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遊客行納粹禮，無知不代表豁免

「狂熱－犯病」的怪圈，從歷史上看，總是很難打破。曾幾何時，公共氣氛一熱烈，便有少許人忘乎所以起來了，近期有中國遊客在柏林的國會大廈前行納粹禮，不僅迅速被逮捕，後續還面臨德國警方的刑事控告。罪名是「使用非法組織標誌」， 問候禮和旗幟、圖形、制服、口號都在此列。

德國國會大廈。

這兩位中國籍中年男子也許只是開玩笑開過了頭，但他們好像忘了，五年前「915」西安的那位被U型鎖砸癱的男人至今還躺在醫院病床上。他們也忘了，在中國，基本每一年，從官方到民間，都要隆重紀念世界反法西斯運動的勝利。

社會記憶缺失只是狂熱的一方面，各種無知也許才是當下各種五迷三道盛行的原因。這兩位旅德遊客可能既不知道德國的反納粹法律，也厭惡各種政治正確，對反納粹無感，也對身邊發生的各種歧視無感。

但事實證明，無知不代表豁免。

撰文 | 吳強

是常識教育缺失嗎？

就像多次發生的傳銷組織致人死亡事件，除了暴露出傳銷組織多麼無良、殺熟，而且，令人驚詫的是，如此之多捲入傳銷的普通民眾居然敢於限制他人人身自由。從1640年英國人身保護令、到1789年法國大革命發布《人權宣言》以及聯合國1948年的《世界人權宣言》所界定的人類社會基本準則，可以說是形成現代社會最為基礎的原則之一，居然在21世紀仍未能照亮每一個角落。

不少知識分子對類似現象總是痛心疾首，歸咎為常識欠缺，甚至所謂「智商稅」的問題。他們總是熱衷把道德的偏見歸因為智力低下問題，隨時以智商的社會達爾文主義代替種族達爾文主義和階級歧視，幻想再度依靠常識啟蒙來搞定現實問題。這不過是一種二階鄙視。恰恰是這些人，效仿川普對各種政治正確嗤之以鼻，陷入了另一種狂熱和無知之中。

這兩位以身試法在德國國會大廈前行禮如納粹的中國遊客，在這意義上，大概也算是「反政治正確」的表現。他們不知道，反對政治不正確並且形成一個普遍的社會倫理，是1968年法國五月風暴後逐漸轉型、形成的新社會運動逐漸深入人心的結果，一個溫和左翼的進步主義價值體系隨著各種具體的對政治不正確的批判而逐漸植入歐美社會的主流。這是今天被某些人嘲為「傻白甜」的政治正確的來源。

而無論1968年的法國，還是後來形成的左派政治倫理，其根源都可追溯到德國學生從1950年代中期開始的反納粹運動，包括對當時阿登納政府內部老納粹政客的反對，和對大屠殺、對現代性的反思。他們在反思中重建了德國和歐洲戰後的公民社會，也重建了反思性的思維模式，以及行動。

直到今天，德國的反法西斯主義者在每年五一節還會在街頭與極右勢力展開對毆。他們是綠黨的最初支持者，也大力支持容留難民的政策。他們的反納粹主張，如反對納粹的一切標誌、表達和集會，得以在1968年的革命大潮中通過立法表決，成為刑法86a的法條，取代了稍早(1960年)且較狹窄的96a條款 。

之後的社會進步我們都知道，社民黨的勃蘭特總理1970年12月7日在華沙猶太人起義紀念碑前歷史性地下跪，揭開了東西方緩和的序幕。中國對西方的緩和政策，也幾乎同時發生。

1970年12月7日，聯邦德國前總理勃蘭特跪在波蘭猶太死難者紀念碑前。

政治正確不是一天形成的

類似的，無論法國的女性墮胎權，還是戰後北美黑人民權運動，都伴隨著抗爭——（司法審查）——立法的路徑，然後擴展為更為廣泛的政治正確觀念，法律的道德化和道德的法律化相互作用，在對政治不正確的批判和摒棄中，政治正確也才可能進入新的所謂常識，塑造大眾共識，推動社會進步。

還以德國為例，刑法86a條款規定的「違憲組織和標誌」，是由德國憲法法院歷年裁定所積累的禁止清單，包括1952年禁止的「社會主義帝國黨」、 1982年禁止的德國人民社會主義行動黨／勞動黨、1983年禁止的民族社會主義行動前線、1992年禁止的德國另類和民族前線、1994年禁止的維京青年、1995年禁止的自由德國勞動黨、和2000年禁止的血和榮耀（德國分部）等。

圍繞這些黨派是否損害德國基本法、是否危害德國民主，德國憲法法院對公民社會和政黨提出的禁止極端主義政黨的要求極其慎重，有的裁定和解釋文本超過300頁。這些繁複的法理解釋，通過公共知識分子和媒體的翻譯和轉介，才逐漸形成普遍的政治正確觀念，將那些極端政黨的支持者始終約束在一個極小的範圍內，不致危害德國秩序。少數人的狂熱和極端主義也因此不僅可能通過「軍事民主」也就是「長牙齒的民主」手段得到遏制，更因公民社會所支持的對這些極端政治不正確觀念的批判，而在社會生活中難以擴大影響，社會主流得以保持傾向進步而能克服一次次難關。

如漢堡大學政治學教授Peter Niesen所說，那些極端的政治不正確所代表的排外、歧視和民族主義狂熱等，其實完全無法在那些內部人和大致並無歧視所謂「他者」的人們之間構成一個可靠的認同理由，而且是對一個無需認知而形成的政治共同體的背叛。

嘲笑政治正確，

可能滑入另一種危險

只是，傳統公共知識分子往往也止步於此，並不肯繼續深入、擴展現代人類共同體更多的政治正確。他們繼續以常識，而不是以與那些政治不正確鬥爭的方式引入更多的進步主義觀念。或許是因為他們的主體，那些倡導常識革命的，仍然停留在自髮式的思維模式里，儘管即使在現代社會這一人類原始的自發思維模式也被進化心理學所包裝。

人們或許不相信五行中醫，卻相信自私的基因， 然後繼續被社會達爾文主義控制其心智，傾向於將一切都歸結為利益，還是物質主義的利益。

如此繼續自發性的思維模式中，自然更樂意順其自然地沉浸在各種常識概念和口水話語中，早就忘卻了許多所謂常識其實來自人類的反思、尤其是對現代性的反思。在各種對政治正確的倡導中， 例如，相比德國法學家更為激進的義大利憲法學者羅伯托.博比奧，他的論文集《權利的時代》最近也出了中文版。幾乎所有的政治不正確都能在博比奧對法西斯主義的定義當中找到根源，歷史經驗也無數次地證實。比如，川普當選後的幾個月，3K黨就變得異常活躍。

在一個嚴格禁止納粹的國家行納粹禮，不僅僅是對常識的無知，也相當於是一種對政治正確的嘲笑。這種行為，在本質上也可能成為法西斯主義的一部分。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騰訊《大家》專欄公號「大家」（ID: i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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