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設了一個圈套，讓全國風聲鶴唳人人自危，最終徹底毀了大清

1772年，乾隆下旨命令地方督撫搜訪民間藏書。早在繼位之初，他就曾下旨要求地方官員們採買書籍，但效果不佳，於是他再次要求各地督撫學政征書。

從充實內府藏書，到禁毀書籍，乾隆步步為營。在此前的一道諭旨里，他寬慰各地官員，文人著書立說，各抒所長，自己斷不會因為書中有敏感文字而罪及收藏者，各地官員這才大量呈送書籍。此後的一系列文字獄表明，這不過是皇帝設好的一個圈套而已。至1774年，乾隆更借編纂《四庫全書》之機，開始了一場浩大的禁書運動。諭旨中明示了禁書的原因：「明季末造，野史者甚多，其間毀譽任意，傳聞異詞，必有抵觸本朝之語……」

滿洲人海成是乾隆樹起來的查繳書籍的典型，他被委任巡撫至出版藏書大省江西，主導這場運動。海成不負所望，利用官府在基層的合作者或代理人，將查禁範圍深入到家族和家庭等私人空間。乾隆對此深為讚許，下令各省督撫都要照海成的法子辦。

帝國大員們覺察到了皇帝的用心，不敢不行動起來，他們動員帝國下層的官吏介入到這項運動中去。學政、被選出來的士紳、閑職人員都被派到本地四鄉，代為清查書籍。各人皆有負責的地區，清查後要取印結，此後如果在該地查出禁書，該人必須負責。

到1776年底，江西一省查繳禁書多達八千部。然而，海成這位急先鋒，居然成為查禁運動中第一個倒下的高級官員。當乾隆在《字貫》序文凡例中發現「大逆不法」之言時，即申飭海成，將如此嚴重的案子「委之劣幕」，可以說是「天良盡昧」。接著，這位曾經的「能吏」被革職交刑部治罪，最後被判斬監候，秋後處決。

無疑，海成的腦袋是被乾隆「借來」一用。皇帝的寵臣辦事不力也難逃一死，這自然對其他官員形成一種巨大的壓力。同時，縣府一級官員沒有被革職治罪，但在上諭里，皇帝警示廣大官吏「倘所屬內或有不法書籍刊布流傳」，那麼就要嚴查重治，否則一旦被發現則從重辦理。這種恩威並施的權術，對各地官員們的心靈有極大的震撼和警策作用。從此，查辦禁書狂潮迭起。

如果說此前的查禁，還主要是查書中是否流露了對滿人統治的不滿、思想是否出軌、是否違背學術傳統等方向，此後則進入知識是否正確的廣大領域。於是，查禁的範圍，從前代遺書進入時文著述，從藏書樓、書鋪到個人家藏，從經史子集到族譜地方志，乃至戲曲劇本樂譜，最後連各地名勝古迹的題詠、碑文門匾，皆被嚴格審查。無疑，政府權力在禁書過程中實現了前所未有的擴張。

翻閱雷夢辰編著的《清代各省禁書匯考》，在書目條下有禁毀說明文字。「語多違礙」「妄誕」「鄙俚不俗」「語涉感憤」「語多不撿」「不倫語句」，都是最常見的禁毀理由。很難想像，一個處於18世紀的讀書人，他要如何下筆，才能避開防不勝防的雷區。《字貫》案發次年，一位住在北京的耶穌會傳教士寫信說：「在這裡，說一句反抗政府的話就會遭到死刑的懲罰，甚至讀一本說政府壞話的書也是死罪。」

為了營造玫瑰色的盛世，帝國規定用什麼知識來形塑人們的精神世界，禁毀一切稍涉創造性的知識與思想。在晚清，這種禁制力量卻造成反滿思潮的強大反彈，那些隱匿在書架深處的禁毀書籍，每一部的重新面世，都喚醒當地人的歷史記憶，成為刺向帝國心臟的匕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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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庄秋水

文章來源｜《百家講壇》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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