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迪與他的「第三印度」藍圖

鮮明的平民主義和民族主義色彩、大刀闊斧的經濟改革舉措、與美國不斷加深關係的嘗試……莫迪所期待的並不是成為如尼赫魯一般的人民黨「教父」，而是要開創印度政治史上全新的「第三共和」時代。

僅僅3年前，他還因為在古吉拉特邦暴亂中扮演不光彩的角色，無法獲得美國外交簽證。2015年，《紐約時報》批評他「不曾兌現競選初期的承諾，那些標誌性的豪言壯語正在冷卻」。到了一個半月前，他已經被唐納德·特朗普稱為「一位真正的朋友」，兩人在白宮相談甚歡：儘管他們在私生活方面的立場反差甚大。

白宮玫瑰園，莫迪「熊抱」特朗普

納倫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的魅力，有相當一部分恰恰來自他身上這些富有爭議的標籤。與印度教教義相吻合的禁欲主義和齋戒習慣，從另一角度會被解讀為宗派主義狂熱。長於言說的貶義表述是民粹主義外加口舌招搖。強硬和效率有時會和無視法制畫等號，對歷史問題的偏執在反對者眼裡則與缺乏變通無異。

總之，他實在太不像過去70年里印度人熟知的那種全國性政治家了——沒有尼赫魯-甘地家族的顯赫姓氏和養尊處優，沒有瓦傑帕伊式的韜光養晦，更沒有曼莫漢·辛格的學者風度。不止一位評論家質疑，他在古吉拉特邦過於特立獨行的成功經驗是否適用於這個13億人的龐大國家。很少會有人想起，作為第一位出生於印巴分治（1947年）之後的總理，莫迪並不需要通過模仿他的前輩們才能應對21世紀印度出現的新問題。

卡耐基印度中心主任、資深南亞問題研究者拉賈·莫漢（C.Raja Mohan）將獨立以來的印度政治史劃分為三個世代：「第一共和國」從1947年印巴分治延續到1989年拉吉夫·甘地尋求連任失敗，以政治上的國大黨一家獨大、尼赫魯-甘地家族的准世襲傳承、經濟上的自給自足以及外交上的不結盟主義作為特徵。「第二共和國」從1989年延續到2014年拉胡爾·甘地角逐首相寶座未遂，以政治上兩黨制的成熟、經濟上融入全球市場和外交上的「南聯東向」為特徵。而莫迪在2014年的當選開啟了新的「第三共和國」紀元，他需要為後勁不足的印度經濟注入改革活力，並嚴肅地審視這個新興大國在地區和全球兩個層面希望達成的外交目標。

納倫德拉·莫迪

某種意義上，過度糾結於莫迪的國民志願服務者聯盟（RSS）背景和人民黨的印度教民族主義淵源未免失於幼稚。英式議會主義根深蒂固的影響，以及行業利益集團的長期存在，使得印度兩大黨從來不是作為一個整體，而是作為若干股勢力的複雜勾連體在進行運轉。昔日曾為莫迪主政古吉拉特邦立下汗馬功勞的RSS，如今在諸多經濟和外交方針上卻與總理背道而馳。

而1996年人民黨政府那屆僅僅維持了13天的內閣也顯示：意識形態上的特立獨行無法轉移多數小黨派對經濟和民生問題的關注。而人民黨鬆散的組織結構和缺乏盟友的狀況也暗示：在很大程度上，選民擁護的僅僅是莫迪個人及其改革政策，而非他所在的黨派。這使得這位強人總理的改革事業，帶有一種微妙色彩：他不可能成為人民黨的「教父」，唯有以實際業績博取連任希望。

為什麼是莫迪

2013年由《印度時報》編輯金舒克·納格撰寫的《納·莫（迪）的故事》一書，完整勾勒了這位古吉拉特邦茶農之子在「第二印度」時代的政治經歷。儘管納格本人對莫迪白手起家的奮鬥史充滿敬意，但全書依然瀰漫著一種被動色彩，即：莫迪本人的地方治理業績和競選綱領對他贏得2014年大選固然頗有加分，但最關鍵的原因仍是民眾對國大黨在「第二共和國」時代的執政成績特別是其新科領袖拉胡爾·甘地的失望。

這種失望情緒的矛頭，首先集中在尼赫魯-甘地家族對國大黨領袖地位超過半個世紀的僵化控制上。早在第一共和國時代，國大黨政治理念的空心化和缺少內部競爭的痼疾就已經暴露無餘。尼赫魯及其女兒英迪拉·甘地、外孫拉吉夫·甘地累計執政的時間超過37年，隔絕於國際市場的經濟政策和反美親蘇的外交立場在此期間幾乎保持了巋然不動的狀態。到了第二共和國時代，擁有絕對話語權的變成了拉吉夫·甘地的妻子索尼婭·甘地；她從1998年起長期擔任國大黨和執政聯盟主席，在相當程度上對總理曼莫漢·辛格的全球化政策形成了掣肘。

老尼赫魯一家（後排左一為「國父」尼赫魯，右二為英迪拉·甘地）

由於「國父」尼赫魯對自給自足的計劃經濟和外交上的去西方化抱有一以貫之的好感，其家族接班人即使已經意識到擁抱全球市場的必要性，出於維護個人名望的需要，也不得不時時以原教旨尼赫魯主義的辯護者自居。結果遂造成一種奇怪的反差：在經濟政策上最有建樹的兩位國大黨總理拉奧和辛格，恰恰都不是尼赫魯-甘地家族成員；而一旦「國父」的後裔走上前台，必然伴隨著似是而非的「向左轉」。無怪乎在2014年大選中，倉促披掛上陣的拉吉夫·甘地之子拉胡爾得票率僅為19.3%，刷新了慘敗紀錄。

另一方面，長期執政造成的僵化和怠惰，使國大黨幾乎成為廣泛的腐敗、貧富分化和缺少戰略進取心的同義詞。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的影響顯示：即使是在辛格政府於第一任期內創造了「印度奇蹟」的有利背景下，貿易保護主義（以農業最為突出）、不友善的投資環境等南亞固有的「大陸病」也從未得到根除。一旦國際資本因量化寬鬆收緊而從新興市場撤出，「奇蹟」立即無以為繼。而2012年席捲全國的反腐敗示威浪潮，幾乎已經宣判了國大黨蕭規曹隨的保守內政路線的死刑。印度人渴望改變，他們不想再要一個新的甘地。

尼赫魯&「聖雄」甘地

從這個角度看，莫迪的勝出，當然不單純是因為他的宗教背景或者民族主義立場。被他的改革口號所吸引的除去長期處於赤貧地位的低收入階層，還有已經嘗到了「印度奇蹟」甜頭的城市中產階級。甚至可以斷言，渴望在全國範圍內複製「古吉拉特邦模式」的，正是以城市工商業者為核心的新興利益集團。如果說特朗普在美國的勝出，是因為他迎合了在全球化浪潮中日益被邊緣化的本土傳統產業從業者的訴求，那麼莫迪的崛起，便是由於印度中產階級痛感本國融入全球化的程度還不夠，需要火上添油。相比之下，莫迪的民族主義傾向以及他作為忠實印度教信徒的宗教保守主義色彩，反而是相當次要的「賣點」了。

大陸印度，海洋印度

1900年，「海權論之父」馬漢在長篇論文《亞洲問題》中寫道：「印度處在中國和埃及之間的中心位置，又是通往澳大利亞與好望角的基地，地理位置之利使得其他殖民地的援助悉數在此彙集，以遂行英帝國的總體政策。」這段分析精當地點出了印度在地理特徵上的雙重屬性：它是蘇伊士運河與太平洋之間的中介點，歐亞大陸東西兩端間的海上交通因為這一支點的存在，在物資通過量和安全性上都有了保障。它又是遂行主導性海洋強國的「總體政策」的橋頭堡，俄國西進中亞的鋒芒因為這個側翼接觸者的存在，時刻受到監視和限制。印度之於鼎盛時期不列顛帝國的意義，蓋在此矣。

1947年獨立以來，印度政府以本身的地理位置為憑據，制定出了「西攻北防」的對外戰略。「西攻」，指的是從阿拉伯海和克什米爾兩個方向包圍巴基斯坦，控制更多陸上爭議領土，形成軍事優勢。「北防」，指的是在東北邊界與中國接壤的地區拓展實控面積和緩衝帶，最大限度地利用喜馬拉雅山這一屏障，保障以新德里—勒克瑙—巴特那—加爾各答為軸線的核心城市帶的安全。

然而，不論是安全領域的「西攻北防」，還是第一共和國時代反向利用橋頭堡位置、與蘇聯發展密切雙邊關係的戰略，開發的都僅僅是印度地理稟賦中的大陸資源；英治時期曾為印度贏得過舉足輕重地位的海洋因素，在20世紀後半葉被弱化了。東西方轉口貿易樞紐的地位早已被新加坡取代；由於過度倚重印蘇經貿合作，在70年代歐美國家轉移勞動密集型產業的關鍵階段墨守保護主義，印度錯過了整整20年的經濟轉型和資本積累期，直到進入21世紀後才有所改善。

不僅如此，「西攻北防」還造成了另一大障礙，那就是使印度與中國這個最近30年來最活躍的新興經濟體人為割裂。中印兩國地理位置上的鄰近本來適於造就優勢互補和產業鏈整合，但新德里政府出於過重的、很多時候是不必要的安全顧慮，對此持消極態度。印度東部地區原本可以與孟加拉國、緬甸北部以及中國西藏地區形成次級經濟圈，但新德里當局出於疑懼和賭氣心理，堅持以政府直接投資作為拉動東部經濟的唯一渠道，遂使該地區成為全國投資回報率最低、腐敗情形最嚴重的板塊之一，負面影響至今尚未消除。

在此背景下，從辛格政府的第一任期開始，印度重新轉回對海洋地理潛力的挖掘，開始全面推行「南聯東向」的新路線。所謂「南聯」，指的是利用本國在印度洋海域的相對優勢，建設集航運、物流、修造船為一體的區域海事中心；並利用發達國家二次轉移勞動密集型產業的機會，在沿海建設印度版的「經濟特區」，最終形成一個與東北內陸城市帶相呼應的濱海經濟圈。所謂「東向」，指的是加速發展與東盟國家的區域經濟一體化，輸出印度擁有相對優勢的電信、金融、醫療和教育服務，以平衡貿易逆差並擴展政治影響力。

作為印度洋海域最大的單一強國，印度在扮演東非—中東經濟圈與西太平洋的中介點時享有中央位置之利；莫迪在古吉拉特邦創造的經濟業績，即與此密切相關。隨著「東向」政策由地方升格為全國級規模，莫迪領導下的印度還希望主導緬甸西海岸港口（如實兌港）的開發，一方面平衡中國的「一帶一路」海外投資布局，另一方面嘗試把東南亞國家吸收進以印度為中心的孟加拉灣經濟圈。莫迪真正樂於做長期經營的，依然是印度洋方向。

莫氏國家主義

在莫迪經略其「第三印度」的藍圖中，強化與美國的關係構成相當關鍵的一環。他在2014、2016和2017年三度出訪華盛頓，與奧巴馬和特朗普相談甚歡，絕不僅是簡單的表面功夫。6月下旬造訪美國之際，莫迪與通用公司簽署了以20億美元購買22架「天空守護者」無人偵察機的合同，針對中國潛艇的意圖一目了然。

莫迪&奧巴馬

而在2016年，美印兩國已經簽署了國防後勤保障合作協議，使印度成為華盛頓的「重要國防合作夥伴」。作為印度洋海區最強大的作戰艦隊和相對完善的保障設施的擁有者，印度在建立對華海上優勢方面與美國目標一致，兩國海軍升級共享港口、後勤資源和情報的水平已是必然趨勢。力爭在美國的新亞洲海上戰略中佔據重要位置，以使本身的利益最大化，也構成經濟合作之外印度對美政策的另一項支柱。

某種意義上，儘管莫迪以尼赫魯主義的挑戰者自居，但他完全贊成那位印度「國父」對次大陸國際地位的界定：「（印度）要麼做一個有聲有色的大國，要麼銷聲匿跡。中間地位沒有吸引力，也不可能實現。」無論是繼續發展中遠程核武器載具，還是在陸上爭端中採取強硬姿態，都構成這種「大國」願景的一個側面。

但除去依靠自身的經濟和安全能力增殖國際權勢外，莫氏國家主義本質上並不信賴21世紀初風靡一時的全球多邊議程，而更熱衷於建立和主要全球性國家的雙邊合作。美國所能為印度提供的，除去作為經濟全球化旗手的反哺作用外，還使印度在亞洲海洋問題上建立對華均勢有了堅強後盾。更有甚者，巴基斯坦的長期羸弱，還使印度政府熱衷於敦促美方承認新德里在整個南亞的支配地位，從而部分恢復到英國統治時期的戰略地位：充當主導性海洋國家的大陸橋頭堡。

需要指出的是，在本質上，莫氏國家主義在全球層面並無太大的戰略進取心。作為一位注重成本/收益考量的領導人，莫迪在否定了尼赫魯向歐美世界挑戰的戰略意志的同時，也便使印度的權勢關切點坍縮到了安全領域，特別是以次大陸為中心的本土安全領域。即使是在轉向重點經營海洋之後，印度選擇優先發展的依然是與鄰近國家的經濟和政治關係，在全球範圍內則繼續搭美國之「便車」，各取所需。

除去宗教、瑜伽等實際影響力相對有限的文化產品輸出外，印度尚無意博取全球聲望，也甚少質疑既有的國際權勢分配。這使得莫迪鼓吹的「領導大國地位」多少顯得雷聲大雨點小。但這反過來也構成一種印度式狡黠——在中美博弈的大幕背後，印度以一種不受制約的態勢逐步掃除國民經濟中與全球化大趨勢相悖的沉痾，為真正成為全球意義上「有聲有色的大國」奠定基礎。而在兩年之後的大選中，這股新民族主義將迎來它的中期考核。

（圖片來自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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