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所有精英都想干金融，這個國家一定出了大問題（深度好文）

施一公，1967年5月5日出生於河南省鄭州市，1989年畢業於清華大學，1995年在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獲博士學位。中國科學院院士、結構生物學家、清華大學教授。現任中國科學技術協會第九屆全國委員會副主席。主要從事細胞凋亡及膜蛋白兩個領域的研究。

著名物理學家、諾貝爾獎獲得者楊振寧通過視頻祝賀西湖高等研究院成立，他在致辭中表示：假如我年輕的話，我一定會加入他們的隊伍。「這是我國歷史上第一所民辦的、含理工生命等多個學科的小型、綜合性、劍指世界一流的高等研究院。」清華大學副校長、浙江西湖高等研究院院長施一公說：「她寄託著社會各界的厚望，承載著一代人的夢想。」

2015年3月11日，施一公、陳十一、潘建偉、饒毅、錢穎一、張輝、王堅等七位西湖大學倡議人正式向中國國家領導人提交《關於試點創建新型民辦研究性的大學的建議》並獲得支持。2015年12月1日，西湖大學正式在杭州註冊成立。

西湖大學組建四個研究所，其中，生物物理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施一公領銜生物學研究所，神經生物學家、北京大學理學部主任饒毅領銜基礎醫學研究所，物理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潘建偉領銜理學研究所，力學家、物理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陳十一領銜前沿技術研究所。

西湖大學已完成2次全球招聘，四個研究所由國家「千人計劃」專家及其他頂尖人才領銜，預計將有200名教授，近2000名科研人員，在相關領域開展科學研究和博士生培養。

以下是施一公的故事：

施一公，1967年出生在河南鄭州小郭庄。1984年畢業於河南省實驗中學，並獲全國高中數學聯賽一等獎（河南省第一名），保送至清華大學生物科學與技術系。施一公成為清華大學生物系復系後的首屆本科生。

清華園裡的施一公學習成績年年名列全年級第一。1989年，他又以第一名的成績提前一年畢業。在出色完成生物系課程的同時，他還獲得了數學系的學士學位。

1995年獲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醫學院分子生物物理博士學位，隨後在美國紀念斯隆-凱特琳癌症中心進行博士後研究。他成了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分子生物學系建系以來最年輕的終身教授。施一公的妻子也是清華大學生物系的本科生、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博士，他們有一對龍鳳胎兒女。

2008年，美國著名的馬里蘭州霍華德休斯醫學研究所，向普林斯頓大學分子生物學家、美藉華人施一公頒發了1000萬美元的科研資助。當時，從事細胞研究的施一公，在癌症治療的研究上開展了一條新的研究路線。他的實驗室佔據了整個大樓的一整層，並獲得每年二百萬美元的研究經費。

但讓美國人震驚的是，加入美國國藉、在美國居住18年之久的施一公，宣布放棄在美國擁有的一切，返回中國繼續進行科學研究。為此，他回絕了美國人千萬美元的研究經費，辭去了普林斯頓大學的職務。

施一公回國後，任職北京清華大學生命科學與醫學研究院副院長。現在，他已成為了清華大學生命科學學院長，中國科學技術協會第九屆全國委員會副主席，清華大學副校長。施一公先生到底有多牛，很多人其實沒有太過直觀的印象。

通過Scopus資料庫分析一下施一公的主要論著，發現施一公先生這些年來總共發表了167篇重量級論文，而其中發表在《Nature》、《Science》、《Cell》、《PNAS》和《Nature子刊》等全球最頂尖期刊上的頂尖論文就高達76篇。（青塔）

施一公先生2008年全職回國後，以清華大學為第一單位發表的論文就高達60篇。

最後，附上兩篇演講。

施一公：不應該鼓勵科學家創業！

我在海外的時候，只要有人說我的祖國的壞話，我會拚命去爭論，因為我覺得我很愛國。

我4月份在瑞典皇家科學院年會上領獎，在晚宴的時候，跟一位瑞典的知名教授聊天，談到中國的科技發展，他很不屑一顧，我覺得很委屈、很憤懣。

但是我輕描淡寫地說了一句：不管怎麼說，我們國家登月已經實現了，你們在哪兒？但他回敬了一句，讓我說不出話。他說：

施教授，如果我們有你們中國的經濟體量，我們能把500個人送到月球上並安全回來。

在國內，我覺得自己是個批判者，因為我很難容忍我們自己不居安思危。我們對國家的科技實力和現狀應該有一個清醒的認識，怎麼發展，怎麼辦也要有清醒的認識，並形成一定的共識，而不是僅僅停留在爭論來爭論去的層面。

首先我想講，大學是核心。中國的大學很有意思，比如我所在的清華大學，學生從入學開始，就要接受「就業引導教育」。堂堂清華大學，都要引導學生去就業，都讓學生腦子裡時時刻刻有一根弦叫就業，我覺得非常不可思議。

我想講的第一個觀點就是，研究型大學從來不以就業為導向，從來不該在大學裡談就業。就業只是一個出口，大學辦好了自然會就業，怎麼能以就業為目的來辦大學。

就業是一個經濟問題，

中國經濟達到一定程度就會提供多少就業，跟大學沒有直接關係。大學，尤其是研究型大學，就是培養人才的地方，是培養國家棟樑和國家領袖的地方。

讓學生進去後就想就業，會造成什麼結果呢？就是大家拚命往掙錢多的領域去鑽。

清華70%至80%的高考狀元去哪兒了？去了經濟管理學院。連我最好的學生，我最想培養的學生都告訴我說，老闆我想去金融公司。

不是說金融不能創新，但當這個國家所有的精英都想往金融上轉的時候，我認為這個國家出了大問題。

壓死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是什麼呢？是鼓勵科學家創辦企業。大家沒聽錯，今年在人大會議我聽到這個話後覺得心情很沉重。術業有專攻，我只懂我的基礎研究，懂一點教育，你讓我去做經營管理，辦公司、當總裁，這是把我的才華和智慧用到了錯誤的地方。

人不可能一邊做大學教授，一邊做公司的管理人員，一邊還要管金融。我們從領導到學校，從中央到地方，在鼓勵科技人員創辦企業，這是不對的。我們應該鼓勵科技人員把成果和專利轉讓給企業，他們可以以諮詢的方式、科學顧問的方式參與，但讓他們自己出來做企業就本末倒置了。我想這個觀點是有很多爭議的，但是我篤信無疑。

我可以舉個例子，JosephGoldstein，因為發現了調控血液和細胞內膽固醇代謝的LDL受體，獲得1985年的諾貝爾獎獲。他是美國很多大企業的幕後控制者，包括輝瑞，現在非常富有，應該說是最強調轉化的一個人。他兩年之前在《科學》周刊上寫了一篇文章，抨擊特彆強調轉化。

他說轉化是來自於基礎研究，當沒有強大的基礎研究的時候，如何能轉化。他說，當他意識到基礎研究有多麼重要的時候，他就只是去做基礎研究，轉化是水到渠成的，當研究成果有了，自然轉化是非常快的，不需要拔苗助長。

他列舉了他在美國國家健康研究中心，九位學醫的學生做基礎研究從而改變了美國醫療製藥史的過程，很有意思。

創新人才的培養，也跟我們的文化氛圍有關。我問大家一句，你們認為我們的文化鼓勵創新嗎？我覺得不鼓勵，我們的文化鼓勵槍打出頭鳥，當有人在出頭的時候，比如像我這樣，特別是有人在攻擊我的時候，我覺得很多人在看笑話。當一個人想創新的時候，同樣有這個問題。

什麼是創新，創新就是做少數，就是有爭議。科學跟民主是兩個概念，科學從來不看少數服從多數，在科學上的創新是需要勇氣的。

三年前，我獲得以色列一個獎後應邀去以色列大使館參加慶祝酒會，期間大使先生跟我大談以色列人如何重視教育，我也跟他談中國人也是如何的重視教育。他笑咪咪的看著我說，你們的教育方式跟我們不一樣。

他給我舉了原以色列總理ShimonPeres的例子，說他小學的時候，每天回家他的以色列母親只問兩個問題，第一個是今天你在學校有沒有問出一個問題老師回答不上來，第二個你今天有沒有做一件事情讓老師和同學們覺得印象深刻。

我聽了以後嘆了口氣，說我不得不承認，我的兩個孩子每天回來，我的第一句話就是問：今天有沒有聽老師的話？

我想我今天的意圖已經達到了，但我想說我並不是悲觀，其實我很樂觀，我每天都在鼓勵自己，我們的國家很有前途，尤其是過去兩年，我真切的看到希望。在這樣的大潮中，我們每一個人做好一件事就夠了，實事求是的講出自己的觀點，在自己的領域內做好自己的事情，就是我們的貢獻。

這樣，我們的國家就會大有前途。

施一公：我們缺什麼？

如果今天的演講有一個標題的話，就是：我的科研動力。

我出生在河南鄭州，但成長在河南省駐馬店。為什麼我要特別提駐馬店呢？因為這個地方特別具有代表性。駐馬店相對於河南，就像河南相當於中國，就像中國相對於世界。從地理，從經濟，從科技，從文化，都是這樣。我恰好是在開始有記憶、對社會有感觸的時候成長在駐馬店。

我在駐馬店地區汝南縣的一個小村莊──小郭庄──生活了三年多，然後在駐馬店鎮又生活了整整八年。我在駐馬店度過了十一個春秋，這裡有我人生中最親切、最難忘的一段經歷。雖然那裡的生活一直很清苦，但心裡一直很滿足、很快樂。

我在駐馬店小學升初中的時候，當時的小學常識老師對我說了一句話：施一公啊，你長大了一定得給咱駐馬店人爭光！大家可能想不到，這句很簡單的話我刻骨銘心記憶至今。從那以後，每次得到任何榮譽，我都會在心裡覺得是在為駐馬店人爭光。

今天，我同樣想說：老師您好！我還在為咱駐馬店爭光。我中學去了鄭州，大學到了清華大學。我常常很想家、也很想駐馬店的父老鄉親，止不住地想：我的父老鄉親在過什麼樣的生活？過什麼樣的日子？

1987年的一件事對我衝擊非常大，把我的生活和世界觀幾乎全部打亂了。在此之前，雖然我受到了傳統教育，雖然我的父親告訴我要做一個科學家、工程師，其實我心裡並不知道自己將來想幹什麼、能幹什麼。

1987年9月21日，我的父親被疲勞駕駛的計程車在自行車道上撞倒，當司機把我父親送到河南省人民醫院的時候，他還在昏迷中，心跳每分鐘62次，血壓130/80。但是他在醫院的急救室里躺了整整四個半小時，沒有得到任何施救，因為醫院說，需要先交錢，再救人。

待肇事司機籌了500塊錢回來的時候，我父親已經沒有血壓，也沒有心跳了，沒有得到任何救治地死在了醫院的急救室。這件事對我影響極大，直到現在，夜深人靜時我還是抑制不住對父親的思念。

這件事讓我對社會的看法產生了根本的變化，我曾經怨恨過，曾經想報復這家醫院和見死不救的那位急救室當值醫生：為什麼不救我父親？！

但是後來想通了，我真的想通了：中國這麼大的國家，這麼多人，不知道有多少人、多少家庭在經歷著像我父親一樣的悲劇。如果我真有抱負、真有擔當，那就應該去改變社會、讓這樣的悲劇不再發生、讓更多的人過上好日子。

直到父親去世，我一直非常幸運。從小學就接受了很體面的教育，中學、大學更是如此，大家都很關照我；我不缺吃，不缺穿。我缺啥呢？我覺得我缺回報。父親去世後，我真的開始懂事了，我發誓要照顧我的母親，回報從小到大愛護、關心我的老師和父老鄉親。

我們缺什麼？我們缺這份對社會的責任感，我們缺這份回報父老鄉親的行動。

在清華大學，我每次給生命科學學院的新生做入學教育的時候，我都告訴他們：

你千萬不要忘了，你來到清華，你不止代表自己，不止代表你個人，你也同時代表一個村，一個縣，一個地區，一群人，一個民族。你千萬不要忘了，你肩上承擔了這份責任。

我真的希望，不管是我自己，我的學生，還是我的同道，我們每個人真的要承擔一點社會責任，為那些不像我們一樣幸運的人們和鄉親盡一點義務。這是我除了對科學本身興趣之外的所有動力，也是我今後往前走最重要的一點支撐。謝謝大家！

美國一直引以為傲的是擁有強大且眾多的高科技人才。

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出於國家利益和戰時需求，美國依靠以「阿爾索斯」命名的美軍偵察部隊，通過強制和非強制手段，把戰敗國德國、義大利的幾千名科學家工程師帶到了美國，迅速集聚了急需的原子物理學、核物理學、化學和數學等軍工領域的專家。這些人才對美國二戰後的快速發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如今，中國的科技雖然取得了重大發展，與美國卻依然有不小差距。當務之急是要解決頂級科技人才問題。要向美國學習，吸收全球頂尖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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