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滅太平軍後，曾國藩擁有50萬精銳，但若造反卻無一成勝算

太平天國運動被鎮壓以後，以慈禧為首的中央政府恢復了之前的極端君子專制制度，但無法改變在戰爭過程中失落到地方督撫手中權力的現狀。在面對中央與地方關係中這種不正常的狀況，慈禧開始力圖改善其軟弱無力的處境，採取了一系列控制地方督撫的政策。

首先，就是要限制曾國藩。

在攻陷天京後，滿漢集團內部就開始了極為激烈的爭奪兵權的鬥爭，湘軍集團擁有巨大軍政實權，幾乎與朝廷形成對峙，因而一度出現緊張的局面，而且積累已久的其他內外矛盾，這時也一併爆發出來。

作為湘軍首領，戰功高、軍權大、地盤廣的曾國藩自然成為了眾矢之的。尤其是以滿洲貴族為主體的中央直接掌握的軍隊——八旗、綠營在太平軍的打擊下，早已基本瓦解，唯一可依賴的僧格林沁軍，其質與量兩個方面，又大大落後湘軍。

這種力量對比的劣勢，讓慈禧和滿洲貴族非常忌憚，特別對曾國藩兄弟二人，不能不產生戒備的心理。這樣一來，曾國藩就面臨著兩種選擇，要不趕快裁軍，要不就反叛清政府取而代之。曾國藩既然不願反抗和冒險，就不能不趕快裁軍，以打消朝廷的猜忌心理。

事實上，富有政治經驗的曾國藩，在攻下天京19天後，便奏請裁撤最讓朝廷不放心的曾國荃軍，緊接著又讓其弟告病。到了同治五年，不僅曾國藩直轄軍2萬人裁撤殆盡，且左宗棠湘軍及湖南、湖北、江西、四川等省湘軍也大量裁撤，50多萬湘軍，除李鴻章淮軍自成體系不計算外，留存的不過10萬餘人，而且這10萬多人又是駐防各地必不可少的人數。

曾國藩此舉，讓慈禧的戒備與猜忌心理大為緩解，朝中言官對曾國藩以及湘軍的集團的多方責難，也就煙消雲散，一了百了了。

其次，抑制、利用、打擊、分化、瓦解地方實力派集團。

朝廷既然無法收回在戰爭過程中失落到地方督撫的權力，又不願意使自己處於軟弱地位，因而就要利用自己至高無上的地位來抑制地方督撫，藉以維持清王朝的統治，慈禧和滿洲貴族們的主要措施便是利用與製造各種矛盾，運用駕馭之術，使地方督撫，特別是湘淮兩大集團，相互制約，以達到分而治之的目的。

慈禧有意分化曾國藩和左宗棠的勢力，我們都知道，左宗棠生性狂傲，自視甚高，長期以來對曾國藩在湘軍集團中的領袖地位，心中不服氣，不時的發起挑戰。朝廷正是看到這層關係，一方面對曾國藩兄弟加以抑制，另一方面，又不斷對左宗棠加以利用。在使曾國藩的親信紛紛落職的同時，又將左宗棠及其親信安置到曾氏親信原來的位置上，從而達到分而治之的目的。

李鴻章及其淮軍集團本是曾國藩一手提拔而成，但李鴻章自成山頭後便對恩師曾國藩陽奉陰違。正是基於這層關係，慈禧設下抑湘揚淮的策略，利用李鴻章打擊曾國藩與其他湘軍將領。從同治八年到十三年的總督任命中便可充分體現出這一點。

這六年當中，兩江、陝甘和雲貴三總督，分別為湘軍集團曾國藩、左宗棠、劉岳昭等人出任，而直隸總督除了曾國藩有一年多擔任總督外，和湖廣一起則歸李瀚章、李鴻章兄弟，而在同治三年時，湘軍已有六位總督，淮軍集團中則無一人。

朝廷這樣安排自有深意，讓李氏兄弟擔任總督，不僅是以罕見的殊榮籠絡之，而且還有平衡湘淮兩集團的一面，更何況李鴻章在同治十三年又升至文華殿大學士，而此時的曾國藩還只是等級稍次的武英殿大學士。

不僅如此，清廷還重用李鴻章為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讓其參加中樞大政，這樣抑湘揚淮，除了李鴻章本人長袖善舞外，更主要的是淮軍集團為後起之秀，資歷聲望，軍政實力都還遠不如湘軍，讓其處於有利地位，就可以起到平衡作用。

最後，朝廷還利用朝中清流從輿論中制約地方實力派。

所謂的清流只是朝中的言官、御史，他們不論對錯言者無罪，這些清流官員風聞奏事，形成一股強大的輿論力量，一旦湘軍集團受到輿論的貶損，便會在政治上陷於被動，重者丟官，輕者降調，最低也會影響自己的前程。

經過慈禧太后的努力調整，中央政府的權勢的確有所回升，地方督撫的任免大權依然掌握在中央政府手中，地方督撫也還不敢公然與中央對抗，但這並不能，也不可能改變清廷大權旁落的這一事實。大清朝的國家權力，仍然在不斷地向地方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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