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燦興：清代無錫華氏義莊與地方社會治理

［摘 要］ 義莊在中國傳統社會中起著重要作用，彌補了官方在社會治理領域的諸多不足。本文以清代無錫華氏義莊為例，對義莊在教育、祭祀、義冢、社會救助等領域的作用加以探討。

［關鍵詞］ 無錫華氏 義莊義田 社會治理

［作者簡介］袁燦興（1979— ），男，江蘇靖江人，無錫城市學院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江南社會史。

對於義莊，最簡要的定義就是：「今世俗置產，以給族人，曰義莊。」[1]義莊必須要有義田，通過出租獲得收入，維持義莊開銷。同時義莊也要有一定的房屋，作為開展祭祀、教育、儲存等活動的空間。義莊在北宋由范仲淹始創，此後連綿千餘年，成為各大宗族聲望的標誌。通過族產共有的形式，義莊在某種程度上平衡了貧富差距，維持秩序。義莊承載了系列社會功能，它予族內弱勢群體以贍養，為子弟提供教育，設置義冢使窮人得以體面下葬，參與各類社會公共工程等。

清代華氏義莊述略

經歷了清初的戰亂與康熙年間的三藩之亂，明代華氏所辦義莊全部被毀。至乾隆年間，當太平日久之後，華進思捐田創辦義莊。華進思，號葵圃。對於華進思的生平，留下的記載不多，只是說他「累積致富」。華氏為無錫地方上的大族，族人眾多，其中不乏窮困者。華進思的父親華端揆熱衷地方事務，「一生蓄志，仿範文正義田千畝故事不克。」[2]考慮到老父心愿未曾達成，華進思以數十年之精力，付出較多財力後，購置了常稔田一千畝，作為建庄義田。除了捐義田外，創辦義莊外，華進思還從事於一系列地方公益活動。每逢冬月，華進思預置棉衣，凡鄉里貧寒而無衣禦寒者，不分男女，都可前來領取棉衣。華進思散發棉衣，前後歷經多年，「歲以二十金為率」。為了施捨棉衣能常年持續下去，華進思特意捐出田地五十畝，附入義莊，以收入作為施捨棉衣的經費。華進思所創義莊，後世被稱為「老義莊」，一直延續至近代。

華進思所創老義莊擁田雖多，但華氏族人眾多，其中淪為社會底層較多。單靠華老義莊一庄之力，卻無力贍養所有需要幫助的族人，更難以施行教化。清道光、同治年間，江南地方上出現了創辦義莊的浪潮。在這波浪潮中，以華存寬兄弟所辦華新義莊規模最大。

華新義莊的創辦，源於華清蓮。華清蓮，字芬遠。華清蓮秉性尚義，篤念宗親，一直想創辦義莊，而力有所不逮。道光二十年（1840），華清蓮臨終之前立下遺囑，命四個兒子，若日後有餘力，定要創辦新義莊，幫助族中貧困之人，稍解老義莊之困。

華清蓮長子華存恭，字廉終，號春亭，畢生辛苦，以勤儉起家。華清蓮次子華存寬，字豫安，號耕樂，平生樂善好施，在創辦義莊的歷程中，華存寬出力尤巨。華清蓮去世後，華存恭、華存寬兄弟等人一直未敢忘記乃父遺願，籌劃創設義莊。可義莊的創設，義田的購置，族中關係的處理，卻是千絲萬縷，需要多年的準備。

至咸豐十年（1860）正月，華存恭、華存寬、華存吉等七十二名華氏族人，彙集一堂，商量創設新義莊。此年年初，江南地方上情勢複雜，清軍在江南戰爭上處於劣勢，節節敗退。受戰事影響，地方上民眾生活困苦，諸多族人嗷嗷待哺。而經過多年準備，華存恭兄弟已購置得一定田畝，每歲可收田租375石。手中有了田畝之後，創設義莊，方有底氣，華存恭兄弟遂在正月邀請眾親友會議，「將所置田畝，自願盡數先立公賬，每年租息，除辦賦外，續田畝祠堂公務。」[3]

依照慣例，凡義莊有田五百畝，稱「半庄」，有田千畝，方稱「全庄」。此時華存恭兄弟籌集的田畝尚不足五百畝，故而議定，待籌到五百畝田地時，全數捐給宗族，以贍養族人。此時田畝雖未捐出，但已議定，此後華存恭兄弟及後人一切私人開銷，均不從這批田畝中走。

在咸豐十年正月華氏族人的會商中，就義莊未來的發展做了長遠規劃。華氏族人眾多，雖有華進思所辦華老義莊予以援助，仍有很多族人沒有得到補貼。登記等待義莊補助者，此時就有135人。華存恭兄弟所捐義田，可得田租不過375石，要救濟這些族人，尚有不足。故而議定待籌到五百畝義田後，再建造庄屋，然後根據實際情況，給予族人補貼。

到了同治九年（1870），華氏各房聯合捐出制錢五千串，此時籌集的田畝已盈千畝，足稱「全庄」。「捐置義田一千二十三畝六分五厘二毫八絲，歲收額租一千一百五十八石一斗三升五合。」[4]義田一千二百餘畝，在蘇南諸義莊中實力也稱雄厚。

能發展到義田千畝的規模，與華存寬兄弟經濟狀況的改善相關。在太平天國戰事結束之後，各地出現了興辦洋務的熱潮，出現了諸多機會。華存寬把握時代的脈絡，投身於商業之中，很快發達起來。華存寬將經商所獲餘利，在無錫城內購置得堆棧一所，捐入義莊。同時議定，以每年租佃收入，繼續購置田畝，以擴大義莊規模。華存恭、華存寬捐出的堆棧，有七十餘楹，坐落縣城內，「計有基地糧四畝七分四厘五毫，歲收租錢四百八十千文。」[5]華華存恭、存寬兄弟四人，繼承乃父遺願，歷經多年積累，在戰亂之中著力，建成了規模較大的華新義莊，將華氏義莊事業推上了新的高峰。

華氏義莊，歷經明清二代，綿延不絕，擁有義田眾多，贍養族人，效力地方。至清末，華鴻模出力擴建義莊，使華新義莊實力更為雄厚。華鴻模是華存寬之子，字范三，晚年號子隨。華鴻模於道光二十年（1840年）出生，「幼而岐嶷有至性」。[6]華鴻模少年時候敏而好學，得了廩生的資格。同治十二年（1873），華鴻模由廩生考中舉人。[7]但此後連續三次參加禮部試（會試），都名落孫山，華鴻模遂斷了再參加科舉的念頭。此後他放下文人的身段，從事於工商業。華鴻模在盪口從事釀造及典當等行業，因其信用佳，財力雄厚，生意紅火。

在雄厚財力支持下，華鴻模從事於修葺宗譜，創辦祖祠，添建庄屋，增廣堆棧，修葺歷代祖塋，擴墓基，置祭田等活動。華鴻模又陸續購置田畝，捐入義莊，為未被義莊登記入冊，卻又迫切需要幫助的親友提供幫助，此田畝稱「固本田」。至光緒二十七年（1901），固本田已得到很大發展，「迄今共得田租四百石」。[8]華新義莊得到商業支持，擁有更強的實力，相應地對義田田租收入的需要降低，也使義田租農負擔相應減輕。

華鴻模的兒子華彥鈺英年早逝，孫子華繹之六歲時由他撫養長大。華鴻模去世之後，年僅十八歲的華繹之接過了家族重擔。錢穆先生在《華繹之傳》中記道：「凡其祖所謂善舉，如義莊，如學校，如修道路，建橋樑，浚水利，掩胔骼，恤孤寡，賑災荒，施醫藥，君一一遵承，推行勿懈。」[9]

義莊是一個家族興盛的象徵，也被視為積德之舉，餘慶子孫，備受江南望族重視。自明代中期後，華氏家族持續四百年，興辦義莊。由華氏的帶動，無錫地方上出現了一大批義莊。據光緒七年（1881）《無錫金匱縣誌》載，無錫金匱有35姓，48處義莊，佔地38，828畝，堪為江南之首。義莊興盛於蘇南，據馮桂芬稱，義莊「自明以來，代有仿行之者，而江以南尤盛。」[10]在江南地方義莊之中，華氏族人所創義莊，無論是數量還是規模，或者是持續時間，均居前列，被後世讚譽為「江南第一義莊」。在清代，華氏族人所創設的義莊，承擔了諸多社會功能，對穩定社會秩序，幫助鰥寡孤獨，緩和社會矛盾，促進文教事業，起著重要作用。

祠堂祭祀

在現實生活之中，通過祠堂及祭祀活動，可以凝聚族人，推行教化。祖先的事迹，通過一代代的文字整理，口耳相傳之中，將先祖的功德賢善深入人心，進而規範自己的現世生活。以孝悌傳家的華氏，對於祠堂及祭祀自然格外重視。

清開國以後，至咸豐年間，華氏得到快速發展，族人眾多。但宗族祠堂狹小，幾不能容納神主，不得不在族人居住的宅院中設置家廟，祭祀先祖。華鴻模之父華存寬，生前曾購置族人房屋一所，用作祭祀祠堂。華存寬新購置的宅院，「由甬道至大門，歸祠內。其左右房屋，割與余從弟鴻渚為釀酒所。」同治二年（1863）十月，華氏先祖神主遷入祠堂之中。新祠與往昔相比，已形成一定規模，只是祠堂與釀酒廠共處，「酒氣熏蒸，傭工嘈雜」。[11]華存寬對此很是不滿，一直籌劃再建宗祠。又過了數年，待華新義莊落成之後，在義莊之東營建祠堂兩進。

光緒八年（1882），祠堂遷入新址。新祠「屋完整而靜謐」，方便族人前來祭祀。華存寬考慮到自己這一支的先祖華興康[12]，在祠堂中未能突出，「位置一如其舊」，故而想「建專祠以昭獨尊之義」。此外，每逢春秋祭祀時，華興定一支後裔人丁繁盛，濟濟一堂，更應興建寬敞明亮的專祠加以祭祀。只是尋覓良久，一直未能覓得合適地塊。此年華存寬去世，故去之前，遺命諄切，讓兒子華鴻模創三省公（華興康）專祠。此後十餘年間，華鴻模多病，也未能用心於此。一直拖到光緒二十年春，終於在華新義莊西向購得合適地塊，是年秋動工興建。專祠地勢向陽，所用材料精良，不負乃父遺願。

兩年之後，光緒二十二年（1896），祠堂初具規模，但此年華鴻模母親去世，無暇於祠堂事務。光緒二十四年（1898），地方上爆發災情，華鴻模又忙於賑災，祠堂事務再被耽擱。忙完災荒之後，華鴻模身體不適，得了眩暈病。到了秋天，兒子華彥鈺染病去世，華鴻模傷心良久，「病骨支離，心緒惡劣，百事俱廢。」[13]光緒二十五年（1899），華鴻模感嘆老少俱失，自己也已年邁，若是不能早日將祠堂辦好，有何顏面見先人於地下？

此年春季，華鴻模聯繫工匠，定製神龕，製造聯額殿堂，門廡刷以黝堊丹漆。一直忙到秋天，宗祠裝修一新，此時華鴻模病情稍解，計劃在此年十月十一日，將先祖神位移入新祠。預訂日期到來之前，連日陰雨，到了十月十一日，突然雲開日漏，天空晴朗，道路乾燥。

為了祠堂，華氏幾代人付出努力，先後三次遷徙，最終將「三省公祠」造成。當日，儀仗輝煌，衣冠蹌躋，族中三百餘人齊集於祠堂之中，為一時之盛。面對此景，華鴻模感嘆道：「嗚呼，我先人之欲成此祠也，幾費審度，幾費經營。三遷乃定，從此先靈可永安，而先人之素志當可慰也。」[14]

宗祠為屋二十餘楹，前後三重。祠堂除了祭祀之外，還增添了教育功能。華氏各房子弟及異姓子弟，在祠堂第三重中講學，以品學兼優之士數人為主講、輔講，每月分期講解。課堂上允許生徒質疑，以功課之優劣，以定賞罰之等差差，學堂開辦一二年後，已有成效。[15]

經過持續不斷的努力，華氏後人最終修成三省公專祠。專祠的建成，既緬懷著先祖的功績，也激勵著華氏後人承襲祖先之志，為地方、為宗族做出更大貢獻。至光緒三十一年（1906）華鴻模創辦果育學堂時，又以祠堂一部分作為校舍，培養了一批人才。

「祠堂者，敬宗者也；義田者，收族者也。[16]義莊與宗祠，彼此配合，維繫著宗族，凝聚著族人。義莊為現世的族人，提供物質上的幫助，是為收族；宗祠通過緬懷先祖，起著慎終追遠，凝聚人心的作用，是為敬宗。敬宗收族，祠堂義莊，共同凝聚著宗族。

救助事業

義莊創設之後，將義田收入用於祭祀祖先、賑濟族人、設置義冢、助納役銀、創辦義塾等。義莊的這些功能，涵蓋了社會生活的諸多方面，從物質上賑濟了族人，從精神上起到了教化作用，對於凝聚宗族向心力，促進宗族向善，具有積極意義。義莊這些功能的展開，都依賴於義田田租的收入。設若佃農抗租，則義莊資金受到限制，很難開展活動。那麼，義莊是如何化解與佃農的矛盾呢？

義莊為了保證其運作，就要收租，而佃戶若是租賦沉重，自然會抗租。擁有大量義田的華氏義莊，素來待佃農寬厚，與佃農之間保持著良好的關係。華老義莊規定每畝田收租米一石，實收時稍加折扣，一般每畝田租，按租額的七折收取，華新義莊則按六折半收租。對年底還清租子的佃戶，義莊發給每戶喜米五升，作為獎勵。1950年，在土地改革的調查中顯示，「華氏義莊的租賦較輕，農民對義莊的評價較好，還租率也高。」[17]華新義莊又另外設置「恤佃田」，總計一百二十畝。如果租米都能全部按時收取，至來年五月份插秧時，「給賞各佃每畝黃米一斗，稍資飯食，以勸農工。」[18]華老義莊也設有專門田畝，予佃農以補貼。

在歷史上，租佃之間屢屢發生衝突，產生諸多衝突。就義莊而言，因其「義」字當先，收租時相對比較寬容，租佃關係不是太過緊張。是故華氏義莊在整個盪口地方上，雖然佔有大量田畝，卻能得到佃戶的認可，未造成嚴重的社會分裂與衝突。義莊與佃農之間建立起較好的合作關係，即使發生拖欠地租的情況，不到萬不得已的情況，義莊也不會提交官府處理。在不可避免的土地兼并浪潮中，義莊的存在，起著緩衝作用，調節了地方關係，維持了社會秩序。

乾隆年間，華老義莊創辦時，每年贍族義田、恤佃、施衣、埋柩等義田田租收入，計有一千餘石。義莊田租的收入之中，一部分被拿出來用於完納國賦。華老義莊重視官方漕糧，每年十月收完租米後，立刻繳納漕糧，其餘收入米倉，用作日後開支。繳納漕糧之後的租米，發給族中四窮（鰥、寡、獨、孤），餘存用作義莊各項費用開銷。

每月月米的發放，以宗族血緣關係為準。凡需要領取月米的華氏族人，需到義莊報名，同時請品行端正之人擔保。之後再詳細列出三代之內的分支輩份及名字年歲，並由董事查訪確認，再登記入冊。領取月米者，依照入冊名次前後進行，不能因為私情撥前。月米憑票支取，每月初五前給發，一旦過了初五，則不準領取，待下月一起發給。倘若連續多月不來領取，屬於違背規則，哪怕多月累積，也只發一季的月米。如果路遠，且年邁殘疾，行動不便，特准分四季領取，在每季之末支領。

華氏繁衍極盛，對前來登記的族人，很多難以辨別，只好靠擔保人所寫的擔保書為證。義莊所幫助對象，又以本地族人為主。如果有族人遷居外地，因為路途較遠，難以查核，再則給予月米操作麻煩，故而概不入冊。若是得到補貼的族人遷居外地，義莊規定「應查繳米票，註冊停給，以杜流散之弊。」

華老義莊具體收入分配情況，1950年土地改革時，曾對華老義莊作了詳細調查。華老義莊田租收入，主要使用於下列方面：

1、大部分用於本族十六房。補助本族內鰥、寡、孤、獨者計30人，每人每年三石六斗米，共108石。補助近房計8人，每人每年二石四斗，補助較近房一石八斗12人，遠房一石二斗的400人。連前總計628.8石米。

2、對本房子孫的栽培。求學時代男孩供給學費，停學求業則供給鋪蓋錢，結婚時酌情補貼結婚錢。

3、地方公益事業。有關本族公用的橋樑、道路，有時加以修理，對地方性的橋路常津貼一部分。

4、慈善事業。在清代時曾施棺施衣，如每年冬季施棉衣一百件，並有一定田畝的義冢，給無地者殯葬，但仍須出一部分費用。[19]

華新義創辦之後庄規定，所有四窮及廢疾，五服之內每月給米二斗。五服之外的近親，每月給米一斗五升，定以二百人。通族四窮及廢疾，凡在老義莊領取每月一斗米者，可再到華新義莊領取五升，以為補助，其額定以五百名為率。去世之後繳納米票者，五服之內給殯葬費三兩，額外再給三兩作為補貼。

義莊所發月米及菜金補貼，一般足夠族人開支，如子女眾多，所得補貼也多。即使失業、守寡、殘疾不能工作者，一般日子也能過得下去，甚至還能稍有積余。逢年過節，華氏義莊額外也有補貼。族人的婚喪嫁娶之類，義莊均予以補貼。甚至族中的大齡男青年，如是世代單傳，因貧困未能娶妻者，義莊予銀三兩，鼓勵其早日娶妻生子。

義莊贍族功能之中，融進了諸多倫理道德內容，以推廣教化。如族中不孝不悌，賭博健訟，酗酒無賴之徒，均不得享受補貼。還有四種人，最為義莊所不能容忍：「一曰僧道非吾族，二曰屠戶必失仁心，三曰敗類盪廢祖業，四曰匪行有辱宗坊。」[20]此四種人，哪怕流離失所，貧困不堪，也不得給予救助。族人之中，因為懶惰而四處流蕩行乞者也不能入冊。蓋因此等自甘墮落，四處行乞者，「玷辱宗族，例不應給」。不過如果能痛改前非，義莊尚可加以通融。

華氏各義莊也從事於社會慈善事業。老義莊、新義莊都規定，義莊資金的百分之五十至七十，用於族內救濟款項，百分之三十至五十用作社會救濟款。遇到荒年時，義莊撥給租戶一些種子費用，青黃不接時借給春耕費用，遇蝗蟲災害發給救濟款。對於族外的貧困人群，生病時施捨藥品，年關時發給冬季寒衣和年夜飯米。每年冬月，華老義莊、華新義莊都施發棉衣一百件。對本地之人，因為路遠不能領到棉衣者，則發給白布，聊作安慰。至於各類修橋補路，施捨棺木，幫助殯葬等慈善救濟工作，更是長年施行。

災荒之年，若有逃荒人群過境，在指定的地方，由華氏義莊出資供給三餐住宿，幫助災民過境。一旦發生水患，將使農業歉收，淹沒房屋等生活設施，嚴重影響地方民眾的生計。故而日常堤壩、橋樑的建設，切實關係到民眾的日常生活與安全。盪口華氏是系列水利工程的倡導發起者，也是經費的主要籌捐者、工程主事者。在無錫地方上，每當發生災情發生之後，華氏義莊成為抗災，賑濟災民的重要力量。

義莊得到義田的財力支持，又由具有名望的族人掌控，維繫著家族內乃至地方基層的秩序，實現對基層社會的管控。於傳統社會而言，義莊功莫大焉。宗族的「自治」功能，由義莊而獲得穩定經費支持與活動場所，其活動常態化，也能長期施行。就義莊的實際功效而言，其已成為地方政權的延伸與補充。由於義莊的存在及對社會事務的積极參与，彌補了官方在社會治理上的不足，整個鄉村保持著秩序，應著對各類挑戰威脅。此種秩序，既有利於官方的統治，又節約了統治成本，為官方所鼓勵，並給予了社會一定的自治空間。

義塾助學

江南地方上的望族，形成「尚文」風氣，在宗族內部，設有族塾，凡族內子弟均可就學。哪怕不能在科舉上取得功名，也能知書達禮。宋仁宗皇佑元年（1049），范仲淹創辦義莊後，置屋聘師，創辦義學，教育宗族子弟，「為其宗族者，宅於斯，學於斯」。[21]此後各地紛紛效法。義莊有義田田租經費的支持，有固定的場所，是宗族活動的中心，自然成為義塾的天然所在地。

義莊承載了贍養族人，祠堂祭祀、義塾助學等重要功能，既追憶過去，更聯繫未來。以義莊為基礎，設置義學，成為後世較為普遍的形式。清初，在戰亂中一度被荒廢的宗族教育，再次於無錫地方上發展起來。

康熙十五年（1676），盪口華氏利用三公祠後樓創辦了華氏學海書院。學海書院在咸豐年間，毀於戰火，舊址牆中迄今仍存《學海書院課田》石碑一塊。清乾隆年間，華進思創辦老義莊之後，又捐出義田五十畝，以田租收入，於每月十二日組織華氏族中童生在義莊內進行會課。

至同治年間，華存恭、華存寬兄弟創辦華新義莊，初期以幫助族人為主要宗旨。至光緒初年，華存恭兒子華鴻模，在早先義莊基礎之上，對義莊功能加以擴展，教育成為新義莊的主要功能。華鴻模先是創辦義塾，取名為「懷芬書屋」，為華氏子女提供學習之所。此後華存寬擴大書屋規模，兼收地方上外族子弟，免費入學，更名為「耕余書塾。」

書屋、書塾由華新義莊提供資金，聘請宿學名儒，定期講解書題，批閱圈注，命題完篇。值得注意的是，華氏所辦義塾乃至無錫地方上的各類義塾，其教育不單單著眼於科舉取得突破，更重視子弟的綜合教育。若是科舉上不能取得突破，通過教育也可在其他各類職業之中，獲得發展機會。為了使教育穩定開展，華鴻模又繼續捐田建屋。據華鴻模兒子華彥鈺遞送給官方的文書顯示，為創辦義塾，華鴻模特意購置了平田十九畝八分九厘八毫，再捐出堆棧一所，以堆棧的租息，作為教育經費。土地、堆棧及起造工料，共計紋銀一萬七千五百兩。光緒二十四年三月初十，義塾呈報官方，獲得批准立案。[22]

為了幫助地方上子弟在科舉上取得突破，華新義莊又在華氏祠堂內設立「懷芬文社」，以緬懷先祖華清蓮（字芬遠）。每月既望之期，集合華氏族中及地方上生童加以考核，分別測試「貼括」及「韻語」。[23]遇到鄉試或院試之年，將應試考生集中，選擇良師加以訓練，以期取得突破。文社考核嚴格，入選文社的士人，要按期交出考核文章。文章由良師評定甲乙，位居前列者，給予膏火獎勵。如果每年考核均在前列者，膏火所得更豐厚。文社幫助士人較多，「鄰邑課者紛至，多至數十百人。」[24]

一個家族在科舉上的突破，卻不能挽回科舉的衰落。在清末的變革浪潮中，清醒之士已經意識到，必須廢除科舉，興辦新式學堂。光緒三十一年（1905）四月十八日，華鴻模率先創辦了新式學校華氏私立果育學堂，由義莊提供辦學經費，學生免費入學。果育學堂學制分初、高兩等，各為四年，由華鴻模擔任校長。

創辦之初，果育學堂有學生52人，教師8人，分四個教室授課。[25]果育學堂師資雄厚，學風嚴謹，資金充足，教學質量在當時屈指可數。1909年，第一屆畢業生華聲之、華繹之等八人，連同連跳三級，提前一年畢業的錢穆等九人，報考常州府中學堂，九人全部被錄取。多年之後，錢穆道：「回憶在七十年前，離縣城四十里外小市鎮上之一小學校中，能網羅如許良師，皆於舊學有深厚基礎，於新學能接受融會。此誠一歷史文化行將轉變之大時代，惜乎後起者未能趁此機運，善為倡導，雖亦掀翻天地歸震動一世，而卒未得大道之所當歸。禍亂相尋，人才日趨凋零。」[26]

1911年，華鴻模去世。1912年八月，華繹之將果育學堂改名為私立果育高等小學校。至1913年八月，受新式教育的影響，同時為了紀念祖父華鴻模，學校再更名為華氏私立鴻模高等小學校。「該校以華故校長艱難興學，生前勞勤未忍聽其湮沒，擬更名為私立華氏鴻模高等小學校，以作永久紀念。」[27]

清代華氏所辦義塾，對於提高華氏文化水準，普及教育起著重要作用。據統計，清代華氏考中進士者12人，考取舉人者有52人。[28]至近代，華氏族人更是敏銳地意識到了新式教育的意義，率先在無錫創辦新式學校、女子學校。華氏所辦新式小學校，經費充足，師資在全國範圍內屈指可數，為無錫培養了一大批人才。古老的宗族與新式的近代教育，在華氏果育學校身上，得到了堪稱完美的融合。

義冢助葬

入土為安，死後下葬，是傳統社會中禮法的一個重要環節。周文王曾有「澤及枯骨」之舉，被後世視為仁者之政。傳統社會中，喪葬禮儀與社會秩序緊密聯繫在一起。如宋代就葬禮上冥器的多少，出殯時的儀仗，墓地的面積，墳塋的高度，均有嚴格規定。就喪葬的具體操作，明清兩代官方也給出了規定。君臣上下，等級森嚴，就是底層的民眾葬禮也要符合禮制規定。

對一般平民而言，喪葬費用太高，不得不典賣田地，拖累得破家亡產。貧民受財力限制，無力依照禮法要求舉行葬禮。歷代均設有專門機構，以幫助無力下葬的家庭。宋代設有漏澤園、慈濟局等專辦施棺助葬事務的機構，明初下令民間各立義冢。至清代，很多窮人缺乏埋骨地，只能依賴於義冢而下葬。

金匱縣下屬的南延鄉[29]，本有義冢數處，多年之後，均已葬滿。地方上的窮人無力購得合適墓地，就將先人棺木停棺不葬。除了本地居民外，金匱地方還有大量外來人口，在人員死亡後，因為路途遙遠，也選擇不下葬。停棺不葬造成了很多社會問題，首先，這與入土為安的理念相違背，各地官方屢屢出具告示，勸告早日下葬。其次，大量棺木不下葬，日久天長之後，產生環境衛生問題，容易發生疫情。其三，停棺不葬日久後，棺柩可能在戰火被焚毀，或是被盜棺，事後後人追悔莫及，背上不孝的包袱。

清代江南，地多人少，大量貧民、外來人口死亡後無法獲得墓穴安葬，主要依賴於官方、民間設置義冢。義冢分為兩種，一類是普通義冢，由民眾自行安葬，並可安葬死刑犯與乞丐。另一類則是專設義冢，有專門墓地，專人管理，安葬正常死亡的良民。前者缺乏管理，日久之後，往往棺木暴露，民眾多不願意將棺木葬在其中。

乾隆年間，華進思捐資興建義冢，以安葬遺骸。華進思購得田八畝二分二厘二毫，立石表道，凡暴露地面，無人掩埋的屍骸，均收來下葬。凡來下葬者，並給葬費。[30]此後華進思又捐出五十畝田地，附入義莊，以田租收入作為義冢日常經費，「挾纊之意可永行」。[31]

咸豐、同治年間，太平天國戰爭帶來了江南地方上的大量死難者，更加重了停棺不葬的風潮。太平天國戰爭結束後，收埋屍骸，施棺助葬，成為官方與地方人士關注的重要內容。同治、光緒年間，江南地方上出現了設置義冢，贊助義葬的浪潮。[32]

光緒年間，金匱縣地方上士紳華鴻模等華氏族人出面，預備選擇地勢合適，距離適中的田地，捐作義冢。但地方上的田主，對於膏腴熟田既不願捐，又不肯賣，是以多年購覓，卻未能購得田畝創辦義冢。

在傳統社會中，土葬普及與否，被視為地方風俗良惡的標誌 「死者獲體魄之安，生者盡送終之禮。其在閭閻，除凶穢之氣，以召祥和，順閉藏之理，以暢生機。此陰陽常理，為政者轉移風俗之大端也。」[33]光緒十七年（1891），金匱縣縣令巡視地方時，見到很多棺槨無法下葬，頗是憂慮。在與南延地方士紳交流時，金匱縣令希望能由士紳出面，購田設置義冢。華鴻模等華氏族人，則將此前購買田地存在的困難訴說。此後經過地方官與士紳聯合運作，至光緒十九年（1893），共籌得平田十畝三分二厘九毫，以開辦義冢。[34]義冢附設於義莊之中，由義莊加以管理，處理一切事務。

田地籌集完備後，即開工修築義冢，很快修竣，此時發起新建義冢的眾人，卻發現操作中仍存在很多困難。南延地方上歷年積累的停棺太多，一方面由於地勢濱湖，可以作為墓地的乾燥土地較少。另一方面，貧民無力將棺槨運到遠地安葬，早先已有的義冢業已葬墓，且管理混亂，墳地顛倒錯落，常不能尋到先人墳墓所在，故而民眾多不願下葬。

為了讓地方上民眾放心下葬，一方面，將義冢依附於華新義莊名下，由義莊管理，並提供經費支持。凡來送棺下葬的死者親屬，先到華新義莊報明登簿，領取號石，下葬後再到義莊領取補助。另一方面，雇南延鄉地保，大力督促貧民將沒有安葬的棺柩，在本年臘月底前送來下葬。對於鄰縣停留在在南延鄉的棺木，因為無主，無從查起，故而請鄰縣一體出示告示，督促下葬。鄰縣所停之棺，也以臘月為限，如仍不歸葬，由華氏族人籌集款項，將無主認領的棺木，一律編號掩埋，「以免日久暴露棺材朽殘骸之慘」。 [35]

汲取以往公墓管理混亂，鄉人不願將棺木下葬的教訓。發起諸人約定，義冢「擬定章程，編號掩埋，庶幾人可樂就。」[36]義冢創辦之後，光緒十九年（1893）九月廿九日，江蘇布政使司特頒發「仁周梓里」的匾額，以示獎勵。匾額懸掛後，周知鄉里，以勸諭各鄉紳董效法。[37]

入土為安，是中國傳統社會中禮俗的重要一環。宋元明清，圍繞葬禮定有諸多禮法規定，但在很多地方，限於財力，貧民常無法購置土地，實現「入土為安」。江南地方上盛行停棺不葬，甚至有停棺幾十年不葬，這卻與入土為安的理念違背。對無錢購買棺木的窮人及散落的無主屍骸，由義莊出資援助安葬，使窮人獲得最後的尊嚴，堪為功德無量之舉。義冢依附在義莊之中，既能得到經費支持，更能得到有效管理，使亡者入土為安。到了近代，義莊甚至在海外他鄉得到發展，只是幫助對象從族人發展到同胞。華人在日本神戶設有義莊，專門負責同胞喪葬事宜：「他鄉客死，情實堪憐，異域拋骸事更可慘。茲本幫同人或商或工，在日本神戶營生者，不知凡幾。其有病死旅寓，慘無親屬，由同鄉經理棺殮寄昔義莊。」[38]

結語

從華氏果育學堂成長出來的錢穆，對孝悌仁義文化深有體會，他曾道：「人道應該由家族始，若父子兄弟夫婦間，尚不能忠恕相待，愛敬相與，乃謂對於家族以外更疏遠的人，轉能忠恕愛敬，這是中國人所絕不相信的。家族是中國文化一個最主要的柱石。」[39]雖然歷代王朝都強調養育萬民，但受到技術、財政、人力等各方面因素的限制，在疆域之內存在著無數王朝不能照顧到的底層民眾。而中國傳統社會，以個體為中心，形成了階梯式的、有等差的格局。在這個等差格局中，個人、家庭、宗族、地方，一層層延伸。個體在自己的能力範圍之內，捐助義田，幫助族人，進而再幫助外族。

在傳統社會中，義莊能從政府手中，剝離出一片天地，留給社會。在此天地內，以血緣為聯繫的社會力量凝聚成團，創設義莊，益於宗族，益於社會。就功能而言，義莊與當代社會的慈善團體並無大的區別，主要集中在幫助弱勢群體，穩定社會秩序，推行道德教化等領域。義莊的功能，不但是滿足最基本的生存需要，更考慮到了家族的發展，族中子弟的教育。義莊對於死者的最後尊嚴，也納入其中。在以家庭為生產單位的傳統社會之中，宗族的社會保障功能，更貼近於底層，更為有效。

在地方秩序的構建中，以義莊為中心，以知識分子為中堅，成為一個地區、宗族的領導核心，對族人、晚輩起著強大的精神領袖作用。此精神統領的力量，比外界強加的秩序更為可靠，更為凝固，更為持久。義莊的創設與運作，受到官方歡迎。雖然明初朱元璋一度壓制義莊，以打壓宗族勢力，可義莊在傳統社會中的諸多良效，卻使它成為不可或缺的存在。明中期之後，直至民國時期，各時期的政府，都出台政策鼓勵、保護義莊，以發揮其在社會治理中的功效。

毋庸諱言，創辦義莊，對無錫華氏宗族而言，會帶來很多回報，如官方的旌表，聲望的凝結，科舉的突破，物質的回報等。在宗族內部、在地方上，華氏有著更大的發言權，常主持地方事務，控制族人，處理各類糾紛。雖有著更多的話語權，但祖先的厚德，代代先賢的垂範，使得華氏族人卻不自驕，能以內心良知加以自我約束。明清兩代，少見華氏族人發達之後，魚肉鄉里者，他們更多地從事於地方事務，以義莊、為宗族、為鄉黨服務，從事於各類公益慈善，這又進一步加強了他們的社會聲望與發言權。創辦義莊，服務宗族與社會，獲得聲望，嚴謹持身，繼續努力，培養子弟，家族興盛，這是一個不斷向上的良性循環，這是一個不斷累積的豐厚投資。

宗族福利是雙向受惠，創辦義莊的族人，多是族中功名有成或是經商致富者。通過創設義莊，他們在宗族中擁有了更多的話語權，受到族人的敬仰，居於領袖地位。於其個體而言，巨大的聲望與族人的推崇，這就是回報。而宗族同樣需要能統率全族的人物，既能教化族人，又能影響族中事務。而族中的貧弱者，因義莊的補貼，能獲得所需生存資料。義莊的創設與存在，滿足了宗族內部各方的利益需求。

傳統社會所重視的是社會的本體性，所強調的是「國之本在家」。家屬於社會範疇，國是從社會中孕育而出的。在傳統社會之中，國家與社會不是簡單的對立關係，而是複雜的和諧共生關係。傳統社會認為，由天地、夫婦、父子、君臣關係建立的禮義制度，才是完整的國家與社會的生活型態。要理解中國傳統社會，就要從「鄉」展開，把鄉村的實際生態研究清楚，將鄉村置於國家和社會的關係中去理解。《禮記》講「門內之治，門外之治」，門內相當於家，門外則相當於公共領域，門內門外都以孝為前提，孝是基礎，此外還必須有「義」。「義」的表現在對公共事務承擔責任，提供鄉間公共服務，如教化、賑災、養老送終、扶弱和架橋等。義莊即是「義」的最好體現，庄存在於鄉間，它不僅是傳承了中國傳統的價值觀，更在國家政治制度外殼失效時能維持住地方秩序與善良風俗。

義莊對傳統社會的貢獻在於，它使國家政權認識到了社會的基礎性作用，並通過民眾自治實踐建立起一系列的組織、制度，實現鄉村自治。義莊等機構，則是實施這套制度的重要內容之一，而這套制度是套嵌在整個社會與國家的互動之中。社會與國家政權並非對立。可以看到，義莊的主要作用是溝通官與民，是國家與社會互動的重要橋樑，是緩解官民衝突、整合鄉村人力與資源，為鄉村提供公共品所不可或缺的角色。把義莊放在國家與社會的互動框架之中，才能去理解理解義莊的意義。

無錫華氏義莊，雖是中國古代慈善史上的個案，但由其中，可以管窺中國傳統社會的複雜生態。可以看到社會秩序如何依靠紳士階層維持，宗族力量如何凝聚族人，教化如何在經濟補助中推行等等。再現華氏義莊的歷史，最終還是從其中探討挖掘傳統文化中的精華，用歷史上諸多先賢的嘉言懿行垂範鄉里，涵育文明鄉風，讓優秀的價值觀在鄉村深深紮根。同時，以鄉情、鄉愁為紐帶，吸引和凝聚各方面的成功人士，用其學識專長、創業經驗反哺桑梓，建設美麗社會。

[1] [宋]施宿：《（嘉泰）會稽志》卷二十，清文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2] [清]《邑紳衿顧開陸等具呈覆本縣稿》，《華氏義田事略》，同治四年（1865）詒谷堂刻本，頁十四。

[3] [清]《創建義莊家議》，《華新義莊事略》卷上，光緒辛丑年（1901）存裕堂刻本，頁一。

[4] [清]《給貼投縣稟稿》，《華新義莊事略》卷上，光緒辛丑年（1901）存裕堂刻本，頁五。

[5] [清]《給貼投縣稟稿》，《華新義莊事略》卷上，光緒辛丑年（1901）存裕堂刻本，頁六。

[6] 唐文治：《華子隨先生傳》，朱洪元，薛慰祖主編：《盪口史話》，鳳凰出版社2008年版， 第310頁。

[7] 《江南鄉試題名全錄》，《申報》1873年11月10日。

[8] [清]華鴻模：《建庄原始記》，《華氏新義莊事略》卷下，光緒辛丑年（1901）存裕堂刻本，頁五十八。

[9] 錢穆：《華繹之傳》，《盪口史話》，鳳凰出版社2008年版，第312頁。

[10] [清]馮桂芬：《顯志堂稿》卷四，《武進盛氏義莊記》，《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79輯，台北文海出版社1981年版，第406頁。

[11] [清]《始建三省公祠記》，《華新義莊事略》卷末，光緒辛丑年（1901）存裕堂刻本，頁十六。

[12] 華宗康，字思淳，號三省，生活於明初。華宗康平生不尚浮靡，藏書萬卷，誦讀不輟，著有《詩學啟蒙》《鵝湖集亨》《三省集》等作品，耆壽而終，葬於椿桂山。因為華宗康義號「三省」，其後裔又稱三省公支。

[13] [清]《始建三省公祠記》，《華新義莊事略》卷末，光緒辛丑年（1901）存裕堂刻本，頁十七。

[14] [清]《始建三省公祠記》，《華新義莊事略》卷末，光緒辛丑年（1901）存裕堂刻本，頁十八右。

[15] [清]《三省公建祠記》，《華新義莊事略》卷末，光緒辛丑年（1901）存裕堂刻本，頁二十。

[16] [清]張永銓：《先祠記》，《皇朝經世文編》卷六十六，清道光七年（1827）刻本。

[17] 華敦禮：《盪口華氏義莊概述》，《無錫縣文史資料》第四輯，無錫縣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1986年版，第59頁。

[18] [清]《續申條規十二則》，《華氏義田事略》，同治四年（1865）詒谷堂刻本，頁七。

[19] 《無錫盪口區義莊田調查》，錫山區檔案館藏檔，檔案號XB1-01-06-64。

[20] [清]《續申條規十二則》，《華氏義田事略》，同治四年（1865）詒谷堂刻本，頁六。

[21] [宋]牟巘：《范文正公義學記》《陵陽集》卷九，民國吳興叢書本。

[22] [清]《華氏新義莊事略》卷上，光緒辛丑年（1901）存裕堂刻本，頁二。

[23] 「貼括」是科舉考試時考生押的重點題。試貼經一科考試中，考官常從經書中選擇偏僻晦澀的章句為題考試，考生們也相應選擇冷僻的經句，編成易於記憶的歌訣，誦讀之後，以應付貼經考試，故稱「貼括」。「韻語」則是詩詞考試。

[24] [清]姚清褀：《華氏懷芬文社記》，《華氏新義莊事略》卷下，光緒辛丑年（1901）存裕堂刻本，頁二十一。

[25] 黃振源：《果育學堂和鴻模高等小學》，《無錫文史資料》第六輯，無錫縣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1988年版，第38頁。

[26] 錢穆：《果育學校》，《無錫縣文史資料》第四輯，無錫縣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1986年版，第33頁。

[27] 《私立果育高等小學校變更校名請備案由》，《江蘇教育行政月報》 1914年第9期，第25頁。

[28] [清]華嘉植：《華氏文獻略》，道光十二年（1832）刻本，頁二十六。

[29] 清軍入關後，無錫隸常州府，雍正二年析無錫為無錫、金匱兩縣，統稱錫金。無錫縣在西, 金匱縣在東, 盪口屬金匱。民國初年，兩縣又合併為一，直屬於江蘇省蘇常道。

[30] [清]《開呈華進思履歷事實冊》，《華氏義田事略》，同治四年（1865）詒谷堂刻本，頁三。

[31] [清]《開呈華進思履歷事實冊》，《華氏義田事略》，同治四年（1865）詒谷堂刻本，頁五。

[32] 同治六年五月二十六日，江蘇布政司丁日昌辦發《禁止停棺不葬》，通飭全省官民：「限本年十月底止，有力者自行營葬，無力者由親屬報明善堂，代為殯埋。其餘無主各棺，責成善堂，通行收埋義冢，分別男女，編號立石，有姓氏者開具姓氏。無姓氏者，開明原在某處收取，立簿登記，以便日後子孫赴堂領歸改葬。」《江蘇省例·禁止停棺不葬》。

[33] [清]林枝春：《與劉安察使論速葬之法書》，《皇朝經世文編》卷六十八，清道光七年（1827）刻本。。

[34] [清]《公墓立案稟稿》，《華新義莊事略》卷末，光緒辛丑年（1901）存裕堂刻本頁三。

[35] [清]《公墓立案稟稿》，《華新義莊事略》卷末，光緒辛丑年（1901）存裕堂刻本，頁四。

[36] [清]《公墓立案稟稿》，《華新義莊事略》卷末，光緒辛丑年（1901）存裕堂刻本，頁四至頁五。

[37] [清]《公墓立案稟稿》，《華新義莊事略》卷末，光緒辛丑年（1901）存裕堂刻本，頁五。

[38] 《招領靈柩》，《申報》1884年1月10日。

[39] 錢穆：《中國文化史導論》，商務印書館1994年版，第5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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