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虐的西漢為什麼沒有像秦朝一樣二世而亡？

之前三解已經寫了兩篇文章，一篇關於漢高祖劉邦留給子孫的合法性難題，屬於談理論，另一篇關於漢高祖劉邦留給子孫的金融難題，屬於談現實，很多人覺得兩者沒有關聯，今天我們就理論聯繫下實際，從字縫裡讀解一些人情世故、權謀故事之外的東西。

01

百戰得天下的漢高祖劉邦，無論他打仗的手藝是高是低，滅亡楚霸王他究竟出了多少力，在面對千瘡百孔的帝國時，最具習慣的工具和依靠，終究是他麾下的武力。

《史記·劉敬叔孫通列傳》中記錄了穿著破爛羊皮襖覲見皇帝的婁敬所說的一段話：

且夫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卒然有急，百萬之眾可具也。因秦之故，資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謂天府者也。陛下入關而都之，山東雖亂，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夫與人斗，不搤其亢，拊其背，未能全其勝也。今陛下入關而都，案秦之故地，此亦搤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

翻譯過來就是，你進關中建都，關東再亂，退，可以保有秦國故地，進可以與天下斗，就和人打架一樣，掐住對手的脖子咽喉，狠錘後背，可以穩贏，你入關建都就是這個效果。

劉邦為什麼聽了動心？

他殺人放火爭天下，屠城的事兒都沒少做，還指望著關東的老百姓把他當「大救星」感恩戴德？不可能，他唯一可依賴的，就是這三千豐沛老兄弟，加上六十萬漢軍老兵，槍杆子裡面出政權，說別的都白玩。

大不了再打一次！

所以，劉邦將隨他平定天下的功臣們遷入了關中，《漢書·高帝紀》記載：

（高帝十二年）三月，詔曰：「吾立為天子，帝有天下，十二年於今矣。與天下之豪士賢大夫共定天下，同安輯之。其有功者上致之王，次為列侯，下乃食邑。而重臣之親，或為列侯，皆令自置吏，得賦斂，女子公主。為列侯食邑者，皆佩之印，賜大第室。吏二千石，徙之長安，受小第室。入蜀、漢定三秦者，皆世世復。吾於天下賢士功臣，可謂亡負矣。其有不義背天子擅起兵者，與天下共伐誅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這封詔書的大意是，我對功臣們夠意思了，有大功者封王，差一點的封侯，再差一點的也有食邑（爵位在七大夫以上）。列侯建國，自己任命官吏官吏，吃賦稅，還在長安有大宅第；二千石的高官則遷到長安，有小宅第，跟著他進蜀中又打回三秦的老兄弟，則世代免勞役。

「亡負」就是「無負」，我對得起你們，你們也得對得起我，如果有人造反，你們這些老兄弟得幫我收拾他！

想想劉邦這道詔書喊話的對象，肯定不是被他遷徙的六國豪傑， 而是跟隨他的老兄弟、老兵們，也就是明確地劃定漢初「既得利益集團」的範圍。

這個重點畫得好，我們看看數字。

劉邦共封列侯（徹侯，後避漢武帝諱改）145人，其中只有6個是他的親屬，當然像沛侯劉濞後來就封了吳王，這是另一回事，異姓功臣侯就有139個；二千石吏數目不詳，不過漢高祖時郡級單位很少，加中央朝官，總數應在100個左右；七大夫以上的高爵，準確數目不詳；入蜀、漢定三秦者則相對清晰，當時經過逃亡離散，剩3萬人左右，即便經過楚漢戰爭的傷亡，應該也有1萬人以上。

以上這些屬於經歷過考驗的「老兄弟」，屬於特殊人群，還有跟隨他參軍的吏卒，《漢書·高帝紀》裡面記錄了「高帝五年詔」：

軍吏卒會赦，甚亡罪而亡爵及不滿大夫者，皆賜爵為大夫。

也就是說，所有漢軍都被賜「大夫」爵位，按照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戶律》的規定，凡有「大夫」爵位者，受田5頃（500畝），也就是成為了小地主。

而僅垓下之戰，參戰的漢軍就有60萬人，以「五口之家」來算，就是300萬人，他們擁有的特權就是本人和本戶家人免勞役。

以上所有的「既得利益集團成員」加起來，佔全國總人口的16.7%-20%，應授田面積，佔西漢末年（漢平帝時）全國總耕地（82705.3萬畝）的38%，現實是漢初肯定沒有那麼多耕地（人口是西漢末的1/4），也就是說，有可能佔到50%以上。

什麼叫統治基礎？這就是。

02

不過，劉邦沒有意識到的問題是，「既得利益」只是他為功臣之前的服務付的「尾款」，之後的服務，可不是免費的呦。

《史記·酈生陸賈列傳》記載了這樣一個故事：

陸生時時前說稱詩書。高帝罵之曰：「乃公居馬上而得之，安事詩書！」陸生曰；「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昔者吳王夫差、智伯極武而亡；秦任刑法不變，卒滅趙氏。鄉使秦已並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

高帝不懌而有慚色，乃謂陸生曰：「試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敗之國。」陸生乃粗述存亡之徵，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嘗不稱善，左右呼萬歲，號其書曰「新語」。

這段引文信息量比較大，加粗部分是劃的重點，咱們慢慢解釋。

陸賈是漢軍的老資格，劉邦與項羽分兵，入關中時，就派酈食其和陸賈兩個辯士糊弄武關的秦軍守將，略等於抗戰前參加革命的資歷，劉邦對他文化人的說話方式很反感，張嘴就是：

「你爸爸我」，或者「老子」，馬上得天下，用得著你那些鳥玩意兒嗎？

陸賈的回復，也並不是談《詩》、《書》有多好，反而談「秦任刑法不變」，指責的是秦的律令制度有問題，更直接反問，要是秦朝好好乾，哪有你的份兒？

劉邦「不懌而有慚色」，換個詞就是「惱羞」，卻沒有成怒，所以才命令陸賈總結前代的經驗教訓，系統討論「秦何以亡，漢何以興」。

對於劉邦和陸賈的這段對話，過往的解釋是講「仁義」、講「意識形態」，而忽略了一個隱藏信息，那就是對於這些「老資格」而言，作為「開國神話」的參與者，甚至就是操作者，創業合伙人們對於新鮮出爐的皇權不可能有什麼真正的敬畏之心，他們心知肚明，你劉邦有今天不是你有多優秀，而是你「撿了個漏」，就連天下是「居馬上得之」，還是摘項羽、韓信桃子得之，都要畫個問號。

這個「漏」你要不想被別人撿去，你就得和秦朝不同。

這種平等、直白地關係，不可能因為叔孫通個老儒生定了朝禮就發生根本的改變，這些大將、名臣們只不過不再用砍大殿柱子的方式公開表示不滿罷了，要知道，這段對話，《史記》記錄在陸賈冊封趙佗回長安之後，也就是漢高帝十一年（公元前196年），此時漢高祖劉邦已經六十一歲，異姓諸侯王已經收拾得七七八八，換上了劉氏子侄，政權傾覆的直接威脅解除，確實有時間、有精力考慮怎樣才能讓劉氏江山萬萬年了。

沒想到的是，又過了一年，劉邦的身體急轉直下，漢高帝十二年三月，他才頒下了上文中那道通篇都是「我對得起你們，你也得對得起我」的詔書，基本可以算作他的政治遺囑。

僅僅一個月後的四月甲辰（二十五日），漢高祖劉邦駕崩於長樂宮。

這個時候，輪到接掌帝國大權的呂雉頭疼如何購買「勛貴們」的服務了，《史記·高祖本紀》這樣記錄劉邦死後的情景：

四月甲辰，高祖崩長樂宮。四日不發喪。呂后與審食其謀曰：「諸將與帝為編戶民，今北面為臣，此常怏怏，今乃事少主，非盡族是，天下不安。」人或聞之，語酈將軍。

「怏怏」就是不爽，原因就是諸將和劉邦都是老百姓出身，現在地位突然不平等了，你是君，我是臣，你說你是老天爺的兒子，是天子，我們都認識你爸爸劉太公啊！伺候老子都不服，何況兒子？乾脆全宰了他們好了，也算消除隱患。

這裡最驚悚的其實不是呂后的計劃，而是「人或聞之」，也就是有人聽到了這個消息，告訴了要被「族」的人，酈將軍，《漢書》指明是酈商，漢朝的曲周侯。

試問，即使沒有酈商勸審食其說服呂后，呂后一意孤行，在宮禁被滲透得如此厲害的情況下，這個計劃有可能成功嗎？

做夢！

03

沒法消滅對方，自然只能合作。

《史記·平準書》記載：

孝惠、高後時，為天下初定，復弛商賈之律……而山川園池市井租稅之入，自天子以至於封君湯沐邑，皆各為私奉養焉，不領於天下之經費。

這一段話，重點在於改變漢高祖採取的對商賈的歧視政策，尤其是「重租稅」以困之的手段，進而提及「山川園池市井」，其實就是工商業收入，「山川園池」是所謂的「山澤」，即非耕地，這部分土地資源在封建時代，都是被封建主壟斷的。

比如，13世紀的英國斯塔福德郡，農奴去林地（屬於領主）里伐木，要繳納一筆「林地稅」；當一位農奴要買賣牲口或穀物，領主要收「准許費」；當農奴要使用森林、荒地、河流等公地時，領主要收「使用費」，據統計，領主徵收的這些稅收占農奴全年收入的40%。

在秦代，這部分土地資源屬於皇帝所有，歸屬於「少府」管理，郡、縣也設有少府，稱「少內」，在秦制的「山澤之禁」下，並不是禁止使用和開發山澤資源，而是由「少府」管理的各種刑徒來進行生產、開發，或者允許百姓在繳納租、稅後使用，利益歸屬於皇室。

等到了漢代，天子以下有諸侯王、有列侯、有湯沐邑，這是不同級別的封建主，也就是裂土分茅的「國」，其境內的「山川園池市井租稅之入」即可作為「私奉養」，天子轄區內的依舊歸屬少府，諸侯王、列侯、湯沐邑境內的則歸屬其「私府」。所以，《史記》里才說，這部分租稅之入，也就是「資源使用費」，就足以奉養「封君」，而不需要領用國家財政收入。

對照《漢書·荊燕吳傳》看看：

會孝惠、高後時天下初定，郡國諸侯各務自拊循其民。吳有豫章郡銅山，即招致天下亡命者盜鑄錢，東煮海水為鹽，以故無賦，國用饒足。

也就是說，非農收入已經足夠吳國的國家開支，同時也指明了，在漢惠帝和呂后執政的時代，各個諸侯王、列侯在經濟上有非常大的自主權，三個字：隨你玩。

山澤園池，是「工」的基礎，《史記·貨殖列傳》里說：

安邑千樹棗；燕、秦千樹栗；蜀、漢、江陵千樹橘；淮北、常山已南，河濟之間千樹萩；陳、夏千畝漆；齊、魯千畝桑麻；渭川千畝竹……

這些東西就是當時的「工業原料」來源，當然，也有直接就是產品的，比如棗、栗、橘、竹子，雖然不是糧食作物，卻是販運天下的商品，有了商品，就有了「市井」的收入，也就是商業、商稅。

工商業的大興，讓眾多列侯、勛貴將目光從立軍功、拜高爵、占田宅的秦朝模式中跳出來，看到了另一個可能性，即「陞官、發財兩條路」。

最重要的是，作為帝國最大的領主，偏居長安的皇室能夠在關東眾多諸侯王、列侯、封君的繁榮的市場中抽成獲益，對方的力量漲一分，漢朝中央的力量就漲三分，同時，呂后還採取了更絕的手段——單向禁運。

據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津關令》，呂后時期，漢朝嚴禁黃金、銅、鐵私自運出關中，並嚴禁諸侯王國人在關中購買馬匹。

作為漢朝的封臣，各個諸侯國肯定不敢這麼直白地控制物流，否則就成了事實上的謀反了，所以，這就是漢朝中央政權利用政治特權耍流氓，在經濟上給各個地方勢力加一圈緊箍咒。

等到數十、百年後，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點出了這場大變革的成果：

故關中之地，於天下三分之一，而人眾不過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

換言之，即漢朝皇室的關中根本之地，土地只有天下的1/3，人口只有30%，財富卻佔到整個中國的60%，這場不見血的「經濟戰爭」，終究還是漢朝皇室取得了壓倒性的勝利。

當然，既然不動刀兵，諸侯王、列侯們即便失敗，仍不失為「富家翁」，雖然只是「暫時」。

04

幫助漢朝皇室取得這場勝利的，當然不是它的「老兄弟們」。《史記·劉敬叔孫通列傳》記載了劉敬（即婁敬）勸諫劉邦實施的一個重要舉措：

夫諸侯初起時，非齊諸田，楚昭、屈、景莫能興。今陛下雖都關中，實少人。北近胡寇，東有六國之族，宗彊，一日有變，陛下亦未得高枕而卧也。臣原（願）陛下徙齊諸田，楚昭、屈、景，燕、趙、韓、魏後，及豪桀名家居關中。無事，可以備胡；諸侯有變，亦足率以東伐。此彊本弱末之術也。

翻譯過來，就是秦末大亂，靠的就是齊國的田氏，楚國的屈、景、昭三氏，劉敬（也就婁敬）建議劉邦，莫不如遷徙這些豪傑大族進關中，沒事兒的時候可以防禦匈奴，有事兒的時候有力量東征。

劉邦同意了，《漢書·高帝紀》記錄了實施詳情：

（高帝九年）十一月，徙齊、楚大族昭氏、屈氏、景氏、懷氏、田氏五姓關中，與利田宅。

毫無疑問，對於馬上取天下的劉邦而言，他遷徙六國豪傑一方面是給自家諸侯王子侄清理門戶，此時，齊國在他長子劉肥手裡，楚國、荊國在他弟弟劉交、族兄劉賈的手裡，說實話，戰鬥力都一般，憑他們和六國後對抗，難保不再出個楚懷王、田橫之流。

另一方面，這些豪傑大族有人才，有土地，又在家鄉有聲望，在古代這就意味著能夠輕易拉起隊伍、意味著戰爭潛力，這種力量掌握在關東諸侯王手中，本就是太阿倒持，很可能反噬關中的皇室。

這部分人數量還真不少，達到了十幾萬人。

所以，在《二年律令·津關令》里，嚴格要求了與關東諸侯國交界的漢關，嚴禁人口出關，比如在《奏讞書》里就記錄了齊國臨淄小吏幫助一個田姓女子出關的案例，最終兩人都被判刑，可見當時關禁對於關中人口流失的防範。

事實上，劉邦的這種「遷徙豪傑」的舉措並非首創，秦始皇當年就曾遷徙六國後，所以，這裡面最重要的不是遷徙，而是遷徙的方式，翻閱《史記·貨殖列傳》可見：

蜀卓氏之先，趙人也，用鐵冶富。秦破趙，遷卓氏。卓氏見虜略，獨夫妻推輦，行詣遷處。

這是秦朝遷徙豪富的方式，原來六國的富戶， 搞到只剩下兩口子從今天河北邯鄲的趙國搬到四川的臨邛，這是重頭再來的節奏。

而漢高祖的遷民，有「與利田宅」的優惠，所以，遷入關中的豪強巨族反而發揚光大了，他們一方面充分利用從優授予田宅的政策，另一方面施展他們與秦漢律令體系對抗的最強武器——宗族，成為最後的贏家。

要知道， 在秦漢的《戶律》體系里，成年男子必須分家，成為新的「納稅戶」，並以此為單位「名田」、納稅、服役，豪強巨族們不能抗拒法律意義上的分家， 卻可以在「分戶」之後仍舊保持「聚族而居」，再在家族的統一調配下，安排生產，販運出產。

按照《二年律令》中的標準，一個無爵男子，可以「名田」一頃，也就是100畝，一個有100男丁的大族，就可以合法擁有10000畝的耕地，「與利田宅」的政策下，這個數字可能就要擴張為兩倍、五倍或十倍，自然可以田連阡陌，富甲一方，無論耕種還是販賈，都是不容忽視的恐怖力量。

《史記·貨殖列傳》載：

關中富商大賈，大抵盡諸田，田嗇、田蘭。

從漢高帝九年（前198年）到司馬遷撰寫《史記》的時代（前104年），至少94年的時間，諸田家族長盛不衰， 而且還是明確的「富商大賈」，也就是商業世家，正經的百年老店。

當然，在漢武帝時代來臨之前，這些「百年老店」一直是漢帝國的底牌，而不是國家的敵人。

05

如果說，在漢高祖劉邦的時代，皇權與劉姓諸侯王相處的方式是「親戚之情」，與異姓功臣列侯相處的方式是「朋友之義」，與軍功階層舊部相處的方式是「賞功之恩」，與天下百姓相處的方式是「刑殺之威」。

那麼，在漢惠帝、呂后的時代，皇權與劉姓諸侯王相處的方式就是「武力威懾」，與異姓功臣列侯相處的方式就是「利益贖買」，與天下百姓相處的方式就是「大家發財」。

相對於劉邦時代涇渭分明的「軍功既得利益階層」和「受統治、受防範的人民」，惠帝和呂后治下的漢帝國，向著建構「全民政權」的方向又邁進了一步，漢帝國只承諾為一部分功臣的服務繼續「支付尾款」，即諸侯王、列侯。

《史記·呂太后本紀》記載：

（高後七年七月）辛巳，高後崩，遺詔賜諸侯王各千金，將相列侯郎吏皆以秩賜金。

這是呂后的遺詔，要賜各諸侯王每人1000斤黃金，將、相、列侯以至於郎吏，都以「秩」分檔次賜不等的黃金。所謂「秩」，類似於後世的官品，不過是以糧食計數的年薪劃分等級，有「萬石」、「中二千石」、「二千石」、「比二千石」、「千石」、「六百石」等多級，西漢丞相秩「萬石」，郎吏中最低的郎中，秩「比三百石」。

這裡最重要的信息就是，呂后臨終的賜金，只涵蓋了諸侯王、列侯，官吏，其中諸侯王不必說，官吏也不必說，列侯則是秦漢二十等爵制的最高等，其下的十九級爵位，在漢高祖劉邦的眼中，還是非常重要的，甚至在「高帝五年詔」中特別要求：

異日秦民爵公大夫以上，令丞與亢禮。今吾於爵非輕也，吏獨安取此！……其令諸吏善遇高爵，稱吾意。且廉問，有不如吾詔者，以重論之。（《漢書·高帝紀》）

劉邦首先回顧了秦朝爵位的貴重，擁有公大夫以上爵位者，可以與縣令、縣丞分庭抗禮，又強調，朝廷對於爵位非常重視，地方的小吏怎麼敢慢待這些有爵功臣？如果還有不遵詔書辦事的，要從重處罰。

可見劉邦時代的「重爵」，也就是善待權貴之外的建國功臣，而呂后的遺詔則是另一套邏輯，即除列侯之外，其餘十九級爵位都忽略掉， 賜金的檔次，只以現任官員的職級而定，換句話說，就是「重官輕爵」。

新的時代里，呂后劃掉了六十萬漢軍老兵，也劃掉了他們的幾萬名軍官，只保留了他們曾經的統帥（列侯）作為漢帝國合伙人的身份。

當然，作為新朝曾經的「既得利益者」，在新時代的競爭里，他們仍是「搶跑者」，卻不一定是領先者。

按照《二年律令》，最低一級的公士也要授田一頃半，即150畝良田，而劉邦已經給所有的老兵都授予了大夫爵位，也就是至少有良田500畝。看起來不少了是不是？如果按照老婆孩子熱炕頭的傳統理想，這個功勞簿躺個幾輩子也值得了， 但是，不行。

因為「名田制」有一個核心要點，就是田隨爵走，如果上代的高爵者死亡，他名下的土地和宅地，要看繼承人的爵位高低決定去留，如果低於上代，則要將超出規定部分交還給國家，重新授給他人。

《二年律令》所見「名田制」授田宅及繼承爵位等級標準。田的單位為頃，100畝，每畝240平方步；宅的單位為宅，每宅900平方步

從上表可知，除了徹侯（即列侯）、關內侯的繼承人可以繼承爵位之外，以下的爵位全部要減等繼承，以大庶長為例，占田90頃，9000畝良田，其後子只能繼承「公乘」，法定占田為20頃，2000畝，即要交回7000畝良田。

這個制度脫胎於秦制，本意是為了鼓勵繼承人立軍功、授高爵，但是漢初自惠帝之後，息兵罷戰，不再以戰爭為國家機器的核心任務，這就直接導致最初的「軍功授爵階層」面臨嚴重的「階級下行」壓力。

直白地說，對於漢朝的老百姓來說，種地、打仗，得爵位，再種地、再打仗的雪球滾不下去了，土地反而成為最不牢靠的「資產」，根本不能實現農耕社會中常見的財富「保值增值」的作用，以人的自然壽命而論，這波「軍功授爵階層」20歲少壯從軍，在漢高帝十二年（前195年）前，還有大把的軍功授爵機會，以此為界，之後的新生代就很難有這個機會。

以此為界，假定大部分士兵是30歲左右罷兵回家，50-60歲自然死亡，則這波涵蓋漢帝國至少50%耕地的「土地使用權到期」高潮應該出現在漢文帝五年（前175年）—漢文帝十五年（前165年），所以下期我們會重點談談漢文帝。

然而， 在西漢王朝的「土地政策」沒有明晰之前，什麼東西最牢靠？

當然是錢。

這也是漢帝國初年的合法性問題與金融問題的最終交匯：

當人民還沒有經過漫長時間的浸泡，最終習慣一個新政權的時候，質疑皇權血統的功臣列侯、憎恨帝國統治的六國巨族、擔心利益喪失的軍功階層，以及渴望更大權力的諸侯王們，唯一共同關心的話題和目標，就是「賺錢」。

「大家發財」——這才是呂雉這個巨富之女為漢帝國的列車扳開的道岔，讓它不再亦步亦趨地跟著秦王朝的前車，走向「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老路。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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