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人曾收復過外蒙古，但含金量並不高，手段過於激烈埋下了隱患

外蒙古一直以來都是國人心中的痛，其實在民國時期有一人曾短暫收復過，他就是北洋軍閥中的皖系名將，現安徽蕭縣人，徐樹錚。

不過現如今有一種聲音，說這次收復行動的含金量並不是很高，主要是因為徐樹錚依仗了特殊的時代背景；再一個就是徐樹錚當時的手段過於激烈，從而為日後外蒙古的失而復得埋下了隱患。

那麼事情的真相究竟是怎樣的呢？我們接著來看。

辛亥革命的時候，外蒙古在沙俄的庇護下獨立，後經中俄雙方交涉，取消了獨立，改為自治。不過中華民國僅享有宗主權的空名，實際上的外蒙古依舊被沙俄所控制。

一直到了1917年，俄國爆發了「十月革命」之後，外蒙古的問題方才發生轉機。

此時外蒙的王公和喇嘛受到震動，斷絕了財源的支持，遂產生了撤銷自治、回歸中國之心。另外也是最重要的一點，當時的外蒙還存在著嚴重的外患，當時在日本的支持下，沙俄的舊軍官謝苗諾夫、布里亞特等人意圖在外蒙建立一個「大蒙古國」。

在這種局勢下，外蒙撤銷自治被提上了北洋政府的議事日程。

公元1918年8月，外蒙的王公們向中央政府駐外蒙代表陳毅表示願意撤治，恢復前清舊制。陳毅隨後就和王公們商定了《外蒙善後條例》63條方案，準備報呈北京。但由於這份善後條例的內容只有利於王公，自然引起了喇嘛的不滿，於是他們上書了大總統徐世昌，要求保存自治。

就這樣，撤銷自治一事因此停滯了下來。

後來趁著陳毅招撫外蒙失利，徐樹錚登場了，將談判大權從陳毅手中奪了過來。徐樹錚當時是西北籌邊使、西北邊防總司令，鑒於外蒙王公不掌握實際力量的情況，他一改陳毅倚重王公、忽視喇嘛的做法，決定擒賊先擒王，王公先丟一邊，從喇嘛入手。

就這樣，時任外蒙總理兼內務長的喇嘛巴特瑪，成為了徐樹錚重點攻堅對象。

我們前面說了，當時的徐樹錚是西北邊防總司令，手握皖系軍閥段祺瑞唯一的嫡系部隊」邊防軍「，所以很自然就選擇了以武力威懾的方式來談判。別說這招還真好使，僅僅20多天，喇嘛就同意了撤治。

就這樣，1919年11月，外蒙古無條件選擇了撤銷自治，回歸到了中國中央政府的直接管轄之下。徐樹錚的這一舉動獲得了當時國人的熱烈稱讚，就連作為政敵的孫中山，也致電徐樹錚，說他是當代的班超。

不過徐樹錚的武力威懾，也為日後外蒙古的得而復失埋下了隱患。

正如有人說，「自徐樹錚被任命為西北籌邊使後，對待蒙人，向來嚴厲，大失外蒙人心，其敦勸外蒙之取消自治也，且以強迫之手段出之，外蒙雖一時懾於徐之兵威，不得不俯首相從，但外蒙活佛、王公、喇嘛等則多有欲待機而動者。」

直皖戰爭之後，徐樹錚下野。蒙古的王公、喇嘛則再次要求恢復自治，並不惜向日本借了600萬元，勾結了謝苗諾夫的部屬恩琴。1921年，恩琴攻陷庫倫，建立了外蒙古獨立政府，依舊以活佛為首領。

當時的中國政府雖然任命了張作霖為蒙疆經略使，負責平定外蒙，但他志在關內，根本無意出兵。再後來蘇俄提議和中國一同出兵，消滅盤踞在外蒙的沙俄餘黨，但遭到了拒絕，於是蘇俄就徑自以幫助中國平亂為借口，出兵外蒙，最後取得了勝利。

1921年7月，蘇俄扶持的「蒙古人民革命政府」宣告成立，外蒙古一去不復返。

總而言之一句話，徐樹錚收復外蒙之功，是有著特殊歷史背景的，這並不意味著北洋政府的力量有何可觀之處。

至於其過，則是以純武力逼迫，從而埋下了外蒙古復叛的隱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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