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珩：掌故必須經得起細節考究

用趙珩自己的話說，他所經歷的少年時期，是中國社會的一種非主流狀態。這種出乎意料般順利的人生給了趙珩優遊世外的資本，同時，永遠當旁觀者的經驗讓趙珩對於掌故之學情有獨鍾。

在趙珩看來，掌故絕非「某年月日，張三一頓吃了六個饅頭」之類的無聊記錄，必須以當時社會風土人情或文化精英的生活為載體。同時，掌故必須經得起細節考究，甚至本身能夠印證史料依據。

提及掌故，自然繞不開中國自魏晉以降的名篇如《世說新語》、《齊東野語》、《萬曆野獲編》。而對於近代掌故軼聞資料，趙珩尤為推崇黃濬的《花隨人聖盦摭憶》、郭則沄的《知寒軒談薈》以及張伯駒的《春遊社瑣談》。此外，趙珩對於包天笑有關上海洋場風月的回憶文集《釧影樓回憶錄》評價頗高。

「事實可靠」是趙珩衡量一部掌故內容優劣的主要依據，對於人們熟知的掌故大家如鄭逸梅、高拜石，趙珩並不諱言其作品中的許多不可靠之處。即便是對於滿族親貴出身的唐魯孫，趙珩也在閱讀中發現過難以考證的引據。

「唐魯孫先生的書里寫我伯曾祖勸降張作霖時，曾經讓人包了十八個雞舌頭餡的餃子。這段材料，我反覆去查證，沒有找到出處，也從沒聽我家人說過。」

掌故與回憶錄一樣，即便是當事人，也很難克服記憶上的訛誤。趙珩對此深有體會，他曾多次在文章中提到自己在1986年來上海拜訪施蟄存等一批老先生。直到不久以前，有人給他抄錄了黃裳先生的日記，裡面清楚提到應該是1987年的5月某日，趙珩自北京來訪，深談某話題云云。

即便在《故人故事》中，趙珩依然犯下疏漏。在這本新書中，關於紅豆館主愛新覺羅·溥桐的死期記錄為1952年，根據反覆考證，現在已經確定應該更改為1950年。

「掌故和詩詞，是一般人接近史學的重要途徑。許多研究者最初正是從這兩項愛好入門。」但這對於趙珩並不完全成立。身為世家子弟，趙珩從未對祖先身處的近代史產生過特別的興趣。偶爾，家裡會有歷史專業的博士造訪，聊起趙爾豐、趙爾巽兄弟的往事，趙珩總是盡量配合，他仍會在談話中收穫自己毫不了解的信息。

趙珩所搜集的掌故中，有相當一部分是來源於家人轉述，比如他的兩位祖母，「她們的文化水平不是很高，但確實是第一手資料。我需要將她們說的核對一下時間。」趙珩的伯曾祖（趙爾巽）當時被袁世凱任命為國史館館長，袁世凱派「花車」（即專列，一般由三節組成）來接的。那麼到底是哪年？趙珩就去查了很多資料。

關於北京，趙珩認為寫得最好的是常瀛生先生（愛新覺羅·瀛生）的書，「他書里的內容最為客觀。但常先生有個問題，就是他沒整理出什麼思想，僅僅單純記錄。但是這種記錄是非常可靠的，詳實的。」

因為，趙珩本身擁有優渥的出身，那麼「掌故學」是不是也有貴族之學的成分？趙珩覺得不完全是。有些人是平民出身，對掌故也很感興趣。其實，掌故更多是作為正史入門的東西。

掌故與口述史的區別，趙珩講，現在的口述史有個問題，找的談話者主觀成見太強烈。掌故的話，不能這麼主觀，有時甚至得有一些旁觀者的詼諧。「我不太特別推崇口述史，現在他們找的人層次比較低，另一個原因，我就說唐德剛記錄張學良的口述，裡面訛誤太多了，唐德剛本人對這本書也不滿意。」

價值閱讀延伸

【簽名鈐印本】《掌故（第一集 ）》

（徐俊主編，中華書局2016年6月版，一版三印，32K精裝，主編徐俊，嚴曉星簽名，鈐「伯鴻書店」印章一枚）

延續晚清民國掌故寫作的傳統

銜接宋元明清筆記文體的氣脈

有一代人的心史,就有一代人的掌故

邀請趙珩、陳徒手、胡文輝、嚴鋒、譚伯牛等近二十位當代知名作者，聚焦近代以來、百餘年內的文壇、學林、政界、藝苑的人物與故實，考訂周詳，見解通達，道人之所未言，成此《掌故》之書，采之可以裨信史，足以豐富我們對相關歷史人物與歷史事件的了解。

《掌故》聘請鍾叔河、董橋、陳子善、趙珩、白謙慎五位先生為顧問，由百年中華書局誠意推出，並以趙珩先生家藏溥心畬、溥雪齋、關松房等人畫作製為16面彩色插圖，精緻大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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