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篇小說塑造我們這個時代的審美趣味和民族精神

長篇小說塑造我們這個時代的審美趣味和民族精神——長篇小說選刊雜誌社主題論壇

主持：付秀瑩嘉賓：孟繁華李雲雷

長篇小說由於其容量、體積、分量以及它對生活經驗巨大的吞吐能力，註定與我們的時代生活發生許多關聯。8月25日上午，「長篇小說與我們的時代生活」主題論壇在北京國際圖書博覽會「中國作家館」舉行。文學評論家孟繁華、青年評論家李雲雷與《長篇小說選刊》主編付秀瑩就「長篇小說與時代需求」 「鄉土寫作和城市寫作」 「個人與時代的關係」等問題進行了深入的交流。論壇由付秀瑩主持。

人們迫切需要長篇小說對現實發言

長篇小說由於其規模、體量以及對生活經驗巨大的吞吐能力，註定與時代生活的關聯更加全面、密切。優秀的長篇小說常常是一個時代精神面貌的反映，常常被稱為「時代的百科全書」。

對話中，孟繁華表示，長篇小說是追問人類普遍價值的一個樣式，它對人的意義、人的價值、友誼愛情等有自己的看法，這對於塑造我們這個時代的審美趣味和民族精神有很大的作用。李雲雷有著同樣的感受，他說，中篇小說和短篇小說意在講述一個故事、塑造一個人物或者描述一個場景，而長篇小說是要在它的文字當中創造一個世界，在文本的厚密和深度中有它自己的運行規則，這個跟世界觀有關係，跟這個時代生活也有關係。

雷達曾經在一篇文章中指出，「人們迫切需要長篇小說對現實發言。這是時代的需要。」在談到長篇小說與現實時，嘉賓們不約而同地談到了最近的現象級作品《人民的名義》。李雲雷認為，《人民的名義》之所以引起社會的廣泛關注，正是因為它敢於直面當下現實，積極回應時代，周梅森以文學在場的方式，強有力地呼應了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從嚴治黨的主題，反映了當下反腐的新變化、新情況。孟繁華認為，從受眾的角度而言，《人民的名義》大熱除了與當下人們的窺秘心理有關外，還因為它在給我們看到社會生活里存在的醜惡以外，還展現了某種希望，這或許也是長篇小說給予生活的希望。

鄉村文明的崩潰，並不意味著鄉村書寫的終結

在中國現當代文學中，鄉土文學的書寫一直佔據著最重要的位置。但在今天，在城鎮化與村莊的空心化的發展趨勢下，傳統意義上的村莊以及它所承載的文明已經不復存在，鄉村文明在現代性面前逐漸式微。面對狂飆突進的城市化進程和日漸崛起的都市寫作，鄉土文學的空間是否也越來越逼仄？鄉土文學已經成為時代的輓歌，還是可有更多的可能性？

付秀瑩坦言，「我作為一個寫作者，出生在鄉村，寫過很多鄉村題材的小說，現在還在寫。可是現在，城市生活與我更密切相關，那些耳熟能詳的城市經驗遲早有一天會來到我的筆下，我期待都市寫作的新鮮嘗試但又害怕鄉村書寫的逐漸消逝。」

「鄉村文明的崩潰，並不意味著對鄉村書寫的終結。」孟繁華強調，在封建時代最為腐朽、行將沒落的時候，反而出現了最優秀的長篇小說《紅樓夢》。對這一危機或者崩潰的反映，同樣可以成就偉大的文學作品。另外，城市文明的崛起必然會帶來城市小說的繁榮，但是中國作家還不善於描寫都市，這是因為我們的城市文化經驗還沒有構建出來，它需要一個漫長的過程。

李雲雷也認為鄉村的書寫在中國有一個比較長遠的傳統。而對於日漸興起的城市寫作，他告誡寫作者，「我們跟西方走的現代化道路不一樣，不要用一種固定化的西方都市經驗來框架我們的都市經驗。」隨著人工智慧的發展，文學也成為「機器」可以涉足的領域，這對我們的文學情感、倫理以及書寫方式都是極大的挑戰，在這樣的時代，作家應該重新思考什麼是文學，什麼是長篇小說，思考如何更好地用長篇小說的方式，來表達對這個時代的思考。

如何處理個人與時代的關係？

「文學能夠讓我們生活在另外一個世界，使得現實生活裡面不能實現的東西在小說中得以實現，它是幫助我們做夢的」，孟繁華認為，文學對讀者「白日夢」一樣的慰藉作用不曾改變，然而他更強調，長篇小說不能只是解決個人的情感和精神需求，它還應該對我們這個時代有一定的擔當。作家跟時代怎麼建立關係，怎麼處理個人與時代微妙、複雜的關係？這也是一直困擾寫作者的問題。

李雲雷直言當下寫作存在的問題，「我們的作家在處理個人與時代關係的時候，往往是以個人現在的日常生活經驗為基礎展開，比較容易忽略以前生活的歷史性變化，缺乏歷史性的眼光以及對世界宏觀的、整體的把握。」

對於如何處理個人與時代的關係，孟繁華表示，對生活保持熟悉度非常重要，因為時代的變化有時不是翻天覆地的，而是隱含在日常生活裡面的, 比如《陌上》，付秀瑩不經意間就把芳村的變化，在生活細節裡面透露出來了，這是因為她對芳村的生活已然爛熟於胸。當然，一個好作家，除了要非常敏銳地感受這個時代的生活之外，還應該向老一輩留下的文學經驗、我們過去的文學知識和文學積累中取經。

長篇小說選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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