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最後的歲月和特供商店

文史 0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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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羅伊·麥德維傑夫

來源：作者著《蘇聯的最後一年》

特供商店，造就特權生活

1988年秋天，位於莫斯科格拉諾夫斯基大街2號的一家商店門前，突然聚集起成百上千的人，一家不大的商店，為什麼能產生如此大的新聞效應，引起如此多的人們關注呢?

這是一家為少數特殊顧客服務的特殊商店。今天，是這家商店被宣布關閉前的最後一天。蘇聯普通人把這類特殊商店的特殊顧客稱為特權階層，說他們是「我們的共產主義貴族」。這個特權階層在勃列日涅夫時期逐步形成，在戈爾巴喬夫時期進一步發展演變。正是這個特權階層，對蘇共從內部瓦解起了催化作用，成為推動蘇聯劇變的重要因素之一。

十月革命後，戰爭和饑荒嚴重威脅著新生的蘇維埃政權。

「麵包會有的，一切都會有的。」《列寧在十月》電影中瓦西里這句膾炙人口的台詞，一時成為流行的經典語句。今天的人們可能難以相信，作為列寧身邊的工作人員，會為一小塊麵包推來讓去，但這卻是真實的歷史。

電影中的這一情節是根據當時一個真實的故事編寫的。1918年，新生的蘇維埃政權遇到糧食危機。在一次人民委員會會議上，時任糧食人民委員的瞿魯巴突然暈倒，緊急招來的醫生檢查後說，他是餓昏了。作為蘇維埃政府主管糧食的最高官員，他擁有調撥幾百萬甚至幾千萬普特糧食的權力，但沒有從中為自己留下能填飽肚子的食品。列寧當即建議設立「療養食堂」，讓這些為人民日夜操勞的同志們能夠吃飽肚子。這是完全正確和無可非議的。

列寧當年倡議設立的「療養食堂」後來慢慢擴展為特供商店，規模、數量特別是性質都發生了根本的變化。

半個世紀後，只有蘇共的高級幹部憑著特殊的證件才有資格出入這座沒有任何招牌的大樓。這是莫斯科最大的特供商店。每到周末，一輛輛轎車停在大樓門前，把整條街堵塞得滿滿當當。

在這裡，法國白蘭地、蘇格蘭威士忌、美國香煙、瑞士巧克力、義大利領帶、奧地利皮鞋、英國呢絨、德國收音機、日本錄音機等外國名貴以及蘇聯國內稀缺的商品，應有盡有，琳琅滿目。

這樣的商店僅在莫斯科就有一百多處。克里姆林宮的特權階層有自己的規則，職務越高，特權越大，享有的種種物質待遇同普通群眾之間的反差也越大。當然，享有這一特權的僅僅是蘇共幹部中的極小一部分。但是，這一特權是否就是這一階層產生的第一個壘塊呢?

蘇共內的特權階層，是從勃列日涅夫上台後特別是其後期逐步形成的。

1966年4月，蘇共「二十三大」召開，在勃列日涅夫主持「蘇共中央」工作後的首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就對黨章第25條進行修改。勃列日涅夫特別推崇長期主持意識形態工作的蘇斯洛夫的一句話：「幹部隊伍的穩定是成功的保障。」他從片面追求幹部隊伍的穩定，發展到形成領導幹部事實上的職務終身制。勃列日涅夫、蘇斯洛夫等高級幹部都是在他們的職位上壽終正寢的。

在勃列日涅夫幹部政策的指導下，蘇共領導層組成人員幾乎長期原封不動。

領導幹部終身制，客觀上容易使特權階層隊伍不斷擴大，為了安排更多的領導幹部而設置的機構也不斷增加。70年代末，蘇共中央直屬的部級機構達到了20個之多，其中大部分與政府機構重疊，甚至連機構的名稱都一模一樣，如農業部、國防工業部、重工業和能源部、機器製造部、文化部等等。

「特殊待遇」，腐敗的溫床

勃列日涅夫時期的蘇共，為特權階層的形成提供了適宜的生長土壤。

更多的「特殊待遇」，往往使剛剛提拔初次享受的高級幹部瞠目結舌。利加喬夫曾回憶道：1983年，當他擔任蘇共中央組織部長後，第二天就給他配備了高級轎車。當他提出換一個比較低檔一點的轎車時，竟受到蘇共中央辦公廳主任的訓斥，說他這樣做是搞「特殊」，破壞了機關的風氣。

特權帶來的享受，不身歷其境，是無從想像的，在勃列日涅夫時期，特權階層的子女，僅憑藉父輩們的特權地位就能輕易進入最好的大學，畢業後再進入最優越的部門，並很快走上顯貴的權力崗位。特權甚至還可以成為暢通無阻搞腐敗的護身符。

勃列日涅夫的女婿丘爾巴諾夫，此人仰仗岳父的權勢，扶搖直上，僅僅十年時間就從一個低級軍官晉陞為上將，後又擔任內務部第一副部長。在此期間他貪污受賄65萬盧布，釀成了震驚全國的「駙馬案」。勃列日涅夫的兒子尤利更是個紈絝子弟，且年紀輕輕，竟當上了蘇聯外貿部第一副部長。

勃列日涅夫後期，莫斯科和各加盟共和國里的貪污腐化問題，越來越嚴重。

1980年，一位偵緝人員偶然買到一批鯡魚罐頭，打開後發現裡面裝的卻是價格昂貴的魚子醬。鯡魚為什麼會變成魚子醬?經過艱苦的偵查後，案情終於大白。原來，蘇聯漁業部一大批官員與某公司達成秘密交易，把索契和阿斯特拉罕兩地生產的價格昂貴的魚子醬裝入貼有鯡魚商標的罐頭運往國外，由西方公司用鯡魚價格買下，然後倒手銷售。蘇方參與者從巨額贏利中分佔豐厚的所謂利潤，並存入瑞士銀行。這種倒賣活動竟持續了十年之久。

經查證，此案給蘇聯造成價值數百萬美元的經濟損失，涉及漁業部副部長、漁業生產銷售管理局副局長等高官，以及蘇聯外貿部、食品工業部、太平洋艦隊、莫斯科及其他城市的飯店人員，共300餘人。

蘇共的特權源於官職。一些人認為官職越高，特權越多，要想做官或者升遷，必須討好或賄賂有關領導，職務也因此有了價格。某些地區就連黨委書記都明碼標價，在1969年，亞塞拜然一個區委第一書記就「價值」20萬盧布，第二書記是10萬盧布。

為了維護既得利益，特權階層反對任何涉及對自己特權的改革，更不可能主動地遏制蔓延全黨、全社會的腐敗。勃列日涅夫對改革冷言冷語：改什麼呀，把工作做好就行了。到70年代末，蘇聯部長會議主席柯西金和他的助手起草了一份關於經濟改革的報告，引起了部分官僚特權階層的不滿和抵制。結果，柯西金的助手被撤職。

特製的瓦解，財富的出路

在戈爾巴喬夫時期，特權階層已經不僅僅以追逐自己的享受為滿足，還希望把擁有的一切特權長期佔有，並且可以傳給後代。

在此期間，特權階層利用手中掌握的各種權力，大肆撈取個人私利。特別是那些直接管理國有企業財富的經濟官僚們，憑藉戈爾巴喬夫推行商業化、市場化、經濟自由化的混亂時機，大搞「翻牌經濟」，把國家財產直接攫為己有；有的大搞權錢交易，獲取出口優惠和配額，出口原材料和軍火，竊取社會財富；有的在證券、期貨交易中獲取暴利，興辦銀行等金融機構，後來其中少數人演變成為新的金融寡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