腦的靈活性：爵士樂、獨輪車、雜耍、象棋、設計小工具、吟詩等等。他是一個可以利用自己的才能，在一個選定的領域中深入挖掘的人，他在他整個職業生涯的同一個主題中找到了不同的主題。但不幸的是他都只是淺嘗輒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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