租界時代奧地利建築師來津創業大量購房，後因收不上房租被氣死

奧地利人羅爾夫·蓋苓（Rolf Geyling，1884—1952），租界時代在天津從事建築設計時間最長的外國建築師。他為天津五大道留下了香港大樓（睦南道）、劍橋大樓（重慶道）、民園大樓（長沙路）三座大樓，以及250處建築（據檔案資料），這個數字堪稱「恐怖」，包括那些以蓋苓作論文的建築系碩士生，也沒法弄清楚這些建築到底都在哪兒，不過，蓋苓的故事卻真真實實地流傳了下來。

出生在奧地利維也納的蓋苓，19歲考入維也納美術學院，師從建築大師奧托·瓦格納學習建築學，卻因囊中羞澀未能完成學業。離開學校後，他參軍入伍，參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戰，被俘後關進俄羅斯遠東監獄。1920年2月，蓋苓取道滿洲里來到中國，第一站到達北戴河，這一年他已36歲，人到中年。此時他未曾想到的是，自己將終老於這東方大地，無法再重返阿爾卑斯山。

（蓋苓）

當時北戴河開始開發海濱度假區，蓋苓毛遂自薦，找到開發北戴河的總指揮、地方自治公益會會長朱啟鈐。幾年之前，朱啟鈐代理過北洋政府國務總理，後來心灰意冷放棄仕途，專註於中國傳統文化，是研究保護古建築藝術的營造學會會長。

蓋苓對建築的理解與感悟，打動了朱啟鈐，朱啟鈐把他留在身邊，他幾乎被任命為北戴河海濱的「總建築師」，親手設計了蓮峰山鐘樓、西山拱橋、海濱酒店，以及一大批歐式別墅小洋樓。而朱啟鈐對中國建築精髓的研究，也反過來影響了蓋苓的設計思路。

兩年後，北戴河格局初顯，工程少了，在朱啟鈐的建議下，蓋苓離開北戴河，來到天津。他在特一區（過去德租界）羅爾沙伊特街（今蚌埠道）租下一幢德式樓房，把家人也接過來，開辦了「蓋苓美術繪圖建築事務所」，開始承攬建築設計項目。幾年後，他又搬家到英租界海大道（今大沽北路）衛德大院 7號。

蓋苓的事務所每年要建造八九幢樓房。如今留下比較典型的，有昆明路117號吳頌平舊宅；睦南道74號李氏舊宅；花園路9號章瑞庭舊宅等。李氏舊宅院內是四座一模一樣的別墅，這是北洋時期實業家李希明分別留給四個兒女——李勉之、李進之、李允之、李慎之的房產。

（蓋苓設計的睦南道74號李氏舊宅）

除了蓋房子，蓋苓還與合順興建築公司合作，建成了海光寺牆子河船閘、戈登路橋，以及北倉附近屈家店船閘。天津工商學院（今天津外國語大學所在地）土木工程系邀請蓋苓擔任客座教授，講授建築設計、房屋建築、建築材料等課程。他的學生可以到他的事務所供職。

30年代，中原公司（今百貨大樓）董事長徐楚泉，買下英租界劍橋道（今重慶道）一塊空地。蓋苓得知這一消息後，覺得這塊地皮更靠近英租界中心區，位置不錯，蓋公寓樓一定能大賺，於是找到徐楚泉，永久租下這塊地皮，自己開發建樓。這幢大樓被命名為劍橋大樓。蓋苓把建築事務所也搬了進來。

他在辦公室里擺放了一座薊縣獨樂寺的木製模型。這座始建於唐朝的廟宇，不僅造型生動，更牛的是力學結構嚴謹、木質構件的連接竟沒用一枚鐵釘，這常讓蓋苓為之傾倒。受朱啟鈐的影響，蓋苓也曾跋山涉水，考察過北京、直隸（河北省）、山西、熱河等地的古建築，對中式的斗拱、樑柱、棋格門窗、瓦當、藻井、影壁牆及油漆彩繪情有獨鍾。據說他還參與過一些古建築的保護修葺工作。

（蓋苓設計的劍橋大樓）

劍橋大樓得到了洋行高級白領和職業經理人的青睞，紛紛來此租房，這種經營模式大獲成功。於是，蓋苓又與他人合作，設計建造了民園大樓和香港大樓。這幾幢大樓外形各不相同，但內部功能則是大同小異，每個單元都有起居室、卧室、廚房、備餐間、衛生間；起居室和卧室多是硬木拼花地板，其餘房間鋪就水磨石地面，住起來舒適方便。

蓋苓的建築師事務所實力雄厚，他個人也積累了一定的財富和社會影響，幾乎是奧國在天津發展得最好的一個人。抗戰勝利後，蓋苓當仁不讓，以華北奧國名譽領事的身份，協助外交部、內政部為居住在華北地區的109名奧國僑民辦理了臨時身份證。他又在家中成立了「奧國僑民聯合會」，為在天津居住的奧籍僑民爭取權利。

蓋苓在天津有大量房產用於出租。因為時局動蕩房租上漲，租戶不按期交納房租的現象時有發生，蓋苓為此很生氣，常將租戶告上法庭，但往往不了了之，這讓他極度鬱悶，最終竟因一場官司而一命嗚呼。

（蓋苓設計的民園大樓）

40年代初，蓋苓將劍橋大樓19號單元出租給了一個名叫維斯飛祿的老外，維斯飛祿又把房子轉租給了另一個老外——音樂教師哈羅巴。蓋苓與維斯飛祿產生糾紛，雙方打上法庭，法院判維斯飛祿騰房。哈羅巴一時找不到合適的房子，不想搬家。蓋苓盛怒之下竟買來一把新鎖，鎖住房門。哈羅巴急了，又到法院起訴蓋苓，理由是自己無法取出房中教學用的提琴和樂譜而耽誤了正常授課。開庭後，法院判蓋苓敗訴，罰金300元。

蓋苓不服判決，聘請律師上訴。法院做出「駁回上訴，緩刑2年」的判決。蓋苓還是不服。事已至此，維斯飛祿沒什麼事了，蓋苓也不再管什麼出租權，而開始與哈羅巴死磕。哈羅巴也毫不示弱。雙方一路糾纏到50年代初，因為蓋苓一直沒支付罰金，哈羅巴再次舊案重提，將蓋苓告到法院。1952年，68歲的蓋苓又接到了法院的傳票，居然還是那件事——他真快氣瘋了。此案尚未開庭，8月1日，這位著名建築師因情緒激動中風，家人趕緊把他送到醫院，不久後不治身亡。

（蓋苓設計的香港大樓）

蓋苓的遺孀與子女們安葬了蓋苓，一家人不想在天津呆下去，準備返回維也納。蓋苓這些年的收入大多都投資了房產，不過房產是帶不走了，只能低價變賣，所剩無幾。蓋夫人日夜發愁，忽然想到有一年，丈夫帶回來一大把寶石，但她並不知道那些寶石到底藏在哪兒了。接下來的幾天，蓋夫人把家裡翻了個底朝天，也沒找到寶石。

就在離開天津之前幾天的一個晚上，幾乎放棄尋找寶石的蓋夫人，突然聽到那台跟了他們幾十年的老座鐘報時的聲響，她似乎意識到什麼，急忙挪動座鐘，打開後門——她眼前一亮，果然寶石就放在座鐘背面的暗格里。

接下來就是怎麼才能帶著這些寶石混出海關順利離境了。蓋夫人果然聰明過人，她去起士林買了幾斤糖果，拆開一些包裝，吃了糖，又用糖紙把寶石包好，跟剩下的糖果混雜在一塊兒。誰又能想到糖紙里包的是寶石呢？

蓋夫人攜子女揮淚告別天津，乘船回到歐洲。他們的長子弗朗西斯·蓋苓後來到美國闖蕩，在那裡定居。蓋苓的孫女安德烈婭·蓋苓，曾到北京學習過中文，也重放了祖父曾經生活的城市。（文：何玉新）

（蓋苓設計的花園路9號章瑞庭舊宅）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