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當年的落後，都怪文言文嗎

文 |陳季冰

中小學語文教材中文言文內容應該佔多大的比例？是一個極易引發激烈爭訟的話題。這主要是因為，對這個問題的討論經常把人們帶入政治或意識形態之爭。

正是由於這個緣故，我主張在討論這個問題時首先要確立一個基本前提，即將政治和意識形態內容撇除出去，把它還原為一個比較純粹的教育問題。

退一步說，即便考慮到語文這門學科有其特殊性，不可能完全剔除意識形態內容（歷史學科在這方面更加明顯），我們也應當清晰地把這場討論區分為兩個不同層次的問題，它們不能糾纏在一起，更不能混為一談。

我本人明確主張，應大幅增加中小學語文教材中文言文和詩歌內容，甚至文言文內容應該超過白話文，成為語文教材的主要部分。我在提出這個觀點時幾乎沒有任何意識形態方面的考量，我的立足點純粹是語文教育本身。

我在「冰川思享庫」微信公眾號發表《強烈建議！中小學語文應至少一半文言文，1930年以後作品原則上不收》一文之後，受到了無數猛烈批評和尖刻嘲諷。這些都在我自己的預期之中。

比較遺憾的是，這些批評和嘲諷中的大多數都建立在對我文章的錯誤理解之上，它們似乎把我的意思理解成了鼓吹恢復使用文言文。這也再度證明了一個令人悲哀的事實：當代中國的語文教育對於培養人對文本的理解力方面是多麼失敗！語文教育是多麼迫切需要改革！

▍「沒用」的知識就不該學？

粗略梳理一下反對提高語文教材中文言文比例的觀點，我發現理由集中於以下兩點：

第一，現代中國的書面語言已是白話，教材中大量增加文言內容必然意味著學生受到的白話文訓練將大量減少，這將不利於他們未來走上社會以後的讀寫能力。

這種觀點之所以是錯誤的，原因在於它將文言看成了與白話風馬牛不相及的兩種不同知識，彷彿讓學生學習更多文言是讓他們學習一門早已經不再使用了的外語似的。

實際上，我的觀點在那篇文章里已經表達得很清晰——如果我們想要寫比現在更好的白話文，我們就應當努力學習更多的文言文。文言與白話雖然存在巨大的差別，但畢竟是同一種語言。相比只有100年短暫歷史的白話文，擁有3000多年悠久歷史的文言文所蘊含的優秀作品要多得多。因此，它們對於現代中國人提升語文能力所能提供的滋養也比白話作品多得多。教育——尤其是中小學——的目標應該是打好知識基礎，語文教材所選擇的內容應該是最優秀的作品，而不是最新的作品。

我還堅持認為，只有不到100年官方正式地位的白話文迄今仍不能算是一種成熟的書面語言，未來還需要有很大的發展和提高。縱觀世界各民族的歷史，推動書面語言發展的源泉無非來自三方面：一是以前的文學經典；二是當代的民間口語（包括各地方言和各個時代不斷湧現出來的新的話語方式）；三是來自其他民族的「外語」。這其中，前兩個因素是決定性的。因此，如果切斷了文言文的傳承，便等於砍掉了現代語文兩條腿中的一條。

比照歐洲，我們會發現，無論屬於哪一種語系，歐洲各民族的書面語言中無不處處滲透著拉丁語（還有希臘語）這種古代書面語言的強烈影響。

有人會立刻反駁說，現代西方語文已經不再向學生教授拉丁語。我認為，這首先不是一個嚴謹的表述。直到不久前，歐洲各地還有大量專門教授拉丁語和希臘語的專業「語法學校」。甚至直到今天，在西方國家，受過良好教育的人士懂拉丁語的依然不在少數。其次，歐洲主要國家的民族書面語言都已經形成至少500年，期間誕生了用這些民族語言創作的大量優秀作品，這與中國稚嫩蒼白的白話文學不可同日而語。

更進一步說，認為一種知識沒有直接的「用處」就沒有必要學習，是典型的實用主義觀念，而且還是庸俗化了的實用主義。

教育的目的當然是為社會培養有用人才，然而，一個人所掌握的知識是否「有用」，至少包含三個不同層次：首先是價值觀；其次是思維方式；最後才是適應社會生活的具體技能。按照「文言文沒有實際用處就不應該學」的邏輯，語文教材中就也不應該收入大量文學性的作品，特別是詩歌——絕大多數學生日後走上社會，並不會從事文學工作，他們將要讀和寫的文字，多是一些公文、報告、賬目之類的應用文體。這麼說來，語文教材應該主要選擇公文和書信之類內容？

更何況，人們生活在社會中，還會有大量非實用的審美需求。

基礎語文教育的功能是培養學生對書面語言的理解和實用能力，至於這種能力如何更好地使用到某種具體的社會實踐中去，那應該是學生在走上社會後通過自我學習和適應來完成的。而在書面語言的理解和實用能力訓練方面，我認為文言範文比白話作品能夠提供的養分多得多。

所以我十分有把握地說，如果一個人有了很好的文言功底，他寫不好白話文，幾乎是不可能的。反過來，如果一個人對文言文一竅不通，他能夠寫一手漂亮的白話文，幾乎也是不可能的。

▍文言文導致中國人不善邏輯？

反對提高語文教材中文言文比例的另一條主要理由是：白話文也有大量優秀作品可供選擇。而且，文言文也有它的嚴重缺陷，中國古人在用文言文寫作時往往忽視邏輯，濫用想像和類比，使文章經常顯得很不嚴謹，缺少精確性。過分強調學習文言文，不利於提高學生的邏輯思維能力

首先，關於中國現存的經典作品中究竟文言的多還是白話的多這個問題，我認為是不必討論的。如果在這一點上都達不成基本共識，那麼我們的所有討論就都是白費力氣。

其次，許多文言文作品中的確存在上述問題，這一點我是基本同意的。孟子流傳千古的「人之性善也，猶水之就下也」的「性善論」論述，就是這種不講邏輯的思維方式的典型例子。雄辯而善辯的「亞聖」尚且如此，遑論其他人。

然而，這是思維方式的缺陷，而不是語言的缺陷，我們不能將二者混為一談。我甚至也願意承認，思維結構與語言結構有密切的關係。但假如我們想要使未來中國人的思維方式更加嚴謹、更加有邏輯性，恐怕應該去更多學習西方的科學理性，而不是妄想改造我們的語言。一個民族的語言是傳統自然延續的結果，並不是人可以有意識、有計劃地設計和改造的。

如果說文言文必然承載著中國人普遍不善邏輯的文化缺陷的話，那麼這也必然是白話文的宿命。與思維結構有關聯的所謂語言結構並不僅僅指書面語言，口頭語言也同樣包含在內，而且後者對思維的影響或許更大——人究竟是以說話的方式想問題的，還是以寫作的方式想問題的？

自從白話取代文言成為官方正式書面語言後，中國人的理性和邏輯水平就隨之提高了嗎？過去100年的歷史已經證明，事實可能完全相反。當然，我並不會認為那是白話文的罪過，就像我也不會認為古代社會的問題應該記在文言文賬上一樣。

因此，這種觀點的錯誤之處在於，它試圖讓語文教育承載它註定載不動的宏大使命，而這一使命本身就是含混不清的。文言文做不到的東西，白話文同樣也做不到。

我從來就不主張語文教材中增加太多思想性很強的文言文內容，比如諸子百家的經典。這些完全可以讓有這方面興趣的學生自己去涉獵，真正應該在教材中增加的是優秀的文學作品。有人說，在崇尚「文以載道」的中國古代，思想與文學是很難分開的。這當然是對的，不過我的意思是說，在選擇教材課文時，我們應當強調文學性優先的標準。

▍中國曾經的落後，都怪文言文門檻太高？

最後，我還是有必要簡單談一談圍繞語文教材內容爭論的另一個層次的問題。

一談到文言與白話的關係，許多人立刻會自動地將它轉換為「復興傳統」與「面向未來」的關係。在我看來，這是一種本能和直覺反應，從未經過深思熟慮。

將「傳統」與「現代」對立起來，是五四新文化運動以後在中國知識分子中形成的一種主導敘事。100年來，無論是傳統國粹派還是現代進步派，無不受到這種二元對立敘事的深刻影響。文言與白話的對立，只是傳統與現代的對立的「母題」中的一個「子項」。但由於五四新文化運動本身即是從倡導白話文發端的，所以它比其他子項顯得格外顯眼。

然而，過去100年的中國歷史已經證明，「傳統-現代」的二元對立思維模式是一種虛幻的偽敘事。它充其量只能顯示那一代中國啟蒙知識人對於來自西方的現代化是多麼地缺乏認知！我還進一步認為，這恰恰體現了他們自己身上所繼承的傳統文化中缺乏科學理性的嚴重先天缺陷——而這正是他們急於猛批的。人的思維由內容和模式兩部分構成，思維內容的改變相對容易，思維模式的改變是極為困難的。

今天我們完全可以心平氣和地對西方現代化過程作一次再審視，我們應該能夠發現，經歷了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和啟蒙運動，西方文明與中世紀相比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革，但西方主流意識形態中從來沒有出現過將傳統與現代對立起來的觀點，即便是中世紀的最激烈的批判者也沒有喊出過「打倒耶家店」的口號。這難道不足以引起我們深思嗎？

這有點扯遠了，讓我們還是回到文言與白話的主題上。

長期以來，中國知識階層接受了一種貌似已經蓋棺定論的真理：中國之所以落後，一個重要的原因是由於同口語分離的文言文（還有筆畫繁複的文字）對大多數普通人掌握文化構成了嚴重障礙。白話文運動以及後來的文字簡化運動，都是基於這種認識。

但現在看來，這種論調是站不住腳的。越來越多有識之士指出，胡適、陳獨秀們從一開始就搞錯了問題的方向、找錯了敵人——就文化發展而言，真正本質的「中國問題」不是文言白話孰優孰劣，而是當時中國教育的普及程度太低，文盲太多。事實上，對那些從小就受過良好教育的傳統精英士大夫（包括胡適和魯迅本人）而言，文言文一點都沒有造成任何障礙。

再看看我們的鄰國印度，這個國家中受過中學以上教育的人幾乎都能說一口英語，並使用英語讀寫。這是因為印度民族眾多，語言不統一，加之歷史上長期被英國殖民，因而中學以上的教材大多都是用英語編寫的。換言之，相當多印度人的口語和書面語言也是兩種不同的語言，嚴格說他們的正式書面語言是一種與本民族語言完全不同的外國語言！那麼，它對印度的文化和經濟發展究竟是一種障礙，抑或是一種促進？至少我從未聽人說過英語書面教育阻礙了印度的現代化，今日印度的真正問題依然在於：它的普遍教育水平太低。

懂得了這個道理，那些現代「進步派」人士就完全沒有必要擔心學習文言文會阻礙我們的下一代去「擁抱未來」。至於那種認為白話文蘊含了面向未來的「先進性」的觀點，更是令我覺得十分奇怪。白話並不是什麼新生事物，它也是中國人使用了成百上千年的古老交流媒介，只不過以前很少人用它來寫作而已。鴉片戰爭以前的中國人就是用它來說話的，義和團拳民們也是用它來上傳下達的，我一點也看不出它比文言有什麼「進步」。這些進步派人士真正應該做的是鼓勵更多和更好的英語教育，而不是反對文言教育。

今天重新討論這個問題，並不是想要證明文言文比白話文更優越。另外，我鼓吹增加語文教材中文言內容，並非寄望過通過它來實現文化復興的宏大志向。我只是希望將來我們能把文章寫得比現在更好。

白話文的官方正式地位如今已是一個牢不可破的既成事實，它也的確符合時代變化的需要。然而，走過五四運動百年以後的今天，我們的任務已經不是強調白話文有多麼好，而是將這門年輕的書面語言提升到更高的水準。而在我看來，不從文言文的偉大傳統中充分汲取更多豐富的養料，白話文的明天就不可能更美好。

本文原標題《要寫更好的白話文，就需要學更多文言文》。

【作者簡介】

陳季冰| 騰訊·大家專欄作者，就職於上海格致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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