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二十萬到二十二，再看看她們，記住她們

最新 08-27

▌本文來源：新聞調查

據統計，在1931年到1945年日軍侵華戰爭的14年間，日軍強征擄掠了20多萬中國婦女作為性奴隸，「慰安婦」成了日軍強加到她們頭上的稱號。據統計，2012年，中國大陸公開曾有「慰安婦」身份的老人有32位，到2014年，還剩下22位，導演郭柯用鏡頭記錄下了這22位「慰安婦」倖存者的晚年生活。《二十二》成了這部電影的片名。

郭柯：平靜地記錄不消費老人

電影《二十二》是郭柯第二部「慰安婦」題材的紀錄片，在此之前是短紀錄片《三十二》。

《三十二》影片里，92歲的韋紹蘭老人自己去河邊挑水干農活，每月靠政府發放的30元低保金過日子。韋紹蘭老人的故事讓人唏噓不已，郭柯用他特有的影像構圖，展現了韋紹蘭坎坷的遭遇、晚年的生活。老人的經歷和對生活的態度讓很多觀眾掉下眼淚。

然而，郭柯如今卻後悔了。郭柯說了一段沒有剪進去的戲，韋紹蘭老人給丈夫上墳，他在一旁拍攝，問了很多問題，老人在不停流淚，很傷心。那一刻，他覺得自己簡直不是一個人。因而，在影片《二十二》中，郭柯決定，「她們平靜，我就平靜地記錄就行。」

老人內心是否真的平靜，郭柯說，「戰爭對她們來說刻骨銘心，只要活著不可能不記著，只不過她們不太願意說。」

開拍前，郭柯定好了最終的表達方式，他只帶了一台機器架在距離老人不遠處，近距離旁觀老人們。在最可以把傷疤揭出來的時候，他把鏡頭移向屋外的草木天空。但片子播出後，也有人質疑郭柯是在消費老人。

郭柯：我沒有消費她們，我要消費她們我真的可以消費。我們跟李愛蓮老人相處了7天，在第7天時，她說了被日本人抓進去的時候發生了什麼，說的時候我就關機了。

記者：你主動關機的？

郭柯：對，不能再拍了，她信任我們了，我們知道小時候要給小夥伴保守秘密，保守秘密是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記者：她知道你們關了機嗎？

郭柯：她不知道，我拍了她也不知道，我現在放出來她也不知道，我覺得沒必要。

記者：因為她們對你毫無保留？

郭柯：對，因為作為我們來說是多麼珍貴，多麼珍貴她終於說了。

目前，《二十二》的票房超過一億，還在不斷增加，在商業片佔據市場的今天，對於一部紀錄片而言這無疑是成功的。

但受害倖存者讓渡了隱私，自揭了傷疤，讓導演去拍攝，讓我們去觀看，我們又要用怎樣的態度去對待這段歷史？

對待傷痛的態度——正視

蘇智良是這部紀錄片的歷史顧問，25年來，他走訪了200多位中國性奴隸受害者，找到了數以千計的中國慰安所原址，擁有了幾百萬字的各種資料，使得中國「慰安婦」群體顯露在人們視野中。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軍國主義從中國、韓國、菲律賓、馬來西亞、越南等多個亞洲國家強征大量的年輕女子充當性奴隸，相當數量的女性在被日軍殘暴的性虐待過程中死去；戰爭結束時，部分日軍曾奉命對「慰安婦」進行肉體罪證消滅；輾轉存活下來被調查所證實的女性，多數不能生育，有一些甚至精神失常，或肢體傷殘，無一不在極度痛苦中掙扎生存。

中國已公開身份的這部分「慰安婦」制度受害者多生活在農村，沒有子女便意味著孤獨終老。

韓國「分享之家」展示了大量證明日軍建立「慰安婦」性奴隸制度的文件、圖片、影像等史料。韓國電影《鬼鄉》是一部講述「慰安婦」歷史的電影，和紀錄片《二十二》所展現的平靜不同，趙正萊導演的《鬼鄉》用鏡頭正面地表現了日軍對一群少女們的暴行。

趙正萊：曾經也有人對老奶奶指手劃腳，但是現在更多的人是和老太太站在一起支援她們。曾經做《鬼鄉》這一部電影的目的就是為了贖罪，因為作為一個男性沒有辦法真正理解女性曾經遭受的痛苦。

記者：韓國是男性主導的社會，在那樣的環境中老太太她們是以一種什麼樣的方式一直堅持生活？

趙正萊：到現在為止，能夠拍攝電影，一些社會團體能夠站出來，都是因為老奶奶她們自己的勇氣，這是她們為自己做的事情。

蘇智良說，《二十二》播映以後，有人爆料湖南還有一位慰安婦倖存者，他們還在核實。「其實我相信還有很多老人活著，只不過是她們不講她的故事」，在蘇智良過去的調查中都有這樣失敗的經歷，「在上海江灣，有知情人說有一位老人是倖存慰安婦，我們找到她，但她反覆說別人搞錯了，最後我送她出來的時候，她悄悄地跟我說，有些事情過去了就讓它爛在我的心裡。周邊的人對她們的壓力，有形的和無形的不是我們這些晚輩所能夠體諒、理解的。」

在她們經歷了殘酷的蹂躪之後，我們到底用什麼樣的方式描述她們，用什麼樣的目光關注她們，考驗著我們對待歷史的態度。

老人們真正需要的是什麼？

1991年8月14日，韓國倖存受害人金學順首次公開站出來，向世人揭發了日本軍國主義政府主導、強制徵調亞洲國家婦女充當軍中「慰安婦」的歷史事實。

1992年12月9日，65歲的倖存受害人萬愛花在日本東京舉行的首次慰安婦國際聽證會上，以親身經歷控訴50年前侵華日軍對自己慘無人道的蹂躪和摧殘。

1995年7月和1998年9月，萬愛花、劉面換、趙潤梅等17名受害者就日軍50年前的暴行向日本東京地方法院提起訴訟，要求日本政府為此進行謝罪和賠償。

2001年7月，黃有良、陳亞扁、林亞金等8名海南「慰安婦」倖存者向日本政府提起訴訟，要求日本政府謝罪以恢復她們的名譽。遺憾的是，這些老人一個一個相繼離開了。然而，這場長達10年的對日訴訟之路，經歷了反覆的上訴與被駁回之後，最終日方法院以「個人無權利起訴國家」為由，判決中國大陸24位日軍「慰安婦」倖存者申請的4起控告日本政府的訴訟案全部敗訴，並且表示不再接受同類案件。

2016年2月16日在聯合國會議上，日本外務省事務次官的杉山晉輔稱「慰安婦問題上所謂的強征的證據，根本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