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高祖劉邦的貨幣戰爭：為什麼允許百姓造假幣卻沒發生通貨膨脹？

作為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布衣天子，劉邦得天下的過程非常得艱難，就像他對陸賈所說的，「乃公居馬上而得之，安事詩書！」老子策馬揚刀打下來的江山，用得著《詩經》、《尚書》這些鳥玩意兒嗎？

看起來就是個老粗，所以有人說他是農民、遊民、遊俠、流氓，各種各樣的身份，甚至認為他是因人成事，全靠無賴性情和能人相助，其實這忽略了一個最重要的點，就是劉邦對於人性的把握無與倫比，這才是他屌絲逆襲的最大本錢。

而最能測試人性的，無過於「錢」，它從漢帝國的盟友，逐漸變成皇帝的敵人，可謂稱量江山之重的砝碼，更是把握西漢前70年舊制度與大革命脈絡的密碼。

01

《史記·平準書》記載：

漢興，接秦之弊，丈夫從軍旅，老弱轉糧饟，作業劇而財匱，自天子不能具鈞駟，而將相或乘牛車，齊民無藏蓋。於是為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錢，一黃金一斤，約法省禁。而不軌逐利之民，蓄積餘業以稽市物，物踴騰糶，米至石萬錢，馬一匹則百金。

第一句話最常見，課本里都有，就是國民經濟瀕臨崩潰，後面一句加粗的才是重點，劉邦的經濟政策是允許百姓鑄錢，「約法省禁」，就是減少對商賈限制的法令，造成的結果就是物價飛漲。

這事兒，如果只看到民生凋敝，可有點不像現代人了啊。

電視劇《楚漢傳奇》中的劉邦

《史記·平準書》里這段記載，咱得研究下時間，就是「漢興」，能作為這個節點的，有倆，一個是公元前206年，漢高祖稱漢王，另外一個是稱皇帝，這是在公元前202年，結合書中後面的話來看：

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

「丈夫從軍旅，老弱轉糧饟」的形容，正是《史記·項羽本紀》里說「楚漢久相持未決」時的形容詞，可見「漢興」應是漢高祖稱漢王，「天下已平」則是平滅項羽、建朝稱帝。在這之間，正是楚漢戰爭期間，軍事陣營可以籠統稱為楚漢對峙，在現實的統治版圖上，又是多個諸侯王國並存，比如趙國、齊國、燕國等等。

過往討論漢初貨幣史的學者，常常拿《史記·平準書》里1石米10000錢的數字來論證漢高祖「令民鑄錢」帶來的危害。但是， 我們必須指出的是，這個極限物價的背景，是漢二年的「關中大飢」，還有戰爭中商賈的囤積居奇，在此條件下往往是「有價無市」，並不值得作為正常經濟條件下的證據。

在戰爭狀態下，獲取戰爭物資是第一要務，既是壯大自己，也是削弱敵人。

漢高祖採取的「令民鑄錢」與「約法省禁」，前者其實是人為製造境內的通貨膨脹，後者則是用漢國疆域內的高物價來招引商人販運，兩者互為表裡，把秦始皇強制推行的「半兩錢」當做經濟戰的武器來用。

這個策略的效力如何，史書沒有記載， 但是劉邦能以更小的直轄地盤跟項羽拼消耗，其結果按照《史記·項羽本紀》的記載則是：

是時，漢兵盛食多，項王兵罷食絕。

這才是真正的貨幣戰爭，而之所以能夠執行下去，劉邦必須要感謝秦始皇。

我們都學過「秦始皇統一貨幣」，全國通行黃金和「半兩錢」。

秦半兩

《史記·平準書》的說法是：

及至秦，中一國之幣為等，黃金以鎰名，為上幣；銅錢識曰半兩，重如其文，為下幣。

「半兩」是一個重量概念，秦制1兩等於24銖，半兩也就是12銖，「重如其文」的意思是標準的秦半兩錢的重量就應該是12銖。

《史記索隱》引《古今注》的記載直接點明重量，還補充了直徑：

秦錢半兩，徑一寸二分，重十二銖。

然而，該說然而了，理論是豐滿的，現實是骨感的。

在秦始皇陵園西側的趙背戶村，發掘刑徒墓32座，其中29號墓出土半兩錢37枚，32號墓出土3枚，直徑最大的3.4厘米，最小的只有2.33厘米，最重的6.01克，約合秦制9銖，最輕的1.35克，約合秦制2銖。

在陵園北側的魚池村遺址共出土半兩錢540枚，多數錢徑在2.64-2.83厘米之間，重量在2.20克-3.80克之間，約合秦制3.3-5.7銖。

在兵馬俑1號坑、上焦村秦墓也有半兩錢出土，直徑分別為2.72厘米、2.5厘米，重量分別為4.1克、3.05克，分別合秦制6.15銖、4.58銖。

重量在3-6銖之間的，可以稱作中型半兩錢，在考古發現中最多，反倒是達到12銖的卻並不多。（見《西漢前期貨幣改革新探分析》，作者：王冕）

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戶律》殘簡

《睡虎地秦墓竹簡·金布律》規定：

官府受錢者，千錢一畚，以丞、令印印。不盈千者，亦封印之。錢善不善，實雜之……百姓市用錢，美惡雜之，勿敢異。

這段秦律提到了兩點，一個是官府收錢，無論錢好還是壞，都要收；另一個是百姓買賣用錢，好壞也要收，不許區別對待。換句話說，在秦朝法律概念上，3銖重的半兩錢和12銖的半兩錢是一樣的。

漢高祖沿用了這條秦律，卻允許百姓自行鑄錢，也就意味著，這種把1個12銖的半兩錢融了鑄成4個3銖的半兩錢的戲法是合法的……毛利潤300%。

《漢書·食貨志下》補充了《史記》的說法：

漢興，以為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莢錢。

莢錢因為形如榆莢而得名，重三銖，彭信威先生在《中國貨幣史》中以考古發現為依據，質疑《漢書·食貨志》的記載：

莢錢有輕不到一銖以下的，劉邦不會叫人民做這種突然的減重。

可見，理論上應重3銖的莢錢在真操作的時候，又減到了不到1銖，不到1克，風吹絕對能跑，上面還寫著倆字「半兩」，這種的毛利潤，1100%。

不過彭先生可能低估了劉邦爭天下時手段的無恥，恰恰是這種莢錢，才能以300%以上的利潤，帶來民間商賈、豪強瘋狂鑄錢的效果，最重要的是，新興的漢帝國還沒有開收貨幣稅，一刀下去，肯定把項羽治下的國民經濟折騰得五勞七傷了。

這種印假鈔折騰對手國民經濟的手法，劉邦絕對是前無古人，後面的來者，甚至要到20世紀才出現。

02

按照我們一般的理解，劉邦的這種人為通貨膨脹應該是一把雙刃劍，既能傷敵也能傷己，然而，漢朝的歷史卻給出了另一個答案。

漢高祖開放民間鑄錢，如果是在漢元年（前206年），到漢文帝時代結束的後元七年（前157年），總共49年間，只有高後二年（前186年）—文帝五年（前175年）是「禁私鑄錢」的時期，也就是有38年下放鑄幣權給民間。

《史記·律書》記載了漢文帝時人民安居樂業的景象，特別點到了糧價：

故百姓無內外之繇，得息肩於田畝，天下殷富，粟至十餘錢，鳴雞吠狗，煙火萬里，可謂和樂者乎！

漢文帝像

也就是說，1石粟10幾個錢就能買到。此時的「行錢」，也就是法定貨幣是「四銖錢」，即4銖重的「半兩錢」，根據出土文物實測，漢文帝時的四銖錢，最輕者竟然有0.2銖（見林德春、陳擎《試論漢代通貨膨脹》）的，這相對於標準秦半兩錢，重量相差60倍！

就算是標準的四銖錢比標準的秦半兩，也差3倍，再看睡虎地秦簡記載秦始皇在位時的米價，1石也要30錢，這個計價的可是「秦半兩」。

我們假設秦漢鑄錢的材質相同，以供需決定價格的理論來反推，難道說漢文帝時代糧食產量或者說市場流通量達到了秦始皇時代的120倍？或者說至少6倍？

肯定不可能！根據葛劍雄《中國人口史》第一卷的研究，秦始皇統一中國時，全國人口應在4000萬左右，漢高祖時，全國人口應在1500萬-1800萬左右，漢文帝時，全國人口應該也就是3000萬左右，還沒有恢復到秦始皇時代的水平，農業生產能力自然不可能有100倍的增長。

這是隔代比較，以漢文帝之前的時代，即呂后《二年律令》里所見的物價來看，芻，也就是喂牲口的草料，《田律》法定折算是1石15錢，稾，也就是秸稈，折算是1石5錢，糧食竟然比草料還便宜？

要知道，與我們一般的認知不同，司馬遷雖然是漢朝人，對於呂后這個異姓女主的評價也不是一般地高，他在《史記·高後本紀》里寫道：

太史公曰：孝惠皇帝、高後之時，黎民得離戰國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無為，故惠帝垂拱，高後女主稱制，政不出房戶，天下晏然。刑罰罕用，罪人是希。民務稼穡，衣食滋殖。

也就是說，在惠帝、呂后時代，西漢的經濟已經開始回歸正軌，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在逐步提升。

那麼，到底是什麼導致了漢文帝朝物價的逆增長呢？說好的通貨膨脹哪兒去了？

莢錢

我們還是先看看「私鑄錢」的數量。眾所周知，金屬鑄幣和現在通行的紙幣不一樣，它的發行量直接受制於工藝和規模，還真不是想造多少就造多少。據《漢書·食貨志》記載：

自孝武元狩五年三官初鑄五銖錢，至平帝元始中，成錢二百八十億萬餘雲。

119年間，鑄錢280億枚，平均1年鑄造2.35億枚，看起來不少吧？咱們假設西漢建國以來私鑄的五銖錢每年都有上林三官的產量，38年自由鑄造私錢的周期，應成錢89.3億枚。

看起來挺可怕的吧？還是看數據吧。

《漢書·王嘉傳》載：

孝元皇帝，奉承大業，溫恭少欲。都內錢四十萬萬，水衡錢二十五萬萬，少府錢十八萬萬。

《太平御覽》卷627引桓譚《新論》云：

漢宣以來，百姓賦斂，一歲為四十餘萬萬，吏俸用其半，餘二十萬萬，藏於都內，為禁錢。少府所領園池作務之八十三萬萬，以給宮室供養諸賞賜。

王嘉和桓譚所述的時代類似，漢宣帝、漢元帝兩父子當政時期，算賦、口錢、更賦這三個常項貨幣收入是40億錢，據黃今言先生計算，這個數字應該只是上繳大司農的「都內錢」，如果算上地方郡縣提留的數目，應該有65億之多。

漢高祖統一之初，全國人口約為1500萬-1800萬，基本相當於宣帝、元帝時期的1/3，上述三項都是人頭稅，考慮到高、惠、文三代中央直轄的郡縣人口又佔全國的1/2左右，則每年西漢政府以人頭稅的方式回籠的貨幣，就在10億錢左右。

這部分只是政府收入，還有皇家收入，也就是少府掌管的部分，即便沒有漢武帝之後鹽鐵專營的收入，少府主管的「山川林澤」的貨幣化收入固然到不了宣帝朝83億那麼多，也不容小覷，至少比大司農收入要多，也就是最少10億錢。

哪怕以最保守的演算法，高、惠、文三朝一年僅以賦斂的模式回籠的貨幣就達到20億錢以上，到漢文帝執政後期，由於人口的增長、商業的發展，數字可能要突破30億。

拿這個數字對比，38年私鑄的銅錢，也就是西漢政權一年貨幣收入的2倍左右，市場上還需要現金流通，所以，西漢王朝前期面臨的主要貨幣問題根本不是通貨膨脹，而是「錢荒」，粟價跌到1石10餘錢的主因並不是生產比秦朝有了100倍的躍升，而是中國傳統王朝經常出現的「錢重物輕」。

03

上文中我們引用了《史記·平準書》的記錄，只說了漢高祖「令民鑄錢」，之後由於商賈囤積居奇操縱物價，搞了懲罰性的措施，「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

糙點說，就是得了天下，劉邦翻臉了，以社會地位的手段羞辱商賈，以重稅的手法「困」商賈，也就是「薅羊毛」，但是，並沒有禁止「民鑄錢」。

因為他有更好的辦法，即《漢書·高帝紀上》說的：

（高帝四年，公元前203年）八月，初為算賦。

算賦是人頭稅，《漢儀注》的解釋是：

民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齣賦錢，人百二十為一算，為治庫兵車馬。

漢高帝四年，楚漢戰爭已經接近尾聲，15歲到56歲的百姓每人要繳120錢作為算賦，這是人頭稅，非常大宗的貨幣收入，用途就是置辦武器裝備，大幾百萬、上千萬的人口能收多少錢，大家可以自己算這筆賬，10億到手吧？

電視劇《楚漢傳奇》里的劉邦

或許，劉邦也不知道應該怎麼辦處理善後，畢竟潘多拉的魔盒因為引導人的貪慾而打開，卻沒有辦法逆向強迫商賈、豪強們鑄造符合標準的半兩錢，「劣幣驅逐良幣」的經濟規律可不怕你漢朝的皇威。

直到呂后二年（公元前186年），劉邦已經躺進了他的陵墓，他的妻子呂雉下達了一個命令。《漢書·呂后紀》只記載了短短一句話：

（呂后二年）行八銖錢。

在出土的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錢律》中詳細規定：

錢徑十分寸八以上，雖缺鑠，文章頗可智（知），而非殊折及鉛錢也，皆為行錢。金不青赤者，為行金。敢擇不取行錢、金者，罰金四兩。

錢徑0.8寸，合1.86厘米，文字能辨認，材質不能是鉛之類的便宜貨，黃金顏色只要不是青、紅色，也就是摻銅摻太多，弄得變色的，都允許在市場上流通。

需要注意的是，這條出土漢律對比出土的秦朝《金布律》，增加了對「行錢」的標準界定，也就是只有符合相應標準的「半兩錢」才能成為法定流通貨幣，反之，則要禁止。

可想而知，這是呂后時代已經市場上充斥著太多看著不像錢的「莢錢」，才出台一個國家標準進行約束，她希望能夠整頓一下金融秩序，讓自己的國家看起來更像個樣子，當然，「八銖錢」可能就是她寄予極大希望的「符合標準」的國家鑄幣，從出土的錢範和實物來看，被認定的「八銖錢」其錢徑甚至與秦半兩相近，也就是說，「十分寸八」的錢徑是一個法律底線值，並非國家鑄造的標準錢形制。

因為，在呂后二年的這條律令中，還有對「盜鑄錢」的懲罰條款：

盜鑄錢及佐者，棄世。

智（知）人盜鑄錢，為買銅碳及為行其新錢，若為通之，與同罪。

故毀銷行錢以為銅、它物者，坐臧（贓）為盜。

私家鑄錢，被明確禁止，主犯、從犯，全部要斬首；知道旁人鑄錢，還為他買材料或者幫他花錢銷贓，也要殺頭……

電視劇《楚漢傳奇》中的呂雉

這是一套組合拳，一方面禁止私人鑄錢，另一方面規定市面上允許行錢的最低標準，基本手段，類似於現代國家廢止某一版的紙幣，然後固定舊幣收兌比例，按比例兌換新幣。

只不過律文中根本沒有見到「兌換」的條款，也就是說，新的官方鑄造的「八銖錢」並沒有被用來回籠舊錢，反而是直接投放市場，與之前「符合標準」的舊錢一起使用。這種行徑整體的效果，就是對民眾的一次大洗劫，對於私鑄者來說，卻是一次獲利分贓的狂歡，這種大錢融了就是利潤啊！

之前老百姓收錢的時候，莢錢1枚也頂一個半兩錢，現在禁止使用莢錢，手裡的積蓄就成了廢銅爛鐵，就算是融了賣銅，也有可能被官吏扣上「毀銷行錢」的帽子，直接變刑事犯了。

呂后治國的鐵腕手段，可見一斑，然而，這並沒有什麼卵用。

呂后六年（前182年），又「行五分錢」。

「五分錢」有古人注釋為1/5個半兩，應該不太對，在《史記》和《漢書》中，往往會將「三分」、「三銖」對稱，而從出土的「惡錢」的情況來看，又有不少只有1厘米左右錢徑的，如果將「五分」當做「行錢」底線標準的錢徑，則直徑為1.1625厘米，就比較能說得通了。

史書里沒有記載呂后為什麼要更新這個國家標準，不過可以想像的是，每年需要回籠20億錢的漢王朝，也一樣面臨一個個挑揀銅錢的困難，搶劫老百姓的同時，也把官府府庫中儲藏的財富一併作廢了不少，這才是真正的雙刃劍。

對了，需要指出的是，呂后對貨幣政策的折騰，尤其是把鑄幣權收歸國有，很大的原因在於在她執政時期，實在太能花錢了……

十二年四月，高祖崩。五月丙寅，太子即皇帝位，尊皇后曰皇太后……賜給喪事者，二千石錢二萬，六百石以上萬，五百石、二百石以下至佐史五千。視作斥上者，將軍四十金，二千石二十金，六百石以上六金，五百石以下至佐史二金。《漢書·惠帝紀》

二年春，……丞相臣平言：「謹與絳侯臣勃、曲周侯臣商、潁陰侯臣嬰、安國侯臣陵等議：列侯幸得賜餐錢奉邑，陛下加惠，以功次定朝位，臣請臧高廟。」奏可。

秋七月辛巳，皇太后崩於未央宮。遺詔賜諸侯王各千金，將、相、列侯下至郎吏各有差。（《漢書·高後紀》）

老太太臨死還在用黃金收買群臣，可見這位大富之家出身的一代英「雌」是真懂花錢之道啊。

04

從漢元年（前206年）到高後六年（前182年），24年間，漢朝的貨幣制度變了3次，又過了7年，文帝五年，又改了1次，「行四銖錢」，除盜鑄錢令，使民放鑄。

《漢書·食貨志》記錄了一段賈誼給漢文帝的上書：

法使天下公得顧租鑄銅錫為錢，敢雜以鉛鐵為它巧者，其罪黥。然鑄錢之情，非淆雜為巧，則不可得贏；而淆之甚微，為利甚厚……曩禁鑄錢，死罪積下；今公鑄錢，黥罪積下……令禁鑄錢，則錢必重。重則其利深，盜鑄如雲而起，棄市之罪又不足以禁矣！奸數不勝而法禁數潰，銅使之然也。故銅佈於天下，其為禍博矣。

這裡說到了一條法令的變化，就是漢文帝時代的「使民放鑄」是有條件的，就是對於材質、規格有法令規定，違反就要受「黥刑」。又說到了一個漢朝人的經濟學理解，就是禁止私鑄錢，「則錢必重」，這裡的重不是重量，而是「錢重物輕」的重，也就是「通貨緊縮」。

漢文帝時鑄造四銖半兩錢的石范

不過賈誼的解決方案很奇葩，既然左也不行，右也不行，乾脆把禍根給禁了！把所有銅都收歸國有，禁止民間持有，你就沒法鑄錢了吧？

結果是，「上不聽。」

這次開放，一直持續到漢景帝中元六年（前144年），《漢書·景帝紀》：

十二月，改諸官名。定鑄錢偽黃金棄市律。

顧名思義，又要砍頭了，不過據應劭的註解，此次割腦袋的運動，主要針對當時造「偽黃金」的風潮，也就是聽信了方士們點銅成金的戲法，爭相造假黃金，漢景帝只好借他們的腦袋來治理迷信了。

再後來就是漢武帝這個歷史的主角時代了，他在建元元年（前140年），「行三銖錢」，發生了跨時代的變革，就是錢文改了，不再是「半兩」，而是「三銖」。

根據出土的三銖錢來看，有兩個類型，一個是輕錢，錢徑1-1.5厘米，重0.2-0.5克，合0.3-0.75銖；另一個是數量最多的標準錢，錢徑2.2-2.4厘米，重2-2.2克，合3-3.3銖，可以說是「重如其文」。

也就是說，「三銖錢」的官方鑄造應該是比較講究的，足金足兩，特別小的則可能是盜鑄的私錢，不過，這款錢幣發行時間並不長，建元五年（前135年）就被棄用，「五年春，罷三銖錢，行半兩錢。」據《史記·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記載：

（建元五年）行三分錢。

儘管禁止了「私鑄」，但是私鑄產生的巨大規模的「惡錢」卻仍在市場上流通，漢武帝在建元元年剛剛登基，躊躇滿志地要用更精良的「法錢」來改變世界，可以理解，但是其鑄造量即便再大，也很難在幾年內替代舊錢，所以「行錢」的底線又退到了「三分」，也就是0.7厘米左右。

反而因為「劣幣驅逐良幣」的經濟規律，令「盜鑄錢」愈演愈烈，正如上文中賈誼所說的，利益在那裡放著，你設置殺頭的禁令，他們就去犯殺頭的罪，你設置黥面的禁令，他們就去犯黥面的罪，利之所在，前仆後繼。

所以，剛剛登基的漢武帝只能先對強大的「既得利益集團」讓步。

這個集團的規模有多大呢？

電視劇《漢武大帝》里的漢武帝

漢武帝之前的數量，我們無從稽考，只能從蛛絲馬跡上猜測一二，《鹽鐵論·錯幣篇》寫道：

文帝之時，縱民得鑄錢、冶鐵、煮鹽。吳王擅障海澤，鄧通專西山。山東姦猾咸聚吳國，秦、雍、漢、蜀因鄧氏。吳、鄧錢布天下，故有鑄錢之禁。

吳王劉濞鑄錢吸引山東各地的「姦猾之徒」，鄧通的黨徒則來自關中、漢中、巴蜀等地，另外，齊國也在臨淄、臨朐、陽丘、姑幕設有鑄幣作坊，分別鑄造四銖錢。

可見，漢文帝時代，恰恰是諸侯王、宮廷權貴在帶頭鑄錢牟利，這讓他們的財富快速累積，富比天子，吳王劉濞且不論，文帝的親兒子，梁孝王死時，「藏府余黃金尚四十餘萬斤」，什麼概念？

等到漢武帝時，有數據了，《史記·平準書》記載：

自造白金五銖錢後五歲，赦吏民之坐盜鑄金錢死者數十萬人。其不發覺相殺者，不可勝計。赦自出者百餘萬人。然不能半自出，天下大抵無慮皆鑄金錢矣。

自出者就是自首，算一下，已經被捕判死刑的盜鑄金錢的犯人有幾十萬，自首的有100多萬人，加上已經被處決的……200萬人以上？

漢武帝時3500萬人口，上述即佔總人口的1/17.5，這還只是一部分，隱匿不報的又有多少？怕是要翻個番，9個人里就有1個是做「假幣」買賣的，而這一切的始作俑者，都是漢高祖劉邦，他的一時權宜之計，最終給他的曾孫帶來了一場沒用終點的「貨幣戰爭」。

到了漢武帝的時代，他的敵人已經不再是項羽或是田橫這樣有名有姓的敵人，而是「錢」本身，以及用「錢」標識的一切，這才是舊時代與大革命的本質。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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