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甲騎具裝竟有中式與西式之分！到底哪種好用？

在公元4世紀，西晉末年時代，中國的全身馬鎧已經開始出現，也就是說，中國的全具裝重騎兵出現了。而且之前的半身馬鎧在中國重騎兵的應用則已經非常廣泛。

根據記載，「五胡亂華」剛開始的階段，公元312年羯人石勒擊敗西晉與鮮卑聯軍，「繳獲了五千具馬鎧」，只是還不清楚這些馬鎧中有多少是全身馬鎧。從記載來看，這批馬鎧應該都是鮮卑軍隊的，這也印證了鮮卑人更傾向於具裝騎兵作戰。同時「五胡亂華」時代，游牧民族為中國北方帶來了新的良馬種群，這些強壯的坐騎可以負擔較為沉重的馬鎧，這也為全具裝騎兵的廣泛使用奠定了基礎。即使在北魏已經轉入定居農耕的孝文帝時代，騎兵的物資儲備依然得到重視與良好的貫徹。僅在河南位於黃河附近的牧場里，就飼養著戰馬100000匹。所以到了北魏時期，使用馬鐙、乘坐全具裝戰馬的具裝重騎兵更成為其軍隊的核心。

不過有的歷史學家認為，鮮卑具裝習慣也來自於中亞地帶的傳入，而非三國時代具裝馬鎧至西晉的演變。因為6世紀早期的敦煌壁畫中就描繪有完整的一體式馬匹鎧甲。這種鎧甲的樣式很近似帕提亞或薩珊帝國採用的鱗甲或札甲式的馬鎧。從披掛上說，這種一體式馬鎧往往就連馬面甲也非獨立的，可以由一名隨從或後勤人員以較快的速度，以近似穿大衣的方式給戰馬連頭帶全身穿戴完畢。所以一部分歷史學家認為，這種變化主要原因是北魏時期對於西亞、中亞軍事技術特點的引入。

北魏具裝重騎兵復原圖1 採用一體式馬鎧具裝重騎兵 2 裝甲步兵弓箭手

而在中國南方的政權，諸如東晉與南朝，情況卻有很大的不同。雖然他們的馬匹資源遠不如北朝，但由於北方重騎兵的壓力，所以也發展了自己的鐵甲具裝騎兵與之對抗。在河南鄧縣發現的大約公元500年左右的梁代磚雕，展示了南朝全具裝騎兵的形制。這名具裝騎兵的馬鎧不同於上述北朝那些擁有西亞、中亞特徵的全身一體化馬鎧，更具備一些學者認為的「本土」化特點。該重騎兵馬鎧是由5片單獨的部分構成，分別保護馬頭、頸部、肩部至胸部、腰部兩側、以及臀部。也就是「面簾」、「雞頸」、「當胸」、「馬身甲」與「搭後」。另外，馬臀部的護甲上還附著著長羽毛作為裝飾，並被稱之為「寄生」。這種裝飾在大部分歷史學家看來是沒有實用用途的，不過作為一種美觀的流行，北朝重騎兵或後來高句麗重騎兵也紛紛採用這種裝飾。諸如西魏時代的敦煌壁畫——《500強盜成佛圖》中，出現的正在剿滅強盜的全具裝重騎兵，其馬臀部就一樣有「寄生」。

從文物發掘的實物復原來看，也並非北朝固定採用「一體」式馬鎧，而南方重騎兵採用「組合」式馬鎧那麼模式化。實際上，這兩種馬鎧在南北雙方都是共存的，諸如在遼寧省北票市喇嘛洞出土的鮮卑貴族墓葬中，出土復原的馬鎧也是分成5個部分，是標準的分體式馬鎧。南朝鎮江出土的南朝甲騎具裝畫像傳拓片又有疑似一體化的特徵，只是其馬面甲貌似是單獨的。

可見，這兩種馬鎧在南北方同時使用，以及互相借鑒，展現了本土中原軍事傳統及技術發展，與北方草原傳入的西亞、中亞軍事技術交融的結果。從實用角度上說，這可能展示了各個政權，各支部隊、甚至各個騎兵身份造成的後勤備用戰馬儲備，或隨從人員資源的差異。

梁代磚雕體現了南朝重騎兵

很顯然，騎兵不會在整個行軍與戰鬥中，始終端坐在披掛全具裝馬鎧的戰馬身上，這會讓坐騎在真正需要強力衝鋒的場合精疲力竭。

騎兵為節省馬力，往往有這樣幾種方式：

第一種方式，靠更換備用戰馬。往往是一匹戰馬披掛具裝鎧，而另一匹備用馬則不披，一些游牧民族或優良馬匹較為豐富的定居民族往往這麼做。行軍時，為節省具裝戰馬馬力，騎兵往往騎乘在備用馬匹上，諸如拜占庭帝國鐵甲具裝騎兵。當然備用馬也可能是其他的騎乘工具，例如阿拉伯重騎兵可能在沙漠中騎乘駱駝來代替備用馬。

第二種方式則是步行與步兵一同前進。

第三種就是將馬鎧放置在輜重隊中，待需要的場合再對馬鎧進行安裝。

如果是第三種行軍運輸方式，而隨從或者後勤人員過少，甚至是沒有隨從的情況下，「組合」式馬鎧相對是不太實用的，難以應對突發性戰鬥，戰鬥準備時間也過長。但如果擁有較多隨從或後勤人員的同時工作下，「組合」式馬鎧的安裝或脫卸會更快。根據之後唐帝國時代的記載，中國當時更「本土」化的運載馬鎧方式就是第三種。這可能也是後來唐朝留存下來的具裝重騎兵壁畫、塑像及俑更多是「組合」式馬鎧的原因。

有趣的是，同時代的東羅馬帝國或波斯薩珊帝國，他們的帝國里馬匹較為豐富且質地優良，且疆域廣大，但人力資源相對都不是很充足的。東羅馬帝國早期需要大量哥特人、伊蘇里亞人、匈人充實兵源，7世紀時期則補充大量亞美尼亞人充當兵源，在亞美尼亞地區也與波斯薩珊帝國為爭奪亞美尼亞兵源而征戰不休。根據6世紀拜占庭兵書《戰略》記載，隨從不是那麼充足，部分拜占庭重裝騎兵也可能沒有隨從。在同時具備馬匹資源豐富與人力資源缺乏的兩個條件下，當時兩大帝國的具裝騎兵也大都採用了一體式的馬鎧。

多採用一體化馬鎧的拜占庭鐵甲重騎兵

因為現在沒有南北朝各地生產馬鎧的詳細資料，因此無法判斷是否在生產上也會有南北差異。但即使有南北差異，在使用上也會是模糊的。因為這並非是一個穩定的王朝時代，而是一個勢力轉換變化飛快的時期。一個數年前還很強大的政權可能會突然滅亡，或是又有新生勢力的崛起。所以各方軍隊會大量繳獲對方的軍事裝備為自己所用。南北雙方的叛將還都可能帶領軍隊投靠原先的對立方。諸如南朝劉裕就擁有一支完全由鮮卑人組成的精銳具裝騎兵——虎紋突騎，他們的裝備也很可能來自北方。

這個時代馬鎧既有鐵質的，也有皮質的，南朝軍馬由於優良戰馬的數量受限，採用皮質馬鎧減輕坐騎負擔的可能性更大。前面提過的，南朝宋皇帝劉裕手中就有1000多名，精銳強悍的鮮卑重騎兵——「具裝虎紋突騎」作為王牌。統帥他們的也是敦煌人索邈，「使寧朔將軍索邈領鮮卑具裝虎班突騎千餘匹，皆被練五色，自淮北至於新亭，賊並聚觀，咸畏憚之。」這裡的虎紋，根據現代文物學家的意見，應是裝飾後的皮甲馬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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