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被日本政府刻意抹去痕迹的神秘島嶼，究竟藏有什麼陰謀與罪行

轉眼間《二十二》已經上映半個多月了。還記得我寫文章那會兒，它的排片率不過1.5%，票房也是少得可憐。而如今影片的票房已經達到1.67億，成為迄今為止中國最賣座的紀錄片。

這樣的成績離不開那些跑到另一個城市也要借拷貝放映的影院管理者們，離不開為影片發聲的明星大V，更離不開每一位參與眾籌的朋友、每一位走進影院的觀眾。

正如當時我在文章中說的，從紀錄片的角度看《二十二》並非完美，但導演郭柯所做的是一種搶救式的工作，他搶救的是老人們最後的集體影像，也是一段無比珍貴的歷史記憶。而日軍80年前在中國的暴行何止「慰安婦」一起，值得被搶救的記憶又何止這一段。

就在本月，日本TBS電視台也推出了一部歷史專題片與《二十二》遙相呼應：兩者都將鏡頭對準戰爭倖存者，都在用事實與遺忘抗爭——《綾瀨遙傾聽戰爭：從地圖上消失的秘密島嶼》。

片中提到的「秘密消失的島嶼」被稱為大久野島，是日本瀨戶內海藝予群島的其中一島。因為島上有大量的野兔棲居，所以現在它也被稱為「兔島」。

就像我之前跟你們提到的軍艦島一樣，大久野島也被日本政府開發成了一個度假勝地。每年都有約10萬的遊客到訪這個「兔子的樂園」，國內一些旅遊相關網站也經常會用「卡哇伊」來形容它——

但在幾十年前，大久野島可遠沒有這麼熱鬧，它不僅一度被日本政府從地圖上抹去，而且當時海島對岸的電車經過這裡時都要拉緊窗帘——據說想偷看的人都被憲兵逮捕了。

至於為什麼要如此保密，其實答案我們用腳趾頭都想得出來，因為那時候島上正在做「見不得人」的事兒——1927年，日本陸軍以製造毒氣為目的將大久野島納入管轄範圍內；兩年之後，這裡正式開始大規模生產毒氣彈原材料。相關資料顯示，二戰期間島上生產的毒氣總量高達6000餘噸，其中相當一部分都被投入到了中國戰場。

歷史圖片：1937年8月，戴著防毒面具進入上海的侵華日軍

現年91歲的藤本安馬老人，便是曾經在島上工作的毒氣製造者之一，也是如今為數不多的知曉大久野島本來面貌的幾位歷史證人之一。

他15歲的時候被「能邊學習邊賺到錢」的宣傳口號吸引，主動來到海島。來之前他並不知道這裡是製造毒氣的，等知道了之後也並不覺得自己在做一件罪惡的事。相反，那時候的他感到非常光榮，感覺自己是個英雄。

當然，藤本安馬只是那個年代盲目的軍國少年的一個縮影，大家幾乎都跟他抱有類似的想法，覺得為戰爭出力是一件讓人興奮和自豪的事情。

彼時的他們並不知道也不在乎，自己不過是統治者手中一顆無足輕重的棋子——本著「效率優先，安全對策推遲」的原則，瀰漫著劇毒的工廠里缺少足夠的保護措施，很多工作人員都是一邊「吸毒」，一邊制毒。

接觸有毒原料而引發的各種癥狀

所以後來，到過大久野島的人全部得了後遺症。這些人中既包括日本陸軍士兵，也包括被迫到這裡「義務勞動」的大學生，還包括一些無意間觸碰有毒物質的孩子。

當時作為大學生被帶到島上的岡田夫人以及她筆下的場景

坦白說，看到這兒的時候我對影片的製作動機產生了一點懷疑——明明是加害的一方，怎麼感覺又把自己當成了受害者？開始訴苦？

但看到後面，經過更理智地思考我明白了導演如此處理的用意。首先，當時在島上的工作人員中確實有一部分是不明真相的受害者，他們在後來也做出了反省和悔悟——我覺得（這段歷史）不能忘記，要向世界發出信號。

其次，這部歷史專題片畢竟是在日本電視台播出的，它面向的受眾也大多是日本公民。那麼如果只是一味的描繪中國人遭受的苦難，其實很難喚起日本年輕一代的共鳴，也無法真正得到一直採取迴避態度的日本政府的正視——反正死的又不是我們的同胞，大家管那麼多幹嘛？

同時，這種先拿本國國民傷痛開刀的做法無非是為了說明一件事，即毒氣或者說戰爭會給人類帶來巨大的傷害，戰爭發起方也不會落得個好下場，因此更應該反思自身。

除此之外，先展現毒氣製造給日本人帶來的傷害也與影片後面表現的內容形成一種邏輯上的遞進關係。就是說，即便是毒氣製造方、加害方，死掉的也至少有3700人。那麼承受毒氣攻擊的一方呢？被害方中國呢？

答案顯而易見——更慘。

到目前為止，死於日本毒氣的中國人數量仍舊沒有一個定論，一些研究者認為有8萬多，而在05年BBC製作的一檔紀錄片中則聲稱日軍在二戰時曾用毒氣殺害了270萬中國人。

更令人髮指的是，日軍不僅在戰場上使用毒氣，還慘無人道地對中國平民使用毒氣。《從地圖上消失的秘密島嶼》里提到的河北省定縣北疃（tuan）村，便是當時受災最嚴重的地方之一。

1942年5月27日，日本陸軍從定縣縣城出發向南掃蕩，到達北疃村時，少量受傷八路軍與大量村民進入村下的地道隱蔽。

隨後日軍向地道內投擲催淚瓦斯和毒氣瓦斯，多數人死於中毒和窒息，無法忍受的人們也在衝出地道口後被刺刀刺死或開槍打死。

當時作為地道備用出口的水井堆滿屍體，鮮紅一片，因此後來被取了這樣一個名字——血肉井。

據資料顯示，在1943年5月27日到28日之間，日軍在北疃村共殺害800餘人，連同附近逃難來的老百姓，前後發現的中毒者超過3000人，其中北疃全村120餘戶中，共有24戶慘遭滅門——史稱「五·二七北疃慘案」。

北疃烈士陵園中的死難者紀念碑

片中出現的李慶祥老人便是當年慘案的倖存者之一，面對鏡頭，他為我們講述了那個無比黑暗的一天——聽到槍聲傳來，年僅14歲的他和家人逃向地道，但沒想到日軍會向藏滿婦女和孩子的地道里投入毒氣。

很快，一股「奇怪的藥味兒」瀰漫開來，所有人都感覺呼吸困難。李慶祥只好拉著8歲妹妹的手往出跑，但跑到一半妹妹對他說——哥，你先走吧，我走不動了。

然後他就鬆開妹妹的手，獨自逃了出來。儘管算是保住了性命，但當時的那個決定卻讓他愧疚一生——一想到放開妹妹手的那一刻我就會掉眼淚，胸口痛到不想說話。我非常恨日本人。

可以想像，李慶祥老人的悲慘遭遇，不過是當時成年上萬的受害中國人的一個縮影；他的痛苦，在那個國難當頭的年代每分每秒都在發生。

紀錄片中也提到，除了北疃，日軍還在中國各地都使用了毒氣，但因為有些資料被銷毀，我們不知道受害的地方還有多少處。

而紀錄片沒提到的是，即便距離侵華戰爭已經過去多年，日軍也早已撤走，但仍有大量的毒氣彈遺留在中國，並持續地給我們的同胞帶來傷害。

據參與毒氣彈訴訟案17年的律師羅立娟所言——目前國內報道的遺留毒氣彈是2000萬枚，日本人承認的是70萬枚左右。其中有些在日本戰敗時被扔到河裡，污染了水源；有些被掩埋于山洞或地下，說不定什麼時候就會泄漏傷人。

2003年齊齊哈爾「八·四毒氣泄漏事件」中的傷者 圖片來自網路

也就是說，日本製造的毒氣彈不僅曾在戰爭期間釀成多起慘案，它還威脅著我們的現在和未來——你不會知道下一顆毒氣彈會在哪裡被發現，又會傷到什麼樣的人。

而也正因如此，整個訴訟索賠的過程舉步維艱。畢竟很多人都不是戰爭期間受害的，小一點的受害人可能到現在還沒成年——他們跟戰爭沒什麼直接關係，但也是名副其實的「戰爭受害者」。

被毒氣所傷的孩子與遺留炮彈周圍的孩子

其實根據國際通行的《禁止化學武器公約》，日本政府本應在2012年4月29日前銷毀遺棄在中國的全部化學武器。然而日方在履約的時候卻多次拖延，至今仍未完成，至於跟毒氣彈相關的索賠訴求也幾乎全部被駁回。

而歷史專題片《秘密消失的島嶼》要做的，正是號召更多的人關注「毒氣島」，關注戰爭帶來的傷害，並督促日本政府正視那段歷史。

片中有兩個場景讓我難以忘懷。

曾經的毒氣製造者藤本安馬老人，因為當年長期接觸有毒物質，身體也受到了嚴重的侵蝕，發展到後來不得不切掉整個胃，每次吃飯都成為一種煎熬。

但儘管如此，他還是很努力地在吃，因為他覺得身上還承擔著為歷史作證的責任——必須吃了活下去，我死了的話就沒人做證詞了，我還不能死。

第二個場景是在大久野島上，藤本安馬為採訪者寫下製造路易斯毒氣的化學方程式。當被問到「您為什麼到現在還記得這麼清楚？」的時候，他說——

本來人是為了生活而學習的，而我學習製造毒氣卻是為了殺害中國人，我是罪犯。忘記方程式就是忘記犯罪的根據，所以我絕對不能忘記。殺害中國人的事實真相不能歪曲，也不能歪曲曾經作為英雄的事實。

正是本著這種實事求是的歷史觀，藤本安馬本人早在紀錄片播出的十多年前，便造訪了我們前面提到的河北北疃村，如實交代出自己曾經的所作所為，並向受害者家屬謝罪。

而就像《二十二》中，很多老奶奶現在提到日本人的暴行總是輕描淡寫一樣，那個曾說出「我非常恨日本人」的北疃村受害者李慶祥，在見到藤本安馬之後也並沒有表現出強烈的憤怒。而是表現出我們難以想像的寬容，一臉平和地說出了這樣一番話——

說出真相的人很少，他也是戰爭的受害者，大家都是受害者，但是他能承認錯誤把真相告訴我還是不錯的。

所以，我今天給大家推薦這部片子，講述毒氣為中國帶來的傷害，也不是想要喚起仇恨與憤怒。畢竟這麼多年以來，我們從來不缺仇恨，甚至有時候極端的仇恨情緒反而成為了助長遺忘的幫凶，甚至有時候當仇恨深入骨髓，我們漸漸忘記了思索——為什麼仇恨？仇恨又究竟能為我們帶來什麼？

我始終覺得，在這個泛娛樂化又充斥著各種極端情緒的時代，我們需要更冷靜的思考，更認真的銘記，歷史不是宣洩情緒的出口，它應該也必須得到更嚴肅的對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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