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藝」的那些人和事

1942年5月，毛澤東同志在與延安文藝工作者座談時風趣地說:「我們有兩支軍隊，一支是朱總司令的，一支是魯總司令的。」毛澤東所說的「魯總司令」指的就是以延安魯藝為代表的革命文化大軍。

為紀念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七十周年，央視推出了大型紀錄片《大魯藝》。百名高齡老藝術家用口述歷史的方式，講述了當年的理想熱情和青春過往，一個個精彩紛呈的個體故事構成了一部鮮活的集體記憶，而我們也循著老人們的笑聲與淚水，重溫了那段激情燃燒的歲月。

陝甘寧邊區的最高文藝殿堂

抗戰爆發後，陝北小城延安成為知識青年嚮往的革命聖地，大批淪陷區和大後方的進步青年和文化人奔赴延安。據延安史學者朱鴻召介紹:「抗戰前國民政府所屬大專以上學校在校學生人數大概有5萬多，經歷大遷徙後，實際復校的只有近3萬人，流失掉的近2萬人中差不多有70％~80％都是到延安去了。」

1937年秋，上海救亡演劇第五隊來到延安，這是來自大都市的第一個文藝團體，毛澤東等中央領導會見並宴請了第五隊的全體成員。席間毛澤東非常高興，對大家說:「歡迎你們這些藝術家來延安！」隨後又說要辦個學校，培養無產階級藝術人才。關於當時的情景，演劇隊編劇莫耶在《延安魯藝生活散記》中回憶:「這時主席放下筷子，想了一想，把大手有力地一揮，說:『我看就叫魯迅藝術學院吧。』」

隨後一段時間，上海救亡演劇隊第一隊、蟻社流動宣傳隊一分隊等來自全國各地的流動宣傳隊也陸續到達了延安，與當地的文藝愛好者一起，創作演出了《廣州暴動》、《血祭上海》等宣傳革命的大型話劇。據當時的中共中央機關報《新中華報》評論:「這次公演推動了延安藝術界新陣地的建立，也成為魯迅藝術學院成立的先聲。」

1938年春，中央決定以參加《廣州暴動》、《血祭上海》創作和演出的全體演職人員和演出團體為基礎組建魯迅藝術學院。留蘇出身的戲劇家沙可夫主持起草了《魯迅藝術學院創立緣起》，這份文件至今仍保存在延安革命紀念館，其中有一段話道出了魯藝創立的初衷:「藝術——戲劇、音樂、美術等是宣傳鼓動與組織群眾有力的武器。藝術工作者——這是對於目前抗戰不可缺少的力量。因之培養抗戰的藝術工作幹部，在目前是不容稍緩的工作。」

魯藝成立後，院長暫時空缺，沙可夫以副院長身份主持工作。1939年夏，沙可夫赴晉察冀抗日根據地創辦華北聯合大學，中央任命吳玉章為院長，周揚為副院長，主持日常工作。

由於缺乏師資力量，魯藝創辦之初只設立了戲劇系、音樂系和美術系，學製為六個月。後來又增設了文學系，並更名為延安魯迅藝術文學院。這時魯藝的辦學條件已大為改觀，學校遷至延安城郊一座中世紀城堡式樣的大禮堂內，一些在國內外享有盛名的文藝名家也先後到魯藝任教，生源開始以文藝新秀為主，並先後創作了大量謳歌光明、鞭撻黑暗的文藝作品——此時的魯藝已成為陝甘寧邊區的最高文藝殿堂。

延河之濱的「文藝范兒」

延安魯藝彙集了延安半數以上的文藝家和大批才華橫溢的文藝青年，成為延安文藝活動最為活躍的地方。新中國成立後曾任天津市文聯副主席的萬力當時正在魯藝文學系就讀，他筆下的魯藝生活令人神往:「在學校大門口，掛著一塊長條的大木牌子，上邊寫著『魯迅藝術文學院』幾個黑色大字。這是毛澤東親筆書寫的。大門裡面，矗立著一座巍峨的可容五六百人的教堂……教堂裡面有一個檯子，是過去神父帶領信徒作祈禱的地方，現在成了我們演出中外名劇的舞台。在這裡我曾看到學校的實驗劇團和戲劇系師生演出的果戈理的《欽差大臣》、《婚事》(獨幕劇)，契訶夫的《白茶》、《蠢貨》、《求婚》三個獨幕劇，蘇聯的《帶槍的人》和《海濱漁歌》(獨幕劇)等世界名劇，曹禺的名劇《日出》也在這裡演出過多次。我還看過本校師生創作的一些多幕劇和獨幕劇。」

魯藝的生活雖然艱苦，但人們的精神卻是富足的。當時魯藝的老師周揚、何其芳、陳荒煤、冼星海等，大都在大城市受過很好的生活歷練與文化熏陶，接受過正規的高等教育，有的還留學國外多年，他們把外面的世界帶到陝北的窯洞里。就在這些土得掉渣的窯洞中，魯藝師生們辦起了洋味十足的「文藝沙龍」，曾擔任文學系主任的詩人蕭三用俄語朗誦普希金的長詩，而何其芳「總是用很重的川東腔朗讀，聲情交融，自然親切，沒有一點花架子」。據魯藝學員馮牧回憶，有一次他和幾個同學圍坐在何其芳老師身邊，聽他在油燈旁用柔和的聲調朗誦他的新作《夜歌》:「你呵，你又從夢中醒來，又將睜著眼睛到天亮，又將想起你過去的日子，滴幾點眼淚到枕頭上。」多年以後，馮牧仍然記得那夜的情景:「我們每一個人都被深深打動了。我感到，這首詩如同一隻溫柔的手，在輕輕地撥動和撫摩著我的心弦。」

有年輕人的地方就有浪漫和愛情，當時在魯藝教書的周立波寫了一首詩，其中有這樣一句:「天上的星星，地下的眼睛。比起天上的星星，我更愛地上的眼睛。」很明顯這是一首情詩，同學們都很納悶，這位年輕老師「地上的眼睛」究竟是誰呢？後來才知道，原來周立波愛上了文學系第二期的女生林藍，延河邊迷人的月色中，經常看見這對師生甜蜜的身影。

文學系的蘇菲是魯藝的校花，她與美國醫生馬海德戀愛了，每當周末的傍晚，馬海德都會騎一匹馬來接她約會。魯藝的男生看到自己的校花被「外人」摘走，特別生氣，一見馬海德來魯藝便對他大喊:「誰接走蘇菲，留下買路錢！」說完便一擁而上翻走老馬口袋裡所有的香煙和零錢。面對這幫「刀客」，馬海德也只能無可奈何地苦笑。

從「小魯藝」到「大魯藝」

1942年5月初，針對當時邊區文藝工作中出現的一些問題，中央召集邊區文化界人士召開了一次座談會，這就是後來大名鼎鼎的「延安文藝座談會」。

4月底，毛澤東便與凱豐(中宣部代理部長)、周揚、李伯釗(魯藝編審委員會主任)一起擬定了參加座談會的代表名單。參加座談會的人員主要由三部分人組成:中央領導、思想文化部門的負責人和文化界人士。有資料表明，參加延安文藝座談會的文藝家共有97人，而其中魯藝就有30人左右，魯藝在延安文化界的地位和分量，由此可略見一斑。

毛澤東在講話中提出了文藝為什麼人服務和如何服務的問題，他號召「有出息的文學家藝術家，必須到群眾中去，必須長期地無條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農兵群眾中去，到火熱的鬥爭中去」。座談會結束後不久，毛主席又親自到魯藝講演，據賀敬之回憶:

「這是我第一次正式見到毛主席。我就坐在第一排，離得非常近。主席穿著舊軍裝，打著補丁。就是在這次演講中，他提出了著名的『大魯藝』、『小魯藝』的命題。毛主席說，你們這個魯藝還是小魯藝，還有個大魯藝，那就是廣大的社會、廣大的群眾，你們要到人民中間去，要到火熱的鬥爭中去。以非常通俗的語言表達了人民藝術家與人民、與社會的關係。這跟《講話》的精神完全一致。」

隨後，魯藝人走出了象牙塔，投身火熱的現實生活，從民間文藝、陝北民歌中汲取營養，豐富自己的創作，歌曲《南泥灣》和歌劇《白毛女》等優秀作品就是在這個時期創作完成的。

1949年後，當年的魯藝師生從陝北窯洞走向了全國各地，成為新中國文化藝術界的棟樑，我們從這些如雷貫耳的名字中就可以想像當時的盛況:周揚、何其芳、陳荒煤、嚴文井、張庚、周立波、賀綠汀、沙可夫、華君武、公木、馮牧、穆青、賀敬之……（譚萍）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