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八月」有點冷，他親眼目睹了醫院中一系列「以愛之名」的殺戮

影視漫記

《八月的霧》：「凈化」的迷夢

作者：《延河》雜誌社 馬小鹽

二戰期間，希特勒治理下的德國，不但對猶太人進行瘋狂的種族滅絕，同時為了凈化本民族的雅利安血統，還對德國公民進行種種離奇古怪的法律限制：不許與猶太人、吉普賽人等外族通婚。因希特勒認為現代的日耳曼人，就是古典時代的雅利安人，亦是繼承神的意志的光榮民族，是地球上最為優秀的人種，與非雅利安血統通婚，會玷污日耳曼人的高貴血統。

電影《八月的霧》海報

之後，為了製造純種的「雅利安嬰兒」，納粹發起了「生命之源」計劃，每到一個被佔領國，納粹就挑選當地金髮碧眼的美麗女士（納粹認為金髮碧眼是雅利安血統最為明顯的外在特徵）與精壯的德國軍官發生性關係，並專門成立了多個名為「勒本斯多恩中心」的「生育農場」。其時，至少有8000名「雅利安嬰兒」以這種方式誕生。二戰後，這些嬰孩因為無父無母，又是納粹「生育農場」的實驗品，飽受人世間的歧視與痛苦。與此同時，納粹也忙於在本種族內施行凈化行動。1934年1月，納粹開始給40多萬人進行絕育手術，這些人包括妓女、精神病人、殘疾人、罪犯等納粹認為會玷污「神族」血統不配生育的人。1939年，又開始給先天畸形、罹患疾病的兒童進行安樂死。電影《八月的霧》講述的便是這一真實的歷史事件。一位葉尼塞流浪兒，因生性聰穎，又調皮搗蛋，被收容進納粹的一家醫院。在這所醫院裡，他目睹了一系列以關愛之名進行的冷血殺人事件。

影片中的院長，初看上去是一位和藹的醫學學者。他待人溫文，像父親一般和醫院裡的病孩一起玩耍，有時還贈送孩子們好玩的小禮物。然而，他關心孩子，與孩子們一起嬉戲，根本目的，無非是判斷哪一個孩子已經病弱至在他看來不適合生存，該上他的死亡名單。他父親式的溫厚面具之下，是自詡科學地操縱他人生死的殺人意念。影片中直接執行安樂死的護士小姐，身材傲人，面貌溫柔，看上去宛若天使降臨人間。但就是這樣一個擁有天使外貌的人，給無論病弱還是健康的兒童執行起安樂死來，皆笑靨如花，毫不手軟。顯然，在院長大人與護士小姐的眼裡，殘疾者、罹患疾病者、忤逆者、流浪者等孱弱兒童不適合生存於世，他們是這個世界的病菌。這些兒童的存在，不但不利於純正的雅利安血統，自身亦會覺得身處煉獄。他們給這些兒童所賜予的安樂死，是一種上帝一般的宣判，更是一種科學的人文關懷，他們便是「上帝+科學」的新權威與新理念。

德國哲學家阿多諾，因此發出「奧斯維辛之後，寫詩是野蠻的」感嘆。在阿多諾看來，文明與野蠻不是簡單的二元對立，文明的內部蘊含著一個名叫野蠻的胎兒。整個現代文明的啟蒙運動中，就內涵著這股不可阻止的野蠻力量。阿多諾對極權主義這一哲學釋讀，電影《朗讀者》也對此給予了最為犀利的反駁。

對此，猶太哲學家阿倫特的哲學釋讀是無有獨立思考能力的人所犯的「平庸的惡」。但事實上，納粹時期很多精英亦參與了這一大規模屠殺，也有知識人高聲歌唱著參與了這一對死亡的頌歌，她鍾愛一生的哲學導師海德格爾便是其中之一。

義大利哲學家阿甘本則認為是政治權力將人類生命「牲人」化的後果。但阿甘本所謂的「牲人」指涉的不僅僅是極權社會下，人們有被「牲人」化的危險，而且現有資本主義社會，都有這樣的潛在危機。阿甘本哲學理念中的「牲人」，是福柯的生命政治的極端版，也是阿多諾「否定辯證法」的延續版。福柯的權力-主體（權力管制主體、形塑主體）、主體-權力（主體影響權力的最終走向）這一互動的生命政治觀，在阿甘本那裡完全演變為權力-主體的單向度。政治（權力）將人類生命完完全全地捕獲、徵用、控制，生命被政治直接物化為「牲人」。阿甘本生命政治的另一個與「牲人」概念相隨相伴的重要概念是「例外狀態」。所謂例外狀態就是主權（國家）擁有者隨時可以宣布進入了例外狀態，因此我們任何人都有隨時成為「牲人」的危險。阿甘本將福柯的生命政治激進化，我個人並不贊同，但他的「牲人」理論，用於解釋法西斯式慘不忍睹的歷史事件，卻比阿多諾、阿倫特等人的哲學理念更為恰當。

影片里的院長，便是將孱弱兒童「牲人」化的典型。剛開始給醫院病弱兒童安樂死時，院長尚遵循基本的醫學判斷，也就是說，他在觀察一番後，看哪個孩子適合繼續生存下去，而後確定將哪一個安樂死。越到後面，他對他人的死亡越無動於衷，即使對方是一個健健康康的兒童，只要忤逆了他的神聖旨意，他也會將對方「牲人」化，從而大開殺戒。這告訴我們，極權主義之所以大規模發生，在於這種邪惡的制度，能夠引發出每一個人內心深處深藏的來自人類祖宗的遠古獸性。我們每一個人的內心深處，沒準居住著一個小小的「法西斯」。一旦環境適當，便會茁壯生長。

這是一部令人悲傷的電影，導演的敘事冷峻而疏離，卻令人看完無法忘懷。

文章原載於社會科學報第1569期第8版，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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