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贏了玄武門之變，之後說了一段話，卻成了唯一污點被罵千年

導讀：

今天來聊聊玄武門之變中那些被隱瞞了的真相。

可以豪不誇張的說，玄武門之變是李世民一生中最為重大的轉折點，它將李世民一舉推上了大唐帝國的權利巔峰，並開啟了一個彪炳史冊的歷史制高點。但是，不可否認的是，這個骨肉相殘的悲劇也是李世民一生都揮之不去的心理陰影……

所以在史學界一直有一種說法，正是因為玄武門喋血帶來的強烈負罪感，成為了李世民某種程度上自我救贖的力量來源，他不得不通過發憤圖強締造貞觀盛世，來試圖淡化或者消弱玄武門之變帶給自己的道德譴責。但是，也正是因為這種強烈的道德不安，也驅使著李世民做了一件飽受爭議的事。準確的說，就是李世民用手中的權力，執意干預了初唐歷史的編纂。

《貞觀政要》記載，在玄武門之變過去十幾年以後，李世民曾經向當時的諫議大夫褚遂良問道：「卿比知起居，書何等事？大抵於人君得觀見否？朕欲見此註記者，將卻觀所為得失以自警戒耳。」李世民的意思表面上冠冕堂皇，我可不可以看看你都記了什麼，「觀所為得失，以自警戒」。

可是褚遂良回到「今之起居，古之左、右史，以記人君言行，善惡畢書，庶幾人主不為非法，不聞帝王躬自觀史。」意思就是不論君王做了什麼事，無論善惡都要記載下來，而且也從沒聽說過哪個帝王親自觀史的。李世民碰了個不軟不硬的釘子。

但是李世民並沒有死心，又過了一年以後，李世民再次提出要觀「當代國史」。這一次，他直接找了當時的宰相、尚書左僕射房玄齡。提出：「朕每觀前代史書，彰善癉惡，足為將來規誡。不知自古當代國史，何因不令帝王親見之？」

房玄齡答曰：「國史既善惡必書，庶幾人主不為非法。止應畏有忤旨，故不得見也。」太宗曰：「朕意殊不同古人。今欲自看國史者，蓋有善事，固不須論;若有不善，亦欲以為鑒誡，使得自修改耳。卿可撰錄進來。」

李世民這次還是老調重彈，但是經過了上次的教訓，他就不再用試探和商量的口氣，而是直接下了命令，在這樣的情況下，房玄齡如果執意不給，那就相當於抗旨了。迫於無奈，房玄齡只好向皇權妥協，結果不出所料，李世民所看的正是那件他一生都忘不了的玄武門之變的經過記錄。

太宗見六月四日事，語多微文，乃謂玄齡曰：「昔周公誅管、蔡而周室安，季友鴆叔牙而魯國寧。朕之所為，義同此類，蓋所以安社稷、利萬民耳。史官執筆，何煩有隱？宜即改削浮詞，直書其事。」(《貞觀政要》卷七)

結果依然不出所料，看完了玄武門之變的原始檔案之後，李世民非常不滿意，當即命令房玄齡加以修改，並且提出了非常有名的上面那段段「指導性意見」，下面我們來分析一下李世民的這段話里，都隱藏了那些信息。

如果單純地從字面意思來看，李世民這段話說的一點毛病也沒有，甚至還隱隱的體現出了他作為一代明君的坦蕩胸懷和凜然正氣。李世民明面上告訴房玄齡，玄武門事件本來就是像「周公誅管、蔡，季友鴆叔牙」那樣的義舉，目的是為了「安社稷、利萬民」，所以史官大可不必有什麼思想負擔，更不必用「隱語」和「浮詞」來替玄武門事件進行粉飾。最後，李世民要求房玄齡及其史官們：在修改的時候不必有什麼忌諱，大可「改削浮詞，直書其事」！

但是從更深的層面來理解這段話，李世民所謂的「周公誅管、蔡，季友鴆叔牙」、「安社稷、利萬民」等語，其實是在暗地裡為並不光彩的玄武門之變定下了一個政治基調，也是為史官們修改史書提供一個欽定的指導思想。李世民的真正意圖，有點腦子的人都會看得出來，這是要史官們把那一段骨肉相殘的歷史經過，改寫成「安社稷、利萬民」的正義之舉，而負責修改的房玄齡等人，正是按照這種框架來修改史書的。

所以時至今日，史學界更普遍傾向於認為，在李世民的「授意」下，房玄齡等史官確實在記載玄武門之變經過的時候，在一定程度上對李世民作了美化，而慘死的李建成和李元吉，則遭到了不遺餘力的口誅筆伐。他們甚至被描寫成了徹頭徹尾的昏庸之輩和卑鄙小人，這樣的描寫可以見諸《高祖實錄》和《太宗實錄》中的記載。

也正是因為這兩朝實錄對李建成和李元吉的大肆描黑，所以就連後世的司馬光也不得不在《通鑒異考》中寫道：「按：建成、元吉雖為頑愚，既為太宗所誅，史臣不能無抑揚誣諱之辭，今不盡取。」，最令人感到無語的是，李世民通過權力的運用，迫使史官們總是對李建成和李元吉極盡歪曲之能事，而後世的史書，也正是從此時開始，無不受到這一惡劣影響，所謂直書其事，很多都是在文過飾非歪曲歷史，這正是應了那句老話「歷史都是由勝利者書寫的」，只是用親生兄弟的鮮血寫就的這段歷史，不知道對於一代明君李世民來說，他心裡是不是還有一絲愧疚呢？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