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無罪推定是應當被遵守的？

確認一個人是否犯罪，犯什麼罪，擔什麼責，是一個複雜的法律問題，需要由警察、檢察官和律師等訴訟主體參與其間共同博弈，依據法律和事實，遵循法律程序進行偵查、起訴和審判，最後由中立的法官來定奪。實施限制自由、羈押與進行檢控交付審判，並不意味著必然導致有罪判決結果的發生。被追訴人在整個刑事訴訟過程中，受無罪推定原則的保護。

無罪推定是沒有預設前提的刑事法治原則，在此原則下，公民無罪是絕對不容置疑的；從邏輯上講，無罪推定是假設性的規範性命題而非事實真實性命題。該原則所蘊含的重大價值是，公民究竟是否無罪不重要，重要的是假設任何人，在何時何地的任何行為都是以無罪為出發點，沒有例外。這個假定是可以被人的行為事實推翻的。推翻的基礎是證據，是一系列的能夠相互印證的證據體系。無罪假設是訴訟法上的需要，只是用假設的無罪來解釋人類的行為，而公民的行為屬性究竟怎樣則是另外一個問題。無罪推定原則之下，所有的人都是清白的，如果說他不清白，那麼證明他不清白的任務就交給了國家，而公民自己對此無須證明是否清白，更無須被強迫地供認自己有罪；只是作為例外，在特定情形下，在控方證明達到一定程度時，被追訴者應證明自己確系無辜。

由於有罪是帶有根本性的否定評價，會使被告人喪失一些機會、自由與權利。因此，有罪的判定主體具有唯一性，非法院及其法官莫屬。無罪的意義卻是廣泛的。無罪判決一經確定，即具有法的安定性的效力。從法律意義上講，被宣告無罪的被告人享受公民的待遇。但有罪則必須證明，必須由控罪的原告方提出，並且最終判定有罪的權力必須由法官行使，有罪是法官對事實的法律評價。無罪判決，因確認其犯罪不成立而成立；如果沒有證據表明真相或者控方不能充分證明被告人有罪，根據無罪推定原則，那麼訴訟證據存在的所有疑點指向的利益歸於辯方與被告人。

刑事訴訟法進行再修改時，必然會涉及如何看待這一根基性的法律原則問題。筆者認為，無罪推定原則是不附帶任何條件的基礎性原則，修改時應當完整地加以表述。但有學者認為無罪推定積極意義和消極意義兼備，引人注目的消極後果是，一些確有犯罪事實的人已經在無罪推定原則的羽翼下，逃脫了法律的懲罰。筆者認為，逃脫法制制裁不是無罪推定的過錯，而是人類認知案件真相所不可避免的必然要犯的錯誤。即便是有罪推定也不可能制裁所有的犯罪，設計一部不枉不縱的法律是理想國中的完美主義者，是永遠不可能實現的「烏托邦」。無罪推定有時可能使一些犯罪人逃脫了法網但不會冤枉清白者，但有罪推定不但會冤枉清白者，而且在誤判無辜者的同時也放縱了真正的犯罪人。兩者相比，無罪推定是犯一次性錯誤，有罪推定是犯兩次性錯誤，在不可能不犯錯誤的情況下，選擇犯一次性錯誤而不是兩次性錯誤是人類的智慧所在。無罪推定是程序法制的最終抉擇，法制不能讓無辜者蒙冤；再好的法制也不能做到不枉不縱。這是無罪推定的基本要義，也是立法者對不同訴訟價值甚至相互衝突價值進行權衡後不得不做出的無奈選擇。

筆者也不同意在肯定無罪推定原則的同時，對犯罪主體、犯罪類型進行劃分。無論是由公安機關偵查的普通刑事案件，還是由檢察機關偵查的職務犯罪案件，其訴訟本質與規律都是一樣的，即必須圍繞確定犯罪人和發現事實真相來展開。無罪推定的邏輯起點是設定公民遭受公權機關追訴的最低底線，依此限制追訴權的行使，對不同的犯罪主體的犯罪能力在所不問。普通公民犯罪和公職人員犯罪，都應當嚴格地適用無罪推定原則而無任何例外，這也是堅持法制原則的前提和基礎。

（原載《檢察日報》2005年10月24日）

書名：步履在法殿堂的門畔

作者：王新環

出 版 社：清華大學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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